許毓良

十七世紀一百年的時間，不管是荷蘭、西班牙時期、鄭氏時期，還是步入清代，每一次政權轉移必定與戰爭有關。這說明臺灣為四戰之地，具有重要戰略地位。因此從荷西時期開始，歐洲殖民者就在臺灣與澎湖興建不少軍事建築，做為防守依據。我們可以看一下清初的地方志，如何形容它們。

1.城堡(堡壘)

臺灣歷史上第一部地方志，康熙二十八年(1688)由臺灣知府蔣毓英編纂《臺灣府志‧規制志》，對於軍人駐防而非百姓居住的四座城堡，有著隻字片語的敘述：

                  紅毛城在鳳山縣轄安平鎮，係紅毛歸一王所築。周圍廣二百二十七丈六尺，高二丈六尺

                  ，設門二。辛丑年鄭成功率舟師下之，即其城而居焉，今尚存。

                  赤崁城在府志西北隅，近海。周圍廣四十五丈三尺，高約三丈六尺。無雉堞之設。

                  名雖為城，而實樓榭，故又名紅毛樓，紅毛酋長居之。鄭氏因以貯火藥軍械，今因之。

                  淡水城在淡水江口，屬奇獨龜崙社，今頹圯。

                  雞籠城紅毛所建，今圯壞。

                  澎湖暗澳城，明嘉靖間都督俞大猷追流寇林道乾至此，因築焉。今頹壞，故址尚存。

                  澎湖瓦銅港澳銃城，係紅毛所築，明金門哨兵尚駐紮于此，今圯。^(註1)

紅毛城就是今天的安平古堡(圖片一)，位於大鯤鯓(臺南市安平區)。荷蘭人初命名為奧倫治城(Orange)，後改名熱蘭遮城(Zeelendia)，成為荷蘭人在臺統治中心。清初先隸屬於鳳山縣安平鎮，雍正九年(1731)改隸臺灣縣。^(註2)歸一王即是最後一任臺灣長官揆一(Frederick Coyett,1615-1687)，清制一尺(量地尺)約為34.5公分，一丈約為345公分 。所以紅毛城周圍廣約785.22公尺，高約8.97公尺，所謂的安平鎮就是鄭成功命名。^(註3)

赤崁城就是今天的赤崁樓(圖片一)，舊名也稱紅毛樓，但荷蘭人命名為普羅岷希亞城(Provintie)。從「樓榭」格局來看，其實不是戰鬥防禦用的城堡，所以沒有雉堞(城垛)。它的周圍廣約156.28公尺，高約12.42公尺。鄭氏治臺充做軍火庫，清代也沿襲下去。

淡水城，就是今天淡水紅毛城。雞籠城位於今基隆市和平島，已經找不到遺跡。西班牙人興建淡水城時，命名為聖特‧道明哥城(Santo Domingo)。^(註4)《臺灣府志》還特別記下清初屬於「奇獨龜崙社」，考該社可能是大洞山社(大屯社、圭北屯社)，但也可能是雞洲山社(雞柔社、雞柔山社、圭柔社、圭柔山社)。^(註5)至於雞籠城在興建時，西班牙人稱它為「至三位一體城」(Santisima Trinidad)。1642年荷蘭人把西班牙人逐出北臺灣時，破壞了雞籠城，並把工料運往淡水城。1664年也就是鄭成功驅逐荷蘭人出臺灣的第二年，荷蘭人又重新回到雞籠圖謀久據。此時荷蘭人修復已經殘破的雞籠城，但是1668年主動撤離雞籠時，又把它炸毀成斷垣殘壁，形成志書紀錄的「圯壞」，不是久未整修讓它慢慢傾倒的「頹圯」。^(註6)

暗澳城在今天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據傳明末已經築有土城，但今天遺跡全毀，也看不出故址位於何處。瓦銅港澳銃城在今天澎湖縣白沙鄉瓦硐村，也是遺跡全毀。不過當地村民祖先不少來自金門，從明末金門哨兵曾駐防於此來看，清初最早的移民，似乎與明末兵防有歷史淵源。^(註7)

事實上十七世紀荷蘭人與西班牙人在臺灣興建的城堡還不只於此。南臺灣的城堡除了紅毛城與赤崁城外，還有所謂的海堡(Zeeburg/安南區)、烏特勒支堡(Utrecht/安平區)^(註8)，以及漢人所稱的「青峰闕礟臺」(嘉義縣布袋鎮)。西班牙人所建的城堡，除了淡水城與雞籠城外，另在今和平島築有la mira、el Cubo、la Retirada堡壘。^(註9)重要的是這些城堡(堡壘)，在步入十八世紀之後結局如何？赤崁城(赤崁樓)因頻年地震，早已不做貯存軍火之用。乾隆十五年(1750)臺灣知縣魯鼎梅移建縣署於右側，反而做為文官辦公衙門。紅毛城(安平古堡)取代赤崁城，成為貯存軍火的地方，乾隆十三年(1748)臺灣水師協副將沈廷耀還擴建房舍，撥兵防守。^(註10)淡水城變成「淡水礮城」，雍正二年(1724)淡水廳同知王汧重修，設東、西二大門，南、北二小門(圖片二)。^(註11)雞籠城變成「(大)雞籠城」，《續修臺灣府志》紀錄的很模糊，只提到淡水營把總一員分防大雞籠城。言下之意大雞籠城似有修復，故在同書其他內容稱有西、南二門(圖片三)。^(註12)

2.營障(營盤)

綠營是清代官方最重要的武力，它是清廷在1644年入關後收編前明軍隊組成；士兵清一色都是漢人，可是將領與軍官可以由漢人、滿族，甚至蒙古人出任。由於該部所使用的旗幟是一面綠旗，加上紅色的滾邊，故名「綠營」。^(註13)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1621-1696)攻臺前，福建綠營總數八萬餘人。隔年克定臺灣不需要如此多的兵力，於是減兵至六萬餘人，他們就是臺閩的總兵力。臺灣綠營編制屬於水師系統，全軍需受福建水師提督(從一品)節制，並配有戰船。最高軍事將領為臺灣鎮總兵官(正二品)，下轄副將(從二品)、參將(正三品)、游擊(正四品)、都司(從四品)、守備(正五品)各級將領。臺灣鎮總兵官指揮的士兵，十七世紀末人數有一萬名，十九世紀中葉增至一萬四千餘名。整體兵力分配，以現今臺灣行政區而言，臺南居冠，其次是高屏、雲嘉、中彰投、澎湖、桃竹苗、臺北(包括新北與基隆)、宜蘭，花蓮與臺東不駐防綠營。^(註14)

值得注意上述將領們平常辦公的地方有何稱呼？蔣毓英編纂《臺灣府志‧規制志》直接稱為「衙門」，如臺灣總鎮衙門、臺灣水師協鎮衙門，此等與文官辦公處所亦稱衙門相同。^(註15)然七年後臺廈道高拱乾編纂《臺灣府志‧規制志》改稱「署」，如總鎮署、水師協鎮署。重要的是該制〈武備志〉又提到「營障」一詞，內容敘述為：

                  臺為初闢地，城郭未建。凡各營障，俱植木為柵欄，四闢其門，週列兵營

                  ，主將居中。惟安平鎮、澎湖惟水師兵伍，各配大小戰艦，在船居多，不

                  設柵欄。^(註16)

再者康熙五十九年(1720)《臺灣縣志．建置志》，內容提到「營盤」一詞，對其描述為：

                  總鎮營盤在鎮北坊，遍植莿桐、環以木柵，東南西北各建草樓。夜則撥兵

                  輪守，以司啟閉。

                  鎮標中營營盤在永康里，規制與總鎮營盤同。中營目兵，環住其內。^(註17)

由此可見除了水師之外，各營將領辦公的地方，都會興建防禦工事加以護衛。它類似今日的指揮部，也就是將領的衙門或署。它是防衛的核心，因此需要「植木」形成藩籬障礙，故稱營障。營障其旁則是「週列兵營」，即是現在認知的軍營，清代稱為「營盤」。營盤四週不但「植木(莿桐)」，更環以木柵做更深層的防禦。不過營盤的出入口會設「樓」，只是草創之初、因陋就簡，建樓的工料就以茅草、草茨搭建，形成「草樓」，並配撥士兵(圖片四)。^(註18)

十八世紀中期臺灣鎮總兵官、臺灣水師協副將署，其衙門概念不是只有與文官辦公地方用語相同而已，還包括建築物的「格局」也相同。乾隆六年(1741)臺灣道劉良璧編纂《臺灣府志‧公署》，就提到鎮守臺澎掛印總兵官衙署在府治鎮北坊，由大門進入儀門(二門)、大堂、二堂，西廊為廂房，東廊為花廳(大廳、正廳外的客廳)。大門外柵欄、轅門(軍營大門)、鼓亭俱備。水師協副將衙署與之相同。^(註19)現在臺灣本島清代古蹟中，已無總兵官衙門的建物，只有金門縣定古蹟–總兵署(金門鎮總兵官衙門)可以參訪。至於總兵官以下的將領衙署不復存在，僅有下淡水營都司衙門透過考古挖掘，在今屏東縣長治鄉德榮村煙墩腳尚有遺跡。^(註20)

3.汛塘

清廷把臺灣納入版圖以後，成為福建省十府二州中的一個行政區—臺灣府，軍事佈防交由綠營負責。值得注意綠營為募兵制，但臺灣綠營的士兵卻不在臺灣就地招募，而是從福建綠營各部散丁抽調，以三年一期輪班戍臺，名曰「班兵」。^(註21)班兵調臺以後，除了少數留在府、縣、廳城由將領指揮調度外，大部分士兵都分發前往汛塘駐守。「汛塘」類似今日軍隊的哨所，它的建築形式從地圖上細查，皆與一般民房無多大差異，唯一不同點就是安置旗桿。如康熙五十九年(1720)《鳳山縣志．附圖》，很明顯看到角宿塘(高雄區燕巢區角宿里)、援剿右塘(高雄市燕巢區安招里)的繪製。不過這二個塘遠離聚落，位置都在道路途中。相較於它們，有些汛塘座落地點，就是在人潮聚集的街肆。如同一張圖的楠梓坑街(高雄市楠梓區五常里)，當中繪出一支旗桿寫著「塘」，就表示楠梓坑塘身在其中。同樣地左側(北側)的中衝崎街(高雄市橋頭區中崎里)，也繪出一支旗桿寫著「塘」，就表示中衝崎塘身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同一張圖繪出的觀音山汛(高雄市大社區觀音里)，除了房屋、旗桿之外，還配有望樓(圖片五)。^(註22)

配有望樓的汛塘，在早期陸路防汛並不多見，可是在水師防汛(海岸線)就很常見。同樣也是《鳳山縣志．附圖》繪出打鼓汛(高雄市鼓山區哨船頭里)與岐後汛(高雄市旗津區旗下里)。重點是除了望樓外，兩個汛防各配有礮臺與煙墩，說明了水師的防禦工事比陸路還來得完整(圖片六)。此外圖五或圖六所示，汛塘的建築都是「一間房子」。但是也有「多間房子」的汛塘，如《臺灣縣志．附圖》繪出桶盤棧汛(臺南市南區大恩里)，總共有五間房子，四周豎立起柵欄，再安放上旗桿。考〈武備志〉紀載此汛千總、把總各一員輪防，步戰守兵七十名駐紮(圖片七)。^(註23)

可惜是現在全臺已經找不到汛塘的遺跡。不過「汛」與「塘」在制度上有差別。大抵「汛」駐守的人數比「塘」還多，而且汛大多有軍官駐防。所謂的軍官，按照清制為千總(正六品)、把總(正七品)、外委(正八品)、額外(從九品)。^(註24)被分配到汛塘的士兵，他們的任務是專責「彈壓」，不能隨意調動。如果遇到動亂，他們必須死守，再等候其他援軍趕到平亂。至於「汛」分配的人數，最多如澎湖八罩汛(望安鄉)，由一名千總率領240名士兵駐守。臺灣本島是鹿耳門汛，由一名千總率領200名士兵防守。普通的「汛」人數是50至30名。但也有「汛」的人數僅4名士兵，而且沒有軍官駐紮，如南社汛(雲林縣崙背鄉)。若是「塘」分配的人數，普通是10名，人數最少也有5名，但最多有到30名，如角帶圍塘(臺南市新營區)。^(註25)彈壓是清代用語，指的是以武力維持地方治安。他們的具體工作是什麼？乾隆中葉編纂的《兵部則例‧詰禁》，提到汛兵須注意保甲、緝盜、緝私、禁賭等事項。尤其是保甲，在清廷的設想下，它是民間紳衿聽候安排的治安組織。如果能與官府配合得當，定能穩定地方統治。

汛塘的指揮都聽命於營，不過軍令的調度是「營」指揮大汛，大汛指揮小汛，小汛指揮塘？抑或「營」直接指揮大汛、小汛、塘，可是後三者沒有從屬關係？筆者研究發現，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康熙雍正時期，營汛的指揮採取單線進行，即營—大汛—小汛—塘。對於這個問題，日本學者太田初在研究江南的綠營汛塘時，也有相同的結論。^(註26)按照他的看法，只要在汛名前面冠上分防的字樣，即表示是大汛的意思，其官弁有權力指揮下面的小汛。康雍臺灣綠營汛塘的管轄，雖然確定是單線指揮，但汛名之前有無冠上分防的字樣，才能管轄小汛的標準，倒不似中國各省嚴格。例如：也有冠上「輪防」的字樣，實際上也循同樣的模式運作，如目加溜灣汛(臺南市善化區)、佳里興汛(臺南市佳里區)。反觀汛名之前雖有冠上「分防」的字樣，卻不轄小汛的特例，如：大線頭汛(臺南市將軍區)、蚊港汛(嘉義縣布袋鎮)、猴樹港汛(嘉義縣朴子市)、笨港汛(雲林縣北港鎮)、鹿仔港汛(彰化縣鹿港鎮)、三林港汛(彰化縣芳苑鄉)。這六個大汛有一個共同點，即全隸屬於水師汛塘。此點並非巧合，可以解釋為水師只負責海口的防衛，不像陸路汛防還須考慮防線延伸至何處等問題。^(註27) 

需要再注意是「分防」的意思，就是綠營軍官被分配到某一汛，他的汛地本缺就固定不會他調，日後換班的軍官也要和原缺職稱相符才可以。「輪防」的意思是指綠營軍官在大汛的轄區，可以輪流移駐到其他小汛去督率，但各汛塘的士兵還是固定不動。另一方面還有「貼防」的運作，意思指的是該汛地若軍官人數不足，可以從特定汛地支援。^(註28)至於「隨防」的意思是綠營軍官必須跟隨他的長官，如：參、游、都、守做為保護他的副官，通常也都是千總、把總擔任。^(註29)總之不管哪一個時期，十八世紀臺灣政治、經濟、交通、文教的中心—臺灣府縣，駐防的兵力人數都是最多。而且越往北部，分駐的兵力越少。

4.城垣(城池、城郭、城門、城樓、甕城)

所謂城垣按照字面解釋就是城牆，再細究垣是指矮牆，皆為防禦工事的意思。該處若是統治中心，或是人口集中、經濟發達之地，大多會興建城牆保護。中國各省有時會在城牆四周開挖護城河形成「城池」，清代臺灣也有些類似的個案。如鳳山新城小東門至平城礮臺段，竹塹廳城東門城牆段，臺北府城南側至西側城牆段，只有噶瑪蘭廳城開挖環城壕溝。至於「城郭」，郭也是城牆的意思，但指的是外牆。因此城垣修築完畢，如果日後因軍事考量，需要加強防禦，也會在片段的城垣外，另築外郭做為雙牆保護，如道光時期的嘉義縣城。或者日後整個城市規模擴充，部分居民居住在城垣外圍，地方官也會視情況再加築一道外牆保護。如十九世紀初臺灣府城的西側，從小西門經大西門至小北門止，擴建外城將西門之市集、民居皆圍繞在內。^(註30)

不過上述的築城史都是十九世紀的事情，從十七世紀末到整個十八世紀，臺灣城垣的發展歷經滄桑。主要是現代人對於古代「城」的概念，多半會認為用土石，磚塊、木板、木樁興建而成，但在早期臺灣卻不一定如此。康熙二十八年《臺灣府志‧規制》已經交待，「一府三縣應設府城一縣城二，今尚未建。」^(註31)清代臺灣本島第一座城，應該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諸羅縣城。當時用木柵築城，並設東、西、南、北門。雍正元年(1723)諸邑改木柵為土城，並開挖護城壕溝。雍正十二年(1734)諸邑又再土城外、壕溝內環植莿竹。莿竹可高達十餘公尺，有些高度可以超越城垣。或許有人認為戰爭時敵軍可以攀附莿竹，從竹梢「躍入」城垣進攻，但實際上相當困難。因為莿竹竹身長滿尖刺，而且竹林滿栽敵人難以穿越；所以諸邑完成環城莿竹，等於建立起另一層城郭。諸羅縣城在康雍時期的修築，可謂十八世紀末臺灣未建築磚城前的典範，它是木柵、土城、城濠、莿竹防禦的重要個案。同時期或日後修築的城邑，如鳳山縣城(左營舊城)、彰化縣城、竹塹廳城都有相仿的城工。^(註32)

島上統治中心—臺灣府城，它的城工更加重要。可是府城築城時間卻很晚，甚至比諸羅縣城、鳳山舊城還晚。雍正元年(1723)臺灣府城才開始修築，最初以木柵為城，亦設東、西、南、北大門，再設東、南、北小門。十年後在木柵四周環植莿竹。乾隆元年(1736)把大小七個門，從木材改成石材，並釘上鐵皮做為防護，最後修建城樓。乾隆二十四年(1749)府城在莿竹之外，再種植綠珊瑚(灌木，汁液有毒)環繞，故木柵為牆，莿竹與綠珊瑚形成二層外郭，總共三層防護可謂周密(圖片八)。

府城的城工也提供出一個參考，就是初始興建城門時，不一定會興建城樓。這一點再審視乾隆二十八年(1763)臺灣知府余文儀(1705-1782)編纂《臺灣府志‧規制》更加清楚。書中提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鳳山縣城土城完成後，雍正十二年(1734)環植莿竹。乾隆二十五年(1760)在鳳邑興建大礮臺四座，並沒有提到興建城樓。然而諸羅縣城可不是這樣。雍正元年諸邑從木柵城改建土城後，可能已經興建城樓，於是四年後知縣劉良璧「重建門樓」。雍正十一年(1733)淡水廳城始建，立馬興建東、西、南、北四座城樓。但沒有木柵或土牆防禦，只有環植莿竹。「最簡單」的是彰化縣城，雍正十二年興建時只有城門、沒有城樓，也沒有木柵或土牆防禦，只有環植莿竹充數。^(註33)

有意思的是「木柵為城」不難理解，但是「土城」到底是堆土夯實為城，還是使用「土埆磚」堆疊為城，恐需探究一番。早在1980年代末建築學者李乾朗，曾對清代臺灣府廳縣城做過調查。由於現今存留的古城都是十九世紀整建，因此對於十八世紀是何種面貌需要推敲。不過筆者認為從工法上看，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土城的建築方法可能相差無幾，關鍵是就地取材、節省成本。李乾朗教授曾以鳳山縣城(左營舊城)，以及恆春縣城的城牆工法相比較。十九世紀末修築的恆春縣城，城垣就是夯土版築，中間再填以土石。^(註34)近十年來對於恆春古城的修復更加重視，在原物料原建築工法要求下，可以看見具體實物。^(註35)或許二百年前所謂的「土城」，應該是堆土夯實為城。

另外還有甕城的設計，此等防禦建築通常興建在最要衝的城門(城樓)，就是在原本城門前面，再加建一座城門連結。如果敵人攻破甕城，還有一座城門矗立，形成最後的防線。清代臺灣各城沒有全部設置甕城，臺灣府城擁有三座算是最多，它們配置在大南門、大東門與大西門。十九世紀末修築的臺北府城也在北門設置甕城。比較特別的竹塹廳城，它雖然沒有設置甕城，但在南、北城門二里(約1公里)，以及東西城門半里(約0.5公里)各建立土城一座，用來拱衛廳城的外圍。^(註36)

最後是府、廳、縣層級之下的「小城」，它們都是土城的規模。李乾朗教授研究整理後發現，總數至少有十六個之多。包括：八里坌城(1737)、美濃城(1754)、大甲城(1827)、後龍城(1834)、里港城(1835)、屏東城(1836)、桃園城(1839)、中壢城(1842)、板橋城(1855)、房裡城(苑裡/1855)、斗六城(1893)，以及不知建造年代的茅港尾城(下營)、大溪城、鹽水城、斗南城、中港城(竹南)等。^(註37)由此可知，「小城」築城的時間都集中在道光、咸豐年間，也就是十九世紀中期。當時臺灣正值開港前夕(1858天津條約)，全島總人口數可能激增至250萬以上，加上激增的民變械鬥，造成死傷異常慘重，故地方紛紛築城以自保。^(註38)再者，有些「小城」也派駐低階的文官治理，並以該城命名頭銜，如八里坌巡檢(從九品)、大甲巡檢、佳里興巡檢駐鹽水、斗六(門)巡檢、(阿)里港縣丞(正八品)。

重點是這些城垣、城池與綠營結合後防守的兵力如何？臺灣府城約有鎮標中、左、右三營2,770名，鳳山縣城約有南路營(左營舊城)500名，諸羅縣城約有北路協左營470名，彰化縣城約有北路協中營440名，竹塹廳城約有北路協右營500名。^(註39)

5.礮臺(礮架)

火器是克敵制勝的關鍵，臺灣綠營普遍使用火器；小到單兵配備的火銃、鳥槍，大到數百、數千觔的鐵礮。安放火礮的地方，稱為礮臺或礮架。清代臺灣文獻對於「礮架」記載很少，幸好雍正五年(1727)臺灣鎮總兵官陳倫炯與臺灣水師協副將康陵一段爭執，讓我們知道何謂礮架？原來陳、康二人對於鹿耳門礮位(安放火礮位置)，到底要如何修建爭論不下。陳氏主張磚砌，但康氏主張木架。筆者認為磚砌礮位，火礮就被固定，無法移動也無法旋轉，唯一的好處是開礮時後座力較小。礮架就是礮車，可以配有二輪或四輪，火礮可以移動，轟敵機動性高，但稍一不慎引發的後座力相當危險。不過雍正皇帝同意康陵所請，因此在水師部分汛地修造礮架，如輪防內海鹿耳門汛、安平鎮汛。^(註40)

清代臺灣綠營何時修築礮臺？直到康熙五十七年(1712)臺灣知府周元文編纂《臺灣府志‧武備志》，只見馬匹、營障、墩臺、教場記載，並沒有礮臺的紀錄。^(註41)然而康熙二十三年(1684)付梓刊行，三年後補充臺灣府資料的《福建通志》，所附地圖卻有不同內容。^(註42)在這張地圖中，看到南部海岸線有許多礮臺。例如：鹿耳門上方有四座「城垣式」礮臺，北崑身(臺南市北門區)礮臺也是城垣式，可是它的上方南崑身(臺南市北門區)礮臺卻是「高臺式」(圖片九)。現在已經很難判別史料誰對誰錯，最有可能是南部海岸線這六座礮臺是鄭氏遺留下來。筆者會這樣推測，主因是當時唯一正口的鹿耳門，此處是全臺最要衝之地，地圖也沒有繪製礮臺。

再者，《諸羅縣志‧兵防志》提到康熙四十三年(1704)在北門嶼(臺南市北門區)、馬沙溝(臺南縣將軍區)、青鯤身(將軍區)、蚊港(嘉義縣布袋鎮)、笨港(雲林縣北港鎮)、海豐港(雲林縣麥寮鄉)、三林港(彰化縣芳苑鄉)、鹿仔港(彰化縣鹿港鎮)興建礮臺。^(註43)《臺灣縣志．武備志》所記，康熙五十六年(1711)興建包括鹿耳門在內的五座礮臺，安放十五個礮位(不含澎湖)。^(註44)同時期《鳳山縣志．武備志》也提到，今高屏海岸線興建的礮臺多達七個、礮位十二個。^(註45)或許十八世紀初就是臺灣大規模修建礮臺的時候。當時臺灣綠營礮臺可以分成三類：其一，獨立礮臺不依附任何汛塘。前述寫到的「淡水礮城」、「大雞籠城」即是(註64、65)。其二，部署在城門、城樓之上的礮位，或者在城垣另擇要地修築礮臺，再與牆體連結。城門(樓)配置的礮位，已經在上文「鳳山縣城」提及。至於城垣另築礮臺，現在可見最具代表性建物，則是「鳳山新城」的訓風礮臺、平成礮臺、澄瀾礮臺。^(註46)其三，配屬在汛塘的礮臺。這類礮臺數量最多，本段所提到沿海礮臺全屬此類，而且全屬於水師汛塘。

6.望樓(望寮)

望樓或稱望高樓，即是今天瞭望臺之意。清代沒有雷達可以預警，因此只能「登高望遠」才能制敵先機。十八世紀初臺灣綠營陸路系統，除了少數內陸汛塘配有望樓，如鳳山縣的觀音山汛(圖片五)之外；就是部署在海岸線的汛塘，才會配有望樓。如鎮標左營鹿耳門汛配有望樓，鎮標右營鯤身頭汛亦配有望樓。其他配有望樓的汛塘都是水師所屬。筆者認為陸路汛塘控制的要道，有些處所已經是地形的制高點，不一定非要設置望樓。但是水師則不然。因為主要威脅來自海面，非得「登高」才能掌握船隻動向。當時在海岸線的汛塘，幾乎皆設有望樓。上述提到北門嶼、馬沙溝、青鯤身、蚊港、笨港、海豐港、三林港、鹿仔港，只有前三者無配置望樓。水師協副將駐紮的安平鎮也搭建望樓。往南則是打鼓汛、岐後汛(圖片六)、東港汛，也是全配有望樓。^(註47)

到了十八世紀中葉，望樓的設置變成二個走向。其一是熟番番社。乾隆十年(1745)巡臺御史六十七編纂《番社采風圖》，內容提到淡水廳竹塹社(道卡斯族)、南嵌社(凱達格蘭族)、芝包裏(凱達格蘭族)、八里坌社(凱達格蘭族)通事或土目，均會搭建望樓，每日派壯丁瞭望巡視，以防止生番獵首、偷刈稻穗。^(註48)乾隆二十六年(1761)《臺灣民番界址圖(或云清乾隆中葉臺灣番界圖)》內容繪出不少望樓，而且它們都沿著番界土牛溝修築，很明顯都是針對生番，恐懼他們從山區潛出獵首，故必須「登高望遠」及早防範。^(註49)日後證明片斷番界與片斷海岸線修築望樓是同等重要。因為乾隆四十九年(1784)《臺灣田園分別墾進圖說》，以及乾隆五十二年《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都繪製出來。^(註50)

其二是漢人村莊。乾隆四十一年(1776)在臺灣知府蔣元樞(1738-1781)主持下，臺灣各地興修許多官衙、寺廟、橋梁、公館，也包括168座望樓。此時的望樓已不像之前，必定設立在兵防汛地，反而建立在鄉間聚落。臺灣縣境望樓選址標準是「奸匪伏莽竊發之所」。鳳山縣境選址是「逼近番界、俱系僻路、宵小潛藏」。諸羅縣境選址是「地多曠僻、尤為險要」。彰化縣境選址是「傍水依山、尤為盜藪」。淡水廳境選址是「地極荒涼、防禦宜謹」。蔣氏在《圖說》內容強調，興建如此多的望樓，目的在於「弭盜」。由於是弭盜，他鼓勵鄉人踴躍加入，按日輪巡，鳴鑼擊柝。有警則各樓響應，四面截擊，讓盜賊無法脫逃。這等於把保甲制，進一步鄉勇化；透過守望相助，減輕汛塘弁兵的負擔。因此新建的望樓，也有防禦設施。臺灣縣的望樓是木頭搭建，四週築石為墻，墻上還有雉堞箭垛，中間空地搭建望樓，樓下還加蓋草寮以避風雨。可是彰化縣的望樓卻是磚砌，同樣四周環以石墻，望樓基地以土夯實上砌磚樓，樓高一丈二尺(4.14公尺)。

上述內容有一個重點，即是臺灣縣、嘉義縣、彰化縣、淡水廳都在防盜，只有鳳山縣除了防盜又有防番。這一點蔣氏在《圖說》有單文說明，稱大莊設置望樓二座，小莊一座，每樓派三、四人守望，白天遠眺預警，晚上鑼柝示警。為了實心辦事，預先「排班」上去望樓的人，每個月還要把姓名公告以專責成。若出現生番蹤跡，即行鳴鑼；各莊聞鑼，彼此可以相互支援。^(註51)另外望樓也有望寮一說，這是一種少見的說法，只出現在大英圖書館典藏十八世紀《臺灣汛塘望寮圖》。「望寮」可能是望樓與草寮的合稱，但不一定出現在軍事據點。筆者整理地圖繪出臺灣北、中、南六處，較具有代表性的「望寮」，如北部加里珍望寮(新北市五股區)、巡檢署後望寮(新北市新莊區)，中部岸里社口望寮(臺中市神岡區)、北港望寮(雲林縣北港鎮)、南部小岡山汛望寮(高雄市岡山區)、新園渡望寮(屏東縣新園鄉)。該圖海岸線也繪製許多汛塘，但全都沒有繪出望樓，反而是陸路小岡山汛繪有望寮。至於衙署唯一繪有望寮，則是新莊巡檢署後方建有望寮。其他是漢人村莊、原住民番社、港口與渡頭都有可能添建望寮。^(註52)只是眾多的望樓(望寮)有達到治安的效果嗎？這一點令人感到懷疑，因為乾隆四十八年(1783)巡臺御史塞岱奏請再添建102座望樓，旋遭朝廷否決。^(註53)

7.煙墩(墩臺)

煙墩也是綠營水師汛塘的配屬，它在康熙二十八年(1688)《臺灣府志‧官制志》沒有出現，但卻在七年後《臺灣府志‧武備志》被紀錄。當時臺灣本島修建墩臺只有二處—安平鎮鹿耳門港口、上淡水雞籠城外。^(註54)之後只要是駐防海岸線的「大汛」，都會安置煙墩。例如：上文提到鎮標左營鹿耳門汛三座、鎮標右營鯤身頭汛一座。從文獻記載來看，煙墩的設置都是以單數為準，最少是一座，最多是三座。臺南以北水師汛塘通常設立三座，以南都設立一座(圖片六)。^(註55)然而也有例外，同一時期淡水營的煙墩塘(新北市八里區訊塘里)，就是有「塘」之名，但配有煙墩特殊個案。^(註56)到了十八世紀末，海岸線汛塘煙墩分佈有一大改變。變成今臺南海岸線安平(鎮)設置十七座煙墩、鹿耳門七座、大港五座，之後往北笨港一座、海豐港一座、三林港一座、鹿仔港一座，可是蚊港卻有六座。往南打鼓港竟也有十一座。^(註57)為何會有「不平均」分佈，筆者認為可能與當時逐漸轉熾的越南、閩粵海盜有關。^(註58)或許煙墩設置越多的港口，報警的功能越強，也更加說明常受到海盜的侵襲。

另外，小區域的文史成果，也可以補充煙墩歷史的空白。例如：臺北盆地最早興起的河港—新莊，在清代也是綠營駐防重要處所。然而不管在清代，或是現在，新莊離海岸線都相當遠，可是也設有煙墩。具體位置在新莊區福營里福營路227巷一帶。耆老留下的口述歷史提及，清代臺北有事就在此處燃起煙火，往南方傳遞消息，所以在桃園市龜山區嶺頂里嶺頂也有一處煙墩。^(註59)至於本段所提到，沿海煙墩遺跡多不可考，只有「笨港汛」被指出在今北港鎮公館里營盤口(益安路與大同路口，可能是十九世紀位置)。^(註60)

• 註1：蔣毓英，《臺灣府志》(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5月)，頁113-114。
• 註2：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第一冊)》(臺北：臺灣銀行，1962年12月)，頁50。
• 註3：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2000年12月七刷)，頁37、64、263。
• 註4：李毓中，〈西班牙人在艾爾摩莎〉，《大航海時代的臺灣與西班牙》(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2006年7月)，頁75。
• 註5：張耀錡，《臺灣平埔族社名研究》(臺北：南天出版社，2003年5月)，頁74-75。
• 註6：鮑曉鷗(José Eugenio Borao)，〈十七世紀的雞籠要塞—過去與現在〉，《大航海時代的臺灣與西班牙》(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2006年7月)，頁39-46。
• 註7：顏尚文，《續修澎湖縣志‧卷二地理志》(馬公：澎湖縣政府，2005年7月)，頁154-155、191-192。
• 註8：江樹生，《鄭成功和荷蘭人在臺灣的最後一戰及換文締和》(臺北：漢聲雜誌社，1992年9月)，頁21、29。
• 註9：鮑曉鷗(José Eugenio Borao)，〈十七世紀的雞籠要塞—過去與現在〉，《大航海時代的臺灣與西班牙》，頁42
• 註10：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第四冊)》(臺北：臺灣銀行，1961年11月)，頁529-532。
• 註11：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第一冊)》(臺北：臺灣銀行，1962年4月)，頁60-61。
• 註12：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第三冊)》(臺北：臺灣銀行，1962年4月)，頁370；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第五冊)》(臺北：臺灣銀行，1962年4月)，頁640。
• 註13：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1月)，頁1029-1037。
• 註14：許毓良，《清代臺灣軍事與社會》(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年11月)，頁44、528。
• 註15：蔣毓英，《臺灣府志》，頁116。
• 註16：高拱乾，《臺灣府志(第一冊)》(臺北：臺灣銀行，1960年2月)，頁30；高拱乾，《臺灣府志(第二冊)》(臺北：臺灣銀行，1960年2月)，頁75。
• 註17：陳文達，《臺灣縣志(第一冊)》(臺北：臺灣銀行，1961年6月)，頁70。
• 註18：「目兵」一般在文獻解釋為帶領士兵的兵長，但引文的目兵非此意。原因為康熙時期臺灣地方志，對於士兵駐防汛塘皆稱「目兵」。目的解釋有大項中再分成小項之意，所謂的目兵，在此應是小編隊的士兵。
• 註19：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第三冊)》(臺北：臺灣銀行，1961年3月)，頁343-344。
• 註20：廖德宗，〈清代下淡水營遺構位置初探〉，《屏東文獻》，第20期(2016.12)，頁129-144；摘自中央研究院地圖與遙測影像數位典藏計畫
• 註21：許雪姬，《清代臺灣的綠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5月)，頁259-378。
• 註22：陳文達，《鳳山縣志(第一冊)》(臺北：臺灣銀行，1961年10月)，頁10、27、54-55、60。
• 註23：陳文達，《臺灣縣志(第一冊)》，頁5；陳文達，《臺灣縣志(第二冊)》(臺北：臺灣銀行，1961年6月)，頁109。
• 註24：周璽，《彰化縣志(第二冊)》(臺北：臺灣銀行，1962年11月)，頁190。
• 註25：許毓良，《清代臺灣的海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7月)，頁330、332、339。
• 註26：太田出，〈清代綠營的管轄區域與區域社會─以江南三角洲為中心〉，《清史研究》，總第26 期(1997.6)，頁36-44。
• 註27：許毓良，《清代臺灣軍事與社會》，頁44-56。
• 註28：許毓良，《清代臺灣的海防》，頁342；許毓良，《清代臺灣軍事與社會》，頁47。
• 註29：周鍾瑄，《諸羅縣志(第一冊)》(臺北：臺灣銀行，1962年12月)，頁115。
• 註30：戴鎮宇，《圖說臺灣古城史》(臺北：遠足文化，2014年2月)，頁55、61、77、94、121。
• 註31：蔣毓英，《臺灣府志》，頁113。
• 註32：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第一冊)》(臺北：臺灣銀行，1961年3月)，頁75-76。
• 註33：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第一冊)》(臺北：臺灣銀行，1962年4月)，頁59-60。
• 註34：李乾朗，《鳳山縣舊城調查研究》(臺北：李乾朗古建築研究室，1987年5月)，頁29、51。
• 註35：參閱韓興興計畫主持，《國定古蹟恆春古城修復工程工作紀錄報告書》(高雄：興興建築師事務所，2010年10月)；韓興興計畫主持，《國定古蹟恆春古城第二期修復工程工作報告書(西門經南門到東南砲台)》(高雄：興興建築師事務所，2012年12月)。
• 註36：戴鎮宇，《圖說臺灣古城史》，頁70、116、121、125。
• 註37：李乾朗，《鳳山縣舊城調查研究》，頁25；陳培桂，《淡水廳志(第一冊)》(臺北：臺灣銀行，1962年4月)，頁45-46。
• 註38：許毓良，《清代臺灣軍事與社會》，頁9、524。
• 註39：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第三冊)》(臺北：臺灣銀行，1962年4月)，頁367-370。
• 註40：礮架就是礮車，即中國學者茅海建的研究成果。參閱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10月二刷)，頁36；許毓良，《清代臺灣的海防》，頁67、347-348。
• 註41：周元文，《續修臺灣府志(第一冊)》(臺北：臺灣銀行，1960年7月)，頁85-92、151。
• 註42：黃美娥，〈點校說明〉，《康熙福建通志‧臺灣府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暨遠流出版事業，2004年11月)，頁13-16；金鋐主修，鄭開極等纂，《臺灣省康熙福建通志臺灣府》(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3月)；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特藏資料編纂委員會，《臺灣文獻書目解題‧第二種地圖類(一)》(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4年9月)，頁1-9。
• 註43：周鍾瑄，《諸羅縣志(第一冊)》，頁122-123。
• 註44：陳文達，《臺灣縣志(第二冊)》，頁112。
• 註45：陳文達，《鳳山縣志(第一冊)》，頁61-62。
• 註46：參閱李乾朗，《鳳山縣城殘蹟調查研究》(高雄：高雄縣政府，1995年3月)。
• 註47：許毓良，《清代臺灣的海防》，頁62、67、330-331、336-338、347-348。
• 註48：六十七，《番社采風圖考》(臺北：臺灣銀行，1961年1月)，頁23、70、95。
• 註49：施添福，〈紅線與藍線—清乾隆中葉臺灣番界圖〉，《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19期(1991.6)，頁46-50。
• 註50：林玉茹、詹素娟、陳志豪主編，《紫線番界—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年12月)，附圖；葉高華編著，蘇峰楠地圖繪製，《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解讀》(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7年11月)，附圖。
• 註51：蔣元樞，《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臺北：臺灣銀行，1970年5月)，頁25-36。
• 註52：謝國興主編，林天人編撰，《方輿搜覽—大英圖書館所藏中文歷史地圖》(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年12月)，頁294-307。
• 註53：許毓良，《清代臺灣的海防》，頁68。
• 註54：蔣毓英，《臺灣府志》，頁207-211；高拱乾，《臺灣府志(第二冊)》，頁111。。
• 註55：許毓良，《清代臺灣的海防》，頁330-331、336-338。
• 註56：黃智偉，〈清代臺灣的綠營佈署〉，《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臺北：播種者文化，2000年8月)，頁61
• 註57：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第二冊)》(臺北：臺灣銀行，1962年6月)，頁248-249。
• 註58：越南海盜王(黃)勝長號稱「總戎將軍」，統率海盜船隊20餘艘，經常出沒於臺灣鹿耳門附近。張中訓，〈清嘉慶年間閩浙海盜組織研究〉，《中國海洋史發展論文集(第二輯)》(臺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90年6月再版)，頁161-198。
• 註59：新莊文史讀書會、興直堡文史工作室，《推開那扇通往歷史的大門—新莊市全安里口述歷史》(臺北：永豐厝事業，1999年5月)，頁58。
• 註60：林永村、林志浩，《笨港—一個古老港口的歷史與文化》(雲林：笨港文化事業，1995年4月)，頁1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