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進傳  莊琇雯 / 著作

臺灣的歷史是這一片土地上許多居民共同塑造的歷史，宜蘭雖偏居臺灣東北一隅，但累積了許多先民勤奮的軌跡，而庶民的日用陶瓷以重視實用為主，不僅擁有卓越的藝術水準，其質樸的品味更反映生活文化的特質。「宜蘭的傳統碗盤」由宜蘭文史專家陳進傳教授與宜蘭民俗收藏家莊建緒先生之千金莊琇雯小姐撰寫，述說蘭邑兩百年來生活所用陶瓷碗盤，描繪庶民生活美學，記錄宜蘭人的生活記憶。

目前本書已絕版，蘭博電子報將節錄本書內容逐期刊登，期許大家共同見證台灣陶瓷發展史，深入了解從碗盤延伸的庶民文化與藝術價值。

日治初期，台灣和大陸還有貿易往返，大陸地區的陶瓷產品大都從泉州、汕頭、溫州等地運來。貨物到港口之後，就交給當地「船頭行」銷售，以應批發商的要貨。這些產品主要以粗陶器為主，當然也有少數來自景德鎮的精緻品。至於日本進口的陶瓷碗盤，主要產區是歧阜縣，用船運到基隆上岸，再經火車轉運各地。由於貨源充裕，加上統治操縱，後來整個市場幾乎被日本壟斷。論及台灣，北投是最早生產碗盤的場域，萬華和南投魚池也是製造碗盤的重鎮，其他地方也有生產，只是數量很少。大致說來，日治時期台灣的陶瓷業以生產粗陶器為主，比較精緻的陶瓷器大部分從大陸和日本進口，而日本又較大陸為佳。 ^[註1]

（一）台灣生產

日治時期，台灣在地陶瓷生產還很落後，揆其原因，可有三點：其一，台灣不產優良瓷土，先天條件缺乏，難以製成較佳的陶瓷器；其二，日本瓷器大量引進，陶瓷工業因資金薄弱，設備簡略，兼之故步自封，技術不佳，以致久無起色。 ^[註2]具體的說，日本為確保其國內瓷器優勢，在台灣所投資生產的都是大件陶器，因這些產品船運台灣，利潤不高。相反的，精緻之瓷器碗盤絕少在台灣燒造，以其體積小，單價高，運輸方便，獲益豐厚，致使台灣瓷器幾乎成為日貨的天下。這種情形，連在台日資企業都受到嚴重影響，經營困難，何況在地本土窯廠。此乃日治時期，台灣一直沒能進入量產陶瓷碗盤的重要原因。 ^[註3]

統計數字最能顯現台灣陶瓷生產嚴重不足的情形。茲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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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看來，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台灣的生產額只佔需求的逾百分之十，其餘近百分之九十皆依侍外地輸入，大陸和日本是最大的來源，而日本高達其中的百分之八十五，形成獨強局面。 ^[註4]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台灣陶瓷年消費量約在一百四、五十萬元之譜，而島內生產僅二十萬元左右。 ^[註5]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台灣的陶瓷生產值是二十五萬元，而消費額超過一百七十萬元。 ^[註6]總之，台灣產品在整個消費量中，僅佔一成至一成五而已，可見台灣碗盤是日本貨霸占的市場。

甲午戰爭後，日本統治台灣，為進行其殖民政策，推動各項經濟建設，加上異文化的傳輸，使得台灣窯業無論在生產、經營與藝術等各方面，均深受日本影響。約略的說，這個時期台灣窯業分布在南投（屬台中州）、鶯歌（屬台北州）、北投（屬台北州）、苗栗（屬新竹州），另外在松山、萬華、桃園、花蓮、屏東、高雄、嘉義、大甲、清水、魚池，以及台南、歸仁、下營、新營等地也有生產，而以前四處最具規模。^[註7] 茲簡述如次：

1、南投燒

日治初期， 台灣陶瓷發展的焦點是南投。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辨務署長矢野武平鑑於南投陶業的原有規模，再予精心策畫，持續發展。三年後，南投廳長小柳重道繼承既定方針，除申請總督府補助外，並從日本招聘陶業技術師龜岡安太郎指導，且設置技術養成所，藉以培養人才，改善品質，拓展銷路，結果收效頗佳，造成南投陶器馳名中外。在有計畫的產銷組合成立後，更呈活潑，進而影響到魚池、苗栗、鶯歌、龜山、北投和嘉義等地。而魚池的碗盤製造上也頗有分量，約在昭和初期，因中國動盪不安，陶瓷器輸入數量一時劇減，由是給本島陶瓷提供發展良機，魚池於焉展開專事碗盤的燒製，一時風起雲湧，南投其他地區也擴大生產，暢銷全台。因此，南投燒不僅是南投郡內，也是整個大台中州的特產，與大甲蓆帽齊名，因而奠定其在台灣陶業史上的地位。^[註8]

「南投燒」的原義，在日治時期僅指南投市區附近的陶器而已，並非泛指其他地區的產品，至於「南投燒」的特色是產品較為廣泛而多元，型制亦富變化，釉料運用多樣，且不乏大型器物，論其價值在於日用陶器的精緻化，講求工細與美觀，使其不僅能達到實用的目的，同時也兼具玩賞

的趣味。由於南投其他各地均有陶窯，但與南投相較，這些工廠時間稍後，乃為新的創業，然同屬大南投區，彼此關係深厚。以陶業發展脈絡而言，集集、水里、魚池、埔里等地可以說是南投的分流，其製品當可視作「南投燒」系統的一環。^[註9]

2、北投燒

北投窯業，清代即已有之，然文獻無徵。日治初期，松本龜太郎於明治四十年（一九○七）設立「北投陶器所」，從京都招聘陶藝技師來台，生產日式製品，如花瓶、茶杯、酒杯等，以雅緻的風格聞名。松本龜太郎成為北投陶瓷的先驅，因而獲得「北投燒元祖」的美譽。大正七年（一九一八），松本去世後，次年，窯場由後宮信太郎接手經營，易名為「北投窯業株式會社」。後再改組為「台灣窯業株式會社」，以餐具、瓷磚與耐火磚為北投陶業的三大產品。此外，日本兵庫縣賀本庄三郎在大正初年來台，先是於新竹關西從事製陶工作。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來到北投水磨坑創設「大屯製陶所」，最初燒製花器，後來則專業生產餐具器物，因而「北投燒」和「大屯燒」並稱，形成北投陶瓷發源的兩大系統。^[註10]

關於「北投窯業株式會社」的生產，寺西仙次郎於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曾提到，碗盤製品有一定的形狀和花紋，每月可賣出三十萬個。以前都是從大陸進口的，如今除了可以對大陸產品加以遏止外，還能向日本輸出，無奈的是獲益相當菲薄，倒是瓷磚比較有利可圖。 ^[註11]

北投的後來窯場，幾乎都是從「北投燒」和「大屯燒」所衍生出來的。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台北萬華人陳芳鑄建置「金義和陶器工揚」，專業生產餐具，成為台北地區最早創立陶瓷廠的本島人，影響所及，使北投發展為台灣最重要的餐具瓷區。^[註12]

台灣工礦公司北投陶瓷廠的耆老粟瓶為北投燒作精闢的歷史見證。曰：

北投地區的窯場。最初大致都是做碗盤的，北投本地人沒有從事碗盤生產的，在北投生產碗盤的窯場大多是外地人來經營的。「北投窯業」剛開始就是燒碗盤的，當時因為正好大陸的進口貨都已經斷絕了，這裡的碗盤都沒有來源，所以他們才來這裡燒碗盤。後來的賀本和金義和這兩家公司也都在做碗盤。 ^[註13]

3、苗栗燒

日治時期出現以新近方法生產的陶瓷是苗栗燒，也可說是日本窯業的移植。

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日人岩本東作在苗栗西山發現適合燒陶的黏土，於是設窯燒陶，乃為日人在台經營窯業的開端。後來又在苗栗大坑找到良質黏土，再增設陶窯於其地。苗栗街長石山丹吾熱心支持岩本窯業，待其解散後，辭掉街長職務，籌組苗栗窯業社，全力投產，並聘日本技師來台指導。昭和九年（一九三四）石山病歿，子豐喜秉承父業，繼續發展。另有日本人投資設立拓展南窯株式會社，順著日本南進政策的方針，以雄厚資本，現代設備，銳意經營。

以上是日人獨資開窯，還有日台合資經營。即日本技師佐佐木丈一與本地人劉金源共同設廠。台灣人在苗栗創設的傳統陶廠，在昭和年間也見數起，如公館窯業、福興窯業。 ^[註14]因此，苗栗燒可有日人獨資、日台合營、台人自設三種型態。

苗栗燒特別勝出的是，社寮岡窯廠首先利用天然瓦斯製陶。當時陶業權威服部武彥論到，「將來窯業利用天然瓦斯乃時代趨勢，台灣有豐富的天然瓦斯，在產業開發上，不可不謂為絕佳的天然資源。」 ^[註15]關切與期待之情，躍然紙上。

4、尖山燒（鶯歌）

相較於苗栗燒深受日本影響，鶯歌燒則缺乏政府的輔助與指導，也沒有日本人投資設廠，致使窯業概由本地人經營，熟練的師父多由福建渡海而來，或招自台灣其他地區，因而可說是傳統漢人本色的窯業中心。

日治初期，鶯歌窯業沿襲清代吳氏家族的壟斷經營。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尖山陶器組合」成立，眾家共營，技術分享，因而擴大窯業陣容，提高競爭能力，招致發展契機。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大戰爆發，人力不足，迫使生產走向自動化，如發動機、練土機、拉胚機等的引進，後又改採煤為燃料，有些工廠運用新型的「登式窯」（俗稱目仔窯），以節省燃料，增加產量。這些為因應時代所作的調適與改善，充分顯示民間工業的彈性與活力。^[註16]

日治五十年間，鶯歌窯產迅速成長，大有後來居上之勢。昭和四年（一九二九），陶器工廠不過七家，昭和九年（一九三四）發展為十六家，昭和十七年（一九四二）增至二十五家。所以，鶯歌陶瓷工廠數目超過南投，至於衛星鄉鎮（海山郡、七星郡）也多於南投窯的周邊地區（南投郡、新高郡）。 ^[註17]

鶯歌陶器在尖山庄尖山埔開始向外發展，漸漸遍布整個鶯歌，並向鄰近擴散。長久以來，鶯歌陶瓷建立的口碑，因以尖山產地為名，故許多陶器直接刻畫「尖山燒」、「尖山埔」或「尖山」等款識，頗富鶯歌鄉土氣息，以及地方產業的文化意義。 ^[註18]

戰爭固然對產業造成傷害，但亦會帶來商機，日本治台期間正好碰上兩次世界戰爭。對台灣陶瓷業起了正面效應。一次大戰時，列強被迫退出遠東市場，促成台灣產業的蓬勃發展，陶瓷也拜「戰時景氣」之賜，得到加速推升。太平洋戰爭期間，台灣經濟遭到封鎖，外界資源無法進口，逼使台灣窯廠擴大規模，業者非常風光，獲利豐厚。產品供不應求，甚至無貨可賣，販商只好在窯廠外等貨，而有「搶窯」的現象，這是台灣陶瓷碗盤的空前盛況。 ^[註19]

（二）大陸輸入

明治年間的台灣，日本殖民政策重點是「維持治安」，排除帝國統治的障礙，在經濟上以築路與建港等基本建設為主，無暇顧及其他工業。即使後來關照工業，大都偏屬糖業、茶葉、樟腦業等，而較疏忽陶瓷業，特別是日用陶瓷器物更不受青睞，何況日本還要保護其本國精緻窯業。 ^[註20]此時台灣的陶瓷碗盤製造還在起步而已，因而給予大陸輸入碗盤的絕佳機會。明治三十九年（一九○六），《台灣慣習記事》所作的產業報告，就反應這種實情，曰：

在臺灣的窯業，極為幼稚，僅較手捏工夫進一步的素燒土器生產而已，即掘起適合於土器的粘土，混合少量水，捏軟，掛於轆蠦，以腳踩盤使其回轉，而以兩手製作，形成後，先予晾乾，再日曬，至完全乾固，入窯，密閉而生火，由此作成之土器，大部分為粗什的土鍋土瓶水缸等素燒的土器，其中有在乾固時，以丹（朱沙）作釉藥塗上後，入窯者，但為數甚少。

因此其他一般的日用品及作者精緻的裝飾品陶磁器類，悉為中國產的輸入品，其中大半以中國形船隻搭載，普通日用品主要自泉州地方輸入，其他自福州、甯波、鎮海、溫州、石碼等亦有少數輸入，裝飾品主要由福州輸入，而且其每年輸入的原價，至少不下於十萬元。^[註21]

就此看來，日治初期，福建、浙江沿海與台灣仍然保持密切關係，從明治三十二年（一八九九）《台灣日日新報》的刊載，即可知悉。曰：

大稻埕河津四、五、六，三月中，海外帆船入港數目列左：四月份福州船二十五隻、寧波船十四隻、廈門船十八隻，合共五十七隻。五月份福州船二十四隻，寧波船二十八隻、廈門船二十二隻，合共七十四隻。六月份福州船九隻、廈門船十四隻、寧波船十三隻，合共三十六隻。以上各船所載木材、雜貨、生豚、生雉、陶器等日常所用物品云。 ^[註22]

這項報導顯示從大陸開往台灣的船舶相當密集頻繁，而所運載的貨物就包括陶器。可見日治初期，台灣陶器大都由福建輸入的，惟這種大陸陶瓷在台灣市場的優勢，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消退，轉變為日本獨佔的局面。

（三）日本引進

經過初期的統治後，日本已熟悉狀況，積極展開產業的主導與控制，對陶瓷業所投注的心力，雖不如其他產業，但仍頗有所作為，如調查陶瓷原料、成立研究機構、提供技術服務、培養工藝人才、補助設備經濟、扶持日資窯業等，以提高台灣陶瓷生產。此外，看到大陸陶器物的傾銷與競爭，日本為保障其本國利益，以種種方式限制大陸瓷器的輸入，並對日本的進口則加以多重獎勵。其消長結果，街坊上販賣的精美瓷器，都是日本貨，而景德鎮瓷器難以得。因此，日本瓷器逐漸取代大陸貨，終至幾乎壟斷台灣市場。^[註23]

為阻絕台灣與大陸的貿易關係，日本於明治三十九年（一九○六）改變關稅，使大陸貨增加成本，喪失價格優勢，以致銷售滑落，黯然退出市場，而受害最大的就是陶瓷器物。《台灣日日新報》曰：

關稅改正之於貿易，自今年十月始，將實行所改正之關稅定率法。故本島之與外國貿易，總難免受到影響。 ……在新稅率之中，攤分最增加者，為陶磁器之輸入稅。即就其物應值之價，而課以四成之稅，因此加稅，則本島人之日用食器，其自對岸輸入者，在新法實施後，必至減少或停止也。 ^[註24]

日本隔離台灣與大陸間的另一政策是排斥在台的大陸籍人士，因而影響台灣陶瓷業的生產。早期台灣各地窯場都請福建師傅製陶，但日本將他們視為「支那人」，並非「本島人」，而刻意為難，本來陶瓷業因福建師傅的參與，都能順利經營，至此發生了變化。有些師傅在台灣待不住，紛紛回到大陸，從此不再回來工作，造成窯廠缺工的現象。結果一方面激勵台灣本土陶瓷業的發展，再方面是日本瓷器的大量進口。 ^[註25]至於日本陶瓷在台灣的強勢情形，如前表所示，高達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幾乎已是專賣。

[註1] 陳新上，《日據時期台灣陶瓷發展狀況之研究》，頁208～213

[註2] ＜台灣之陶瓷工業（上）＞，《中國窯業》，第25期（台北，中國窯業雜誌社，民國59年5月），頁20

[註3] 陳新上，《日據時期台灣陶瓷發展狀況之研究》，頁19～20

[註4] 陳自勉，《鶯歌、苗栗陶瓷業之空間結構》，頁20～21

[註5] 服部武彥著，蕭讚春、蕭富隆合譯，＜台灣的陶業＞，頁11～12

[註6] 陳新上譯，＜台灣陶業相關問題座談會＞，《台灣文獻》，第46卷第1期（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84年3月），頁294

[註7] 鄭文彰，《硘的采衣－台灣早期釉彩陶瓷器物專輯》，頁15

[註8] 簡榮聰，＜南投陶瓷的歷史沿革與演變＞，頁15～22

[註9] 簡榮聰，＜南投陶瓷的歷史沿革與演變＞，頁19～22

[註10] 張仁吉總策劃，《北投陶藝特展－現代陶尋根溯源》（南投，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民國96年4月），頁7～8

[註11] 陳新上譯，＜台灣陶業相關問題座談會＞，頁296～297

[註12] 張仁吉總策劃，《北投陶藝特展－現代陶尋根溯源》，頁15

[註13] 陳新上，＜訪粟瓶先生談北投陶瓷往事＞，《台北文獻》，直字第125期（台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民國87年9月），頁195

[註14] 陳信雄，《陶瓷台灣》，頁138～139

[註15] 服部武彥著，蕭讚春、蕭富隆合譯，《台灣的陶業》，頁11

[註16] 徐文琴、周義雄，《鶯歌陶瓷史》，頁31～35

[註17] 陳信雄，《陶瓷台灣》，頁136

[註18] 方樑生，《台灣之硘－看款》（台北，作者自印，2009年1月），頁63

[註19] 陳新上，《日據時期台灣陶瓷發展狀況之研究》，頁23～24

[註20] 陳新上，《日據時期台灣陶瓷發展狀況之研究》，頁17～18

[註21] 台灣慣習研究會原著，李榮南譯編，＜產業界＞，《台灣慣習記事（中譯本）》，第6卷上第2號（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81年12月），頁84

[註22] ＜稻江帆影＞，《台灣日日新報》，明治32年7月1日，第2版

[註23] 陳新上，《日據時期台灣陶瓷發展狀況之研究》，頁18～19

[註24] ＜關稅率改正之於貿易＞，《台灣日日新報》，明治39年7月19日，第2版

[註25] 陳新上，《日據時期台灣陶瓷發展狀況之研究》，頁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