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毓良

宜蘭舊稱噶瑪蘭，平原上居住的原住民，現今被稱為噶瑪蘭族，約在一千年前來到蘭陽平原。^(註1)他們是如何來到此地，不乏有「南方島嶼漂流移來」傳說；但從考古挖掘來看，4500至2000年前已有人類的蹤跡。不過漢人大規模的開發，卻要晚到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註2)其中的關鍵在於十八世紀初期，蘭陽平原處於「封禁」的狀態，這是清廷特殊治臺政策造成的結果。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貴事件結束，隔年地方官就豎立界碑，禁止墾民往臺北盆地以東移動。到了乾隆二十五年(1760)「土牛紅藍線」先後完成，形成由北而南的番界，於是漢人與熟番私越番界均按律治罪。^(註3)可是日後證明，番界無法阻擋漢移民偷越至東北角與噶瑪蘭。乾隆末年頗具英雄色彩的吳沙(1731-1798)，不但身居三貂(新北市雙溪區)，已是在番界以東之地，還率領墾民數次出入蘭陽平原，若清廷真的問罪恐已改寫宜蘭歷史。^(註4)由此可知清廷制定的法律與地方官如何執行存有極大落差。

這也說明嘉慶十五年(1810)清廷把蘭陽平原收入版圖，並設立噶瑪蘭廳治理，都是坐享漢人開發土地的成果。不過前後的歷史，有許多發展與西部平原不同，非常值得探究。首先吳沙招集漳、泉、粵「三籍入墾」，就是十分特殊的現象。^(註5)事實上十八世紀西部平原的開墾，漢移民祖籍別存在畛域、涇渭分明所在多有。例如：高雄、屏東很明顯分成閩粵二股勢力，特別是朱一貴事件後，高雄地區為河洛人地盤，屏東平原為客家優勢區域。^(註6)嘉義牛稠溪流域則各分其半，沿海地區為泉州，近山平原為漳州，其間夾雜潮州人聚落。^(註7)彰化平原則是分成三股勢力，泉籍移民分佈於沿海，並以鹿港為中心。漳籍移民分佈於內陸平原，並以彰化縣城(彰化市)為中心。粵籍移民分佈於八卦山山脈，並以永靖為中心。^(註8)臺北盆地為閩粵移民交錯居住開墾其中，直到爆發大規模分類械鬥才迫使人群移動。這裡指的是道光十四至二十年(1834-1840)長達六年的閩粵纏鬥，最後迫使粵人變賣新莊、泰山、五股田產，逐漸向桃園、新竹移動。^(註9)簡單地說在噶瑪蘭設廳前，西部平原少有不同祖籍別的人合作開墾。

其次是特殊土地地權制度—結首制出現。清代臺灣西部平原的開發，舉其要者是官莊制。此為康熙初年清廷接收鄭氏屯田與營盤田形成的官業，之後再透過購買或查抄「判產」添增己業，每年作物收成遂為文官衙門開銷的經費來源。另有隆恩(息)莊制，它在雍正時期出現，運作與官莊相仿，所不同的是每年農作物收成做為綠營恤賞雜費來源。然而最重要的開墾制度，卻是墾戶制(業戶制)。此制特徵是土地地權分化成大租權—所有權(業戶)、小租權—永久使用權(佃戶)，以及出賣勞動力求得溫飽的現耕佃人。業戶制最大的缺點是土地容易被少數人壟斷，但好處是短時間內，資金、技術、勞力可以全部到位，故開墾速度頗快，官府每年稅收益增。噶瑪蘭廳成立後亦設有官莊與隆恩(息)莊，而且在官方的主導下，不允許業戶制在該地實施，避免土地兼併之風。^(註10)然未設廳前蘭地的開墾使用結首制，這也是臺灣歷史上首次出現的地權運作制度。所謂的「結」，即是拓墾組織單位，亦是界址空間單位。它又可以區分為大結與小結，分別由大結首與小結首帶領，彼此有統屬關係。運作方式是大結首約束或帶領小結首，小結首約束或帶領眾丁，齊力開墾土地。^(註11)有必要時透過此金字塔式架構，也能搖身一變成為軍事組織，藉以搶奪與佔領噶瑪蘭族的土地。

其三是海防與建置。乾隆四十七年(1782)八里坌巡檢入蘭搜捕(私越番界墾民？盜賊？)，應為官府力量最早進入噶瑪蘭紀錄。之後此處就成為番界以東，漢移民開墾的新天地。可是這片化外並非沒有風險。嘉慶十一年(1806)福建海盜蔡牽(1761-1809)、嘉慶十二年(1807)廣東海盜朱濆(1749-1808)先後劫掠該地，二者都有一個目的，就是圖謀把蘇澳變成海盜巢穴。這使得清廷重新考慮蘭地的戰略價值，遂在三年後收入版圖。由此可見噶瑪蘭的設官理民，統治者不是著眼於歲收，而是避免成為海防破口。^(註12)

其四是統治策略與山前迥異。山前指的是四縣一廳—臺灣縣、鳳山縣、嘉義縣、彰化縣與淡水廳。上述所提的「力裁業戶」已是一個鮮明個案，另外還有「加留餘埔」，以及番界沿邊設隘，卻不挑溝築牛作法。噶瑪蘭族在蘭廳設立後，有如山前平埔族般被視為熟番。加留餘埔類似熟番保留地的概念。具體方法是以噶瑪蘭族番社為中心，大社劃定周圍二里(約1公里)，小社劃定一里(約0.5公里)土地，可以讓噶瑪蘭人出贌招佃。不過官府考慮「餘埔」多和漢人土地接壤，恐怕混耕引起爭端。於是分定甲數面積，再令三籍頭人充當佃首，代替噶瑪蘭人招募漢佃承耕。至於山前番界，具體工程為開挖深溝，而挖出的泥土就在附近修築大土堆，它們遠望有如牛背，稱為土牛(堆)。清廷冀望以實體建物阻擋漢人進入生番的領域。可是蘭廳設立之後，官府沒有在沿山挑溝築牛，反而設置二十處隘寮，防止泰雅族攻擊。^(註13)

在先行研究方面，清代宜蘭歷史有三位學者成果值得注意。陳進傳，專攻宜蘭家族史。早在1980年代初期就大力提倡以鄉土史觀點來研究宜蘭，二十餘年著作等身。^(註14)陳氏是清代宜蘭古碑田野調查與深入研究第一人，日後對於蘭陽歷史討論大多以此為基礎。他的研究中發現，清代宜蘭碑碣有文學價值，如〈林廣懷舖路捐題碑〉、〈永安橋碑〉。亦有學術價值，如現今知道「加留餘埔」制度推手是候補知府楊廷理(1747-1813)，但先前臺灣史研究不豐存有疑問，可在〈禁止漢人侵削社番保留地碑〉找到答案。^(註15) 1990年代陳氏田野調查集中在三大領域，一為清代迄今的寺廟，特別當中保留的開蘭先賢牌位。另一是蒐集族譜，包括：開蘭第一大姓漳州林姓，第七大姓漳州詔安游姓。三為老契據古文書，如游、藍、吳、林姓析產鬮書頗有史料價值。^(註16)他再透過25種姓氏族譜研究，整理出開蘭主力的漳洲籍移民，他們的原鄉多集中在漳浦、詔安(現學界認定為漳州客家人)、南靖、平和、龍溪。最重要是除了極少數從福建原鄉直趨噶瑪蘭外，絕大多數都是嘉慶時期從山前輾轉遷徙至蘭地。^(註17)爾後蒐集清代宜蘭族譜，似乎成為陳教授的職志。他的力作《宜蘭傳統漢人家族之研究》，就是使用多達49種族譜研究而成。書中細緻討論宜蘭漢人的家庭、家族、宗族、宗親，以及子嗣繼承、財產分鬮、家廟祠堂、家法族規與地方事務。^(註18)2000年以後的成果還是以家族史為主，或者散篇文章。^(註19)

李信成，專攻宜蘭社會史，對於漢人與噶瑪蘭族研究均有成果。對於前者，主要是先從土地地權探討開始。上述提到十九世紀前後，宜蘭是結首制的起源地，經過「力裁業戶」的結果，反而使得佃戶階層迅速崛起。其地權分成七種—民地、番地、官莊、隆恩田、隘田、學田、祀典廟宇。^(註20)不過結首制的運作，還不是只有土地開墾而已。李氏發現設廳後，在山前沿襲已久的十進保甲制，沒有引入蘭地實施。此處的保甲是就地取材，直接以結首制組織，充當保甲的運作。^(註21)再者，官舉族長也是宜蘭鄉治的特性。設廳之初宜蘭尚無宗族，不過移民彼此具有同姓認同，且有公推家長的習慣，這一點被官府利用，成為官舉族長定制。而所謂的族長，多由地主或商賈充任。^(註22)對於後者，雖然蘭地平埔族以噶瑪蘭族為主，但另有其他語言文化相異之人，如居於蘇澳的猴猴人。李教授對於猴猴遷徙史有獨到見解，他認為猴猴人原先住在立霧溪口，十八世紀中葉受到太魯閣人壓迫，北遷至和平溪口，但又受到南澳泰雅族人壓迫，再遷至武荖坑溪口，最後在十九世紀中期遷到蘇澳。十九世紀末猴猴人仍有獵首習俗，可是語言已經嚴重「噶瑪蘭化」。^(註23)至於噶瑪蘭人的文化，有河海文化的特質，甚至於在十七世紀西班牙人紀錄中，噶瑪蘭人在收割季節會駕船至淡水河獵首。該族固有村落漢人稱為「社」。噶瑪蘭廳成立後官府在蘭陽溪以北設三通事，以南設總通事。^(註24)最後在清末外國人到訪宜蘭的討論，列舉英國外交官郇和(Robert Swinhoe, 1836-1877)、英國醫生柯林伍德(Dr. Cuthbert Collingwood, 1826-1908)、美籍中國海關官員譚鐸(Edward C. Taintor, 1842-1878)、加拿大籍長老教會傳教士馬偕(Rev. George Lesilie Mackay, 1844-1901)最為重要。^(註25)

卓克華，專攻宜蘭古蹟與人物史。卓氏是研究入蘭古道第一人，其成果詳述嘉慶九年(1804)中部「流番」入蘭路線，可能從大甲溪上游接蘭陽溪上游。之後蘭地設廳，從史料考證出四條古道—嶐嶐嶺正道、大坪林至員山道、新竹芎林至三星道、深坑至頭城道。再對於「淡蘭古道」考證出最早的海岸線道，以及白蘭古道、楊廷理古道等。^(註26)1990年代末期卓教授以《黃氏家譜》為基礎，研究開蘭舉人黃纘緒(1817-1893)的生平。^(註27)之後轉向研究員山周氏，並以武舉人周振東為對象，再從古宅討論蘭陽溪以北的水運、建築格局與工法。^(註28)

在個別議題研究上，清代宜蘭最重要的史料—噶瑪蘭廳志，早在1960年就有成果。地理學者陳正祥(1922-2003)對於本志有不錯的評價，特別是噶瑪蘭廳與今宜蘭縣域相仿可以對照。只是漢人開發蘭地較遲，文獻甚少，為符合舊志體例，不得不引藉他處資料。故全志篇幅雖多，但並非都是噶瑪蘭事物。^(註29)四十年後人類學者林開世使用更新穎的觀點—風景的形成和文明的建立，來討論「宜蘭八景」。嘗試從未開化山水，轉化成可以欣賞與掌握的風景，說明分類空間與(統治)界限的轉換。具體方法就是分析方志中，針對八景寫成的七言絕句。^(註30)數年後林教授對於《噶瑪蘭廳志》有更重要的觀點呈現。他認為一般把方志做為文類，放入方志學中探討，主要是評價體例的完備性與優劣性。可是從方志本身「知識形成」入手，分析它的政治文化效果，更可以解釋官僚系統，如何透過方志編纂做到清帝國的「正統觀」與「秩序觀」。藉此研究蘭志在編寫時，地方官或文人可以無視新領地的文化差距，製造出可以全面性掌握的知識分類。^(註31)當然傳統考證用於蘭地建置年代與項目還是有的，特殊之處在於兩岸交流之初，臺灣學者回應中國學者對於《臺灣通史》的研究。^(註32)

在人物議題上，吳沙與楊廷理是累積最多者。若從國家圖書館期刊文獻資訊網檢索，以吳沙為名的單篇文章竟達三十七篇之多，發表年代從1959至2012皆有，應是清代臺灣歷史人物研究中，僅次於劉銘傳(1836-1896)、林爽文(1757-1788)、丘逢甲(1864-1912)，而與沈葆楨(1820-1879)、朱一貴(1690-1722)、戴潮春(?-1864)處於伯仲之間。^(註33)不過近期的研究從吳沙三種身分—賊首、義首、墾首討論，說明吳沙最初與天地會有關。然而關鍵是乾隆五十三年林爽文事件尾聲時，吳沙被清廷招撫斷去林爽文逃至宜蘭的計畫，至此搖身一變成為義首。在這過程中，吳沙又與原臺灣知府(升任臺灣道)楊廷理、原淡水廳同知(升任臺灣知府)徐夢麟、淡水廳同知何如蓮大有關係。最後在嘉慶二年(1797)從何氏手中拿到諭札，解決入蘭私墾的問題。^(註34)

至於楊廷理也有十八篇，最近的研究從楊氏本身出發，討論他的空間認知，影響到清廷對於蘭地的統治策略。包括：五圍廳城建立隱含的風水觀，就是官方對地理空間的宰制。仰山書院建立亦有巧妙之處，其實是龜山島與北宋大儒楊龜山(楊時/1053-1135)名稱的巧合，故名仰山。噶瑪蘭象徵性的自然與人文地景結合，透過在地文人與官員的文學生產，結合儒學教化統治逐漸生根。^(註35)

在社會經濟議題上，近二十年的成果重要者，依序有從十九世紀福州籍人士，論述官方與宜蘭統治的關係。除了原本較為人知的嘉義縣教諭謝金鑾(1757-1820)、詹事府少詹事梁上國、欽差大臣沈葆楨之外，同治十年(1871)福州鄉賢郭柏薌曾任噶瑪蘭「新學」訓導，正說明宜蘭設縣以前亦有「廳學署」。^(註36)再者，蘭陽溪以南的漢人開發史，在整個蘭陽平原開發中較少被注意。亦有論文從粵籍民人徐春芳、范阿秀被漳籍議逐，避往羅東依附「番眾」開始，討論今羅東、五結、冬山、三星、蘇澳開發史，焦點在於拓墾過程中家族勢力的形成。^(註37)而提到宜蘭的客家人，2000年以後臺灣客家研究方興未艾。其實新竹竹北六張犁林屋客家人，就是開墾宜蘭冬山的重要力量，代表人物是六家林先坤第三個兒子林國寶。^(註38)當然從吳沙以來，「拓墾集團」一直是宜蘭研究重要課題。嘉慶十五年(1810)閩浙總督方為甸(1759-1815)在奏摺提到，蘭地漳籍漢人四萬二千五百餘人，泉籍二百五十餘人，粵籍一百四十餘人，漳籍移民佔全體佔百分之九十九，可謂蘭陽平原盡是漳洲人天下。有成果再次說明，吳沙入蘭的身分還有鄉勇(首)值得注意，特別是以鄉勇名義籌措拓墾集團的經費。^(註39)另外契約文書的研究也有佳作，三結街(宜蘭市)在拓墾過程中，本來是一個不起眼的荒涼之地。嘉慶十五年蘭地設廳後，廳治選址定於此處，使得開蘭十餘年來，當地社會經濟出現重大變化。透過契約文書發現，土地開發利用與交易價格有劇烈波動，陡升波段介於嘉慶十六至嘉慶二十年(1811-1815)之間。^(註40)

由於蘭地侷限在臺灣東北部，中間有雪山山脈與西部平原分隔，故交通路線的建立也是區域社會移民、開發、興盛的要素。入蘭道路上文已經提及，可是水路卻少有人注意。事實上1895年割臺以前，蘭陽平原的運輸以河運為主。西勢大溪與烏石港，以及東勢大溪與加禮遠港，均是水系吞吐口。之後的農產品、手工藝品都可以靠此管道輸出或輸入。當時建立的市街總計有頭圍街(頭城鎮)、礁溪街(礁溪鄉)、三結街、羅東街(羅東鎮)、利澤簡街(五結鄉)、冬瓜山街(冬山鄉)、蘇澳街(蘇澳鎮)。^(註41)另外古典詩中對於水、陸交通要道，出入蘭陽的寫景描述也有參考價值。如從青龍、白虎、羅紋、佳城，以及「做乾納甲龜峰起、放水從丁轉艮移」，以風水觀點來解釋蘭地日後的發展。海運則提到烏石港揚帆後，途經澎湖抵達福建(廈門)。^(註42)

在軍事議題上，最早在1970年代從全島隘防的觀點，審視噶瑪蘭隘制。文中重要處在於探討光緒元年(1875)治臺政策改變，特別從宜蘭到花蓮「塘碉」的設立。^(註43)之後的二篇文章，分別從陸防與海防角度審視。陸防焦點在於噶瑪蘭營至勇營蘇澳開路。^(註44)海防焦點在於清廷把西部平原文、武口管理經驗，轉移到成為第五個正口的烏石港。加上道光以後水師戰力下滑、船政運作敗壞，使得噶瑪蘭營海防任務，越來越成「以陸制海」的格局。^(註45)近期的研究，著眼於宜蘭縣城小東門有無的考證，答案是方志雖不見記載，但日治時期的文獻卻有紀錄。^(註46)

綜合上述，可以確定清代宜蘭軍事史，實為所有成果累積最少。因此本文藉著蘭陽博物館委託之「北關嘉慶古砲管研究計畫」，重新討論清代噶瑪蘭軍事，在十九世紀臺灣軍事佔有什麼樣重要地位？蘭地設廳使得該處兵防自成一格。它僅倚靠數條越嶺道路，以及東北角沿岸航線，與臺北盆地、基隆和北海岸取得聯繫。不管從臺灣島本身，或者清帝國版圖來看，海岸線直接面向太平洋的環境，讓它有地理隔絕之感。可是就因為隔絕，建立起關隘防禦，西部平原民變械鬥造成的動盪，也很難波及到當地。問題是北關究竟在哪裡？

1970年代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林衡道(1915-1997)，曾在書中提到北關故址在「龜山(火)車站北方一座小山上」。80年代的著作中，直指北關就是位於今日的北關海潮公園。^(註47)可是同時期外省學者黎澤霖(1918-?)卻有不同看法，他在《蓬壺擷勝錄》一書提到北關舊址，比較接近外澳火車站，而過了此站抵達龜山火車站，就是古代(清代)梗枋隘寮。^(註48)第三種說法是1980年代學者洪敏麟(1929-2014)提出，「大溪舊名北關」，可分為內大溪與外大溪，外大溪距海僅200公尺，言下之意似乎就是北關所在。^(註49)戰後對於北關地點認定的分歧，只能以清代宜蘭地圖與日治宜蘭史料做一詳細考證解答。

在史料方面，本研究若與先前成果有特殊之處，就是使用二種典藏在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的文獻。其一，從未在學界公開過的同治五年(1866)《噶瑪蘭廳輿圖纂要》。中國國圖卡片目錄稱此圖作者為章覲文。^(註50)考章氏生平，光緒《臺灣通志‧文職》記載同治五年四月(1866.5)擔任噶瑪蘭廳通判。然此人在清末臺灣官場上有所歷練，作者查找出他還有另外二個經歷；一是同治元年(1862)擔任臺灣知縣，二是同治九年(1870)在嘉義知縣任內被革職。^(註51)可見得章覲文在清末臺灣經歷知縣、通判，對於同治時期臺灣輿地、政事、民情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所完成的《纂要》絕非道聽塗說。重要是該《纂要》，再與也是同治五年《臺灣府輿圖纂要》對照討論，比較光緒元年(1875)治臺政策大加改變前，噶瑪蘭廳文武配置。^(註52)其二，也是從未在學界公開過道光初年《福建政事錄》。只可惜這六卷政事錄並無明確年代，作者細查內容所記年月，最晚為道光八年(1828)。因此成書有可能在道光九、十年(1829-1930)之間。內容中最有價值是噶瑪蘭營文武官兵經費，以及臺灣形勢更數與蘭廳相關內容。^(註53)

簡言之，清代宜蘭軍事史發展與山前相較，內容上有新創與移植。這體現了清廷治臺在武備上因地制宜與彈性。不過本文礙於計劃案執行時間僅五個月，只能先行討論到同治十三年(1874)為止，之後的歷史另有專文接續研究。

• 註1：李壬癸，〈宜蘭縣境內的各種族群及其遷移歷史〉，《「宜蘭研究」第一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宜蘭縣立文化中心，1995年6月)，頁73。
• 註2：詹素娟、張素玢，《臺灣原住民史—平埔族史篇(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年3月)，頁20-22、37-42。
• 註3：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1年3月)，頁41-179。
• 註4：廖風德，《清代之噶瑪蘭》(臺北：正中書局，1994年11月二刷)，頁97-99。
• 註5：陳淑均，《噶瑪蘭廳志(第四冊)》(臺北：臺灣銀行，1963年3月)，頁371-372。
• 註6：簡炯仁，《臺灣開發與族群》(臺北：前衛出版社，2001年10月三刷)，頁406。
• 註7：黃阿有，〈日治前牛稠溪流域發展之研究(國家圖書館電子全文)〉(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7年7月)，頁189-229。
• 註8：參閱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下)》(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年6月再版)，頁221-421；臺灣常民文化學會，《彰化平原的族群與文化風錄》(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9年1月)。
• 註9：陳三井總纂，《臺北市發展史(一)》(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1年10月)，頁923-926；尹章義，《臺灣客家史研究》(臺北：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2003年12月)，頁55-67。
• 註10：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第一、六冊)》(臺北：臺灣銀行，1963年4月)，頁1-3、975、991；周翔鶴，〈埤圳‧結首制‧〝力裁業戶〞—水利古文書中所見之宜蘭拓墾初期社會狀況〉，《臺灣史研究集刊》，總第57期(1997.3)，頁78。
• 註11：王世慶，〈結首制與噶瑪蘭的開發—兼論結首制起自荷蘭人之說〉，《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七輯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9年3月)，頁469-501。
• 註12：柯培元，《噶瑪蘭志略(第一冊)》(臺北：臺灣銀行，1961年1月)，頁9-10。
• 註13：詹素娟，〈族群、歷史與地域—噶瑪蘭人的歷史變遷(從史前到1900年)〉(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年1月)，頁142-143、163-165。
• 註14：陳進傳，〈談鄉土史研究—以宜蘭地區研究為例〉，《史聯雜誌》，第4期(1984.1)，頁53-60。
• 註15：陳進傳，《清代噶瑪蘭古碑之研究》(彰化：左羊出版社，1989年5月)；陳進傳，〈清代噶瑪蘭古碑的地理分布〉，《民俗曲藝》，第59期(1989.5)，頁47-65。
• 註16：陳進傳，〈清代噶瑪蘭的拓墾社會—從血緣、地緣社會本土化觀點探討之〉，《臺北文獻》，直字第92期(1990.6)，頁1-50。
• 註17：陳進傳，〈清代宜蘭漢人的移動〉，《臺北文獻》，直字第98期(1991.12)，頁147-189。
• 註18：陳進傳，〈宜蘭漢人族規初探〉，《臺北文獻》，直字第110期(1994.12)，頁107-143；陳進傳，《宜蘭傳統漢人家族之研究》(宜蘭：宜蘭縣立文化中心，1995年5月)。
• 註19：陳進傳、朱家嶠，《宜蘭擺厘陳家發展史》(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5年3月)；陳進傳，〈河南籍噶瑪蘭廳通判閻炘事略〉，《臺灣文獻》，第58卷第2期(2007.6)，頁243-263。
• 註20：李信成，〈清代噶瑪蘭土地所有形態及其權利轉移〉，《馬偕學報》，第5、6期合刊(2008.7)，頁65-84。
• 註21：李信成，〈清代宜蘭的「保甲」與「清庄聯甲」之研究〉，《興大人文學報》，第43期(2009.9)，頁219-253。
• 註22：李信成，〈清代宜蘭的官舉族長及其功能探討〉，《臺大歷史學報》，第55期(2015.6)，頁67-124。
• 註23：李信成，〈清代宜蘭猴猴人遷徙與社會文化的考察〉，《臺灣史研究》，第19卷第1期(2012.3)，頁29-85。
• 註24：李信成，〈噶瑪蘭族的社會與文化〉，《宜蘭文獻雜誌》，第107期(2016.9)，頁60-81。
• 註25：李信成，〈晚清西方人對宜蘭的紀錄及其史料價值〉，《臺灣史研究》，第64卷第1期(2013.3)，頁1-37。
• 註26：卓克華，〈淡蘭古道與金字碑之研究〉，《臺北文獻》，直字第109期(1994.9)，頁69-128。
• 註27：卓克華，〈清代宜蘭舉人黃纘緒生平考〉，《臺灣文獻》，第50卷第1期(1999.3)，頁325-351。
• 註28：卓克華，〈清代宜蘭周振東家族與古宅的歷史研究〉，《臺北文獻》，直字第172期(2010.6)，頁69-140。
• 註29：陳正祥，〈噶瑪蘭廳志的地理學評價〉，《臺灣文獻》，第11卷第2期(1960.6)，頁1-16。
• 註30：林開世，〈風景的形成和文明的建立—十九世紀宜蘭個案〉，《臺灣人類學刊》，第1卷第2期(2003.12)，頁1-38。
• 註31：林開世，〈方志的呈現與再現—以噶瑪蘭廳志為例〉，《新史學》，第18卷第2期(2007.6)，頁1-60。
• 註32：詹德隆，〈噶瑪蘭建置考—對「臺灣通史辨誤」的回應〉，《臺北文獻》，直字第99期(1992.3)，頁181-215。
• 註33：國家圖書館/期刊文獻資訊網/劉銘傳/林爽文/丘逢甲/沈葆楨/吳沙/朱一貴/戴潮春
• 註34：尹章義，〈從天地會「賊首」到「義首」到開蘭「墾首」—吳沙的出身以及「聚眾奪地、違例開邊」的藉口〉，《臺北文獻》，直字第181期(2012.9)，頁95-157。
• 註35：李致穎，〈帝國權力的延伸—楊廷理的噶瑪蘭空間認知與策略統治〉，《宜蘭文獻雜誌》，第95期(2013.3)，頁85-136。
• 註36：林偉功，〈福州籍人士與宜蘭開發〉，《「宜蘭研究」第二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宜蘭縣立文化中心，1997年12月)，頁78-86。
• 註37：張婉鈴，〈清代宜蘭溪南地區漢人拓墾勢力與地方社會(1804-189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7年1月)。
• 註38：林伯殷，〈六屋林家與噶瑪蘭冬瓜山拓墾〉，《新竹文獻》，第40期(2010.9)，頁6-13。
• 註39：陳南旭，〈19世紀初年臺灣北部的拓墾集團與噶瑪蘭的移民開發〉，《臺灣文獻》，第67卷第2期(2016.6)，頁133-155。
• 註40：鍾旻融，〈清代宜蘭三結街的「內地轉化」與噶瑪蘭廳的成立(1805-1819)—以契約文書為考察中心〉，《臺灣古文書學會會刊》，第5期(2009.10)，頁21-40。
• 註41：黃學文，〈清代噶瑪蘭商業市街發展與寺廟關係〉，《臺北文獻》，直字第201期(2017.9)，頁134-203。
• 註42：李曉怡，〈進出噶瑪蘭—從古典詩看清領時期宜蘭的對外交通〉，《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第4號(2010.12)，頁123-170。
• 註43：李紹盛，〈臺灣的隘防制度〉，《臺灣文獻》，第24卷第3期(1973.9)，頁184-201。
• 註44：楊慶平，〈清代的宜蘭駐軍〉，《「宜蘭研究」第三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宜蘭縣立文化中心，2000年8月)，頁63-106。
• 註45：許毓良，〈邊陲中的邊陲—清代噶瑪蘭的海防〉，《「宜蘭研究」第四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宜蘭縣立文化中心，2001年10月)，頁335-368。
• 註46：黃文瀚，〈宜蘭舊城小東門考〉，《臺灣文獻》，第70卷第3期(2019.9)，頁39-85。
• 註47：林衡道口述，陳秀芳筆錄，《臺灣古蹟概覽》(臺北：幼獅文化事業，2000年12月七刷)，頁174-175；林衡道口述，楊鴻博紀錄，《鯤島探源》(臺北：青年戰士報社，1985年1月再版)，頁1311-1312。
• 註48：林黎，《蓬壺擷勝錄(四)》(臺北：自立晚報社，1982年3月再版)，頁187。
• 註49：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一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年6月四版)，頁401。
• 註50：章覲文，《噶瑪蘭廳輿圖纂要》，同治五年藍絲欄鈔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 註51：蔡青筠，《戴案紀略》(臺北：臺灣銀行，1964年11月)，頁10；文煜等撰，《閩浙總督奏稿》，同治抄本，北京大學讀書館藏。
• 註52：1963年臺灣文獻叢刊最早點校《臺灣府輿圖纂要》一書出版，2000年以前臺灣學界對於該書在清代何時付梓仍無所知。事實上2001年筆者前往中國尋找博士論文資料，無意中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發現還有一部纂要，此書明確寫明同治五年(1866)抄本，並有當時臺灣知府葉宗元署名。2005年1月廈門大學歷史系陳支平教授擔任主編，按照原本書名「臺灣府總圖纂要」，收錄在《臺灣文獻匯刊》第五輯第七冊，參閱許毓良，〈清代臺灣的軍事與社會—以武力控制為核心的討論〉(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年4月)，頁627。
• 註53：佚名，《福省政事錄》，清藍絲欄鈔本，道光初年版，(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