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進傳  莊琇雯 / 著作

臺灣的歷史是這一片土地上許多居民共同塑造的歷史，宜蘭雖偏居臺灣東北一隅，但累積了許多先民勤奮的軌跡，而庶民的日用陶瓷以重視實用為主，不僅擁有卓越的藝術水準，其質樸的品味更反映生活文化的特質。「宜蘭的傳統碗盤」由宜蘭文史專家陳進傳教授與宜蘭民俗收藏家莊建緒先生之千金莊琇雯小姐撰寫，述說蘭邑兩百年來生活所用陶瓷碗盤，描繪庶民生活美學，記錄宜蘭人的生活記憶。

目前本書已絕版，蘭博電子報將節錄本書內容逐期刊登，期許大家共同見證台灣陶瓷發展史，深入了解從碗盤延伸的庶民文化與藝術價值。

熟悉的東西容易被忽略，常用的物件不會引起關注，碗盤就是最好的例證。人們每天用餐，離不開碗盤，但也因過於接近，造成慣性，以致幾乎忘了它的存在與價值。好在近年來，情況逐漸改觀，有人垂青，抱持懷舊，予以蒐藏，進而彼此交流，互換心得。

碗盤為人類製作的器物，與人類相隨共伴，乃生活之所必備，其體積雖然不大，但切勿因小而漠視；反之，則是見微知著，內容豐富，反映諸多現象。即透過碗盤的研究，可以檢證歷史發展、闡釋文化底蘊、記錄生活實情、揭示經濟狀況、彰顯科技水準、訴說藝術風格、提供品味鑑賞。

就台灣陶瓷發展而言，由於碗盤尺寸都很小，規格統一，適於量產，且包裝上可以疊在一起，所占空間很有限，利於長途運輸，致使台灣早期的碗盤幾乎都由中國大陸與日本進口，使得島內生產受到壓抑，直到太平洋戰爭中才有出頭的機會。因此，無論就產量及來源，台灣碗盤均有殊異之處，具指標意義與研究價值。相對來說，其他陶瓷則稍遜，如花瓶之類的裝飾器物，當早期生活困苦時，並非民生必需品，所以產量少，在陶瓷史上不佔分量。而水缸、陶甕等粗陶器，雖為台灣生產大宗，但這些產品在坯土、形制、技術等方面，從古至今沒有多少演進。所以探討台灣陶瓷發展的過程與意義，最好的樣品，完整的軌跡就是碗盤。 ^[註1]

台灣碗盤的相關研究，過去十分冷門，因學術界不注意這個領域，業界只顧生產與銷售，專家則力求改善技術，要的是最新的資料，收藏者雖有了解，但無意動筆。惟邇來日趨受到重視，先是刊物的發行，陶瓷工業的報導，接著學位論文的撰述，政府文化單位的調查，其後學者和藏家著手研究，論文與專書相繼問世，惟仍不脫小眾範圍。然無庸置疑，台灣碗盤已漸成矚目焦點，蔚為收藏熱潮，進而舉辦各種展覽，由是帶動研究風氣，浮露具體成果，已是不爭的事實。

宜蘭地區偏隅台灣東北，雖不生產陶瓷碗盤之屬，但日常生活也需要這些器物，其來源均從大陸、日本、台灣等地輸入，基於歷史背景的不同、外在環境的差異、市場經濟的改變等情況，加上在地人的處境與選擇，使得宜蘭碗盤呈現較多的產地區別與更大的選擇彈性。換言之，在宜蘭可以發現時代不同、產地互異、窯廠有別、品質分明、種類繁多的各式碗盤製品，真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可惜的是，這些碗盤因過去的自然災害與人為輕忽下，幾已破壞殆盡，難得一見，留存下來的屈指可數。宜蘭如此，其他地方或許益為嚴重。

本書所顯示的陶瓷碗盤，大都是以往曾擺放在宜蘭的某一飯廳或家庭的餐桌與櫥櫃裡，且為宜蘭人所使用過的，而非目前從外地購買的古物品，所以深具地方社會的歷史意義與研究價值。

宜蘭是台灣的一部分，其歷史文化與社會經濟不僅無法自外於台灣，甚至為台灣脈動的餘波。何況宜蘭不產碗盤，長期以來都是購自島內各地窯廠與域外輸入，為便於後敘內容與實物的理解，對台灣碗盤的發展，確有討論的必要。

台灣陶器的製作，史前人類即已有之，原住民族亦加燒造，但非本文重點，暫不置論。因此，台灣大量使用陶瓷碗盤，應從漢人移民開始，約為四百年來的事。由於台灣庶民生活深受政權轉移的影響，陶瓷發展亦復如此，因而特以時代為軸，略述台灣陶瓷發展。茲先言清代時期的概況。

（一）由南向北的陶瓷發展

台灣漢人的開發，由南向北逐次拓墾，窯業也反映此一歷史現象。論其燒陶，源自荷人，始於燒磚。明天啟四年（一六二四），荷蘭人佔領台灣，隨即築城建堡，為求強固，採取磚造。起初荷人自爪哇、大陸、日本購進磚塊，後感不敷，乃雇用閩人來台取土燒製磚瓦，供應各種建築之需，熱蘭遮城即為代表之作。台灣的瓦除蓋屋外，也用以貼壁，將瓦穿一小洞，削竹為釘，貼於土壁，以防雨水沖刷，俗稱「穿瓦衣」，此亦為荷人留下的技術。^[註2]

明鄭時期，台灣陶業向前推進，除製磚外，亦能燒瓦。《台灣通史》曰：「鄭氏之時，諮議參軍陳永華始教民燒瓦，瓦色皆赤，故范咸有赤瓦之歌。然台灣陶製之工，尚未大興。」^[註3] 康熙四年（一六六五），另記陳永華「教匠取土燒瓦」，就此燒瓦的技術在台灣留傳下來。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就出現台南有「瓦店」的記錄。^[註4]

及至清代，台灣陶業亦見長足發展。首先訴諸文獻的是糖，糖乃台灣特產，向來為輸出要項。糖為台灣傳統糖廠（糖廍、蔗廍）與白糖加工所（糖間）必用之器具。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的《諸羅縣志》有台灣陶製糖廍的登載，五年後，官員巡視台灣，發現「南北二路，窯亦錯列」，此等窯爐兼燒糖。乾隆年間的方志所示，「瓦窯」當指同時燒造瓦片與糖之窯，可見糖石漏需求量很大，甚至有直稱「窯」者。^[註5]

由於閩粵移民台灣之初，除磚瓦和糖陶燒外，日常器物的爐、盆、罐、碗、盤等，均仰賴唐山。正如連雅堂所言「盤盂杯碗之屬，多來自漳泉，其佳者則由景德鎮。」唯磚瓦乃自給爾^[註6] 這些窯瓷器皿，舶運耗費，貨少價高，得之不易，於是利用瓦窯燒瓦之便，同時製作瓦磚胎質的日常器用，陶燒碗盤於焉肇始，此為乾隆中葉的事。^[註7] 此類瓦窯可有多處，台南歸仁窯為目前台灣發現最早留存的窯業實物遺跡。^[註8]

台灣早期上釉日用陶器的窯場是在南投，使其在台灣陶瓷歷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南投窯於嘉慶元年（一七九六）設立在南投的牛運堀附近，至道光元年（一八二一）採用頭、中、尾三窯的燒製形式。此後的三十年間（即咸豐年間）則大有進展。^[註9]然亦有論者謂南投陶瓷業發展起始，不應是嘉慶元年，而可追溯至雍正年間，但也僅止於推論而已。^[註10]

據文獻所示，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埔里地區已有陶窯場，「到處都是陶甕的破碎片」，顯見製量不少。 ^[註11]其後各地生產迭有加增，台南、彰化更見釉彩器物，且已有販售。又《台灣通史》曰：「光緒十五年，有興化人來南，居於米市街。範土作器，以售市上，而規模甚少，未久而止。唯彰化有王陵者，善製烟斗、繪花鳥、釉彩極工，一枚售金數圓。次為台南郡治之三玉，其法傳自江西。而王陵且能製瓶罍之器，亦極巧。惜乎僅為玩好之物，不能與景德媲美也。」^[註12] 可見此時的陶瓷工藝技術已大有長進。

鶯歌是北台灣陶瓷重鎮，嘉慶九年（一八○四），泉州磁灶人吳鞍渡海至鶯歌，於大湖兔之坑開場燒窯，不久因漳、泉地緣械鬥，不得已乃移住嵌腳。咸豐三年（一八五三）遂再轉遷到鶯歌尖山埔。此時，吳岸與吳栗由泉州來台加入窯業的陣容，於是生意日益興旺，成為當地特殊產業。^[註13]

清代台灣陶器最值得稱述的是葉麟趾所燒製的軟陶，用陶土捏塑各種造型，外施彩釉，入窯低溫燒製，而為葉王陶，或稱為交趾燒、嘉義燒。作品無不形神畢肖，匠心獨運，渾然天成。日治時期，曾被展示於萬國博覽會中，當時日本政府視為「日本國寶」。^[註14]

（二）宜蘭不產陶瓷的探討

台灣漢人碗盤的生產，宜蘭向來都無緣置喙，因而宜蘭碗盤自清代伊始，就從外地輸進。試觀「台灣陶瓷地圖」即可明悉。 ^[註15]

陶瓷工廠的設置，技術是必要的門檻。無容諱言，早期台灣燒陶術均來自中國與日本，從其技術來源的脈絡與擴散，宜蘭仍然摒除門外。 ^[註16]

從上述窯業的空間分布圖，無論是清代、日治、戰後，宜蘭均告空白，何以宜蘭沒有陶燒碗盤，是件值得探討的事。

1.移民開發較晚：清代宜蘭的大舉開發，起於嘉慶元年（一七九六）的吳沙入墾，時間上較西部遲上百有餘年。此時西部地區的陶瓷製作還在摸索階段，尚未成形，絕大多數的碗盤器物均端賴唐山進口。處在更為偏遠的宜蘭，尚屬開拓的初期，移民率皆專注農墾，無法顧及製造業，當無設置窯廠的能耐。後來西部人口愈見增加，已具碗盤的消費市場，窯廠雖有興建，然所生產的碗盤仍不敷需要。因此，終清之世，儘管全台碗盤供不應求，環境較佳的西部都難以積極設廠擴建，偏在邊垂的宜蘭更不可能發展陶瓷業。

2.資本技術不足：任何產業的發展，都面臨生產與消費問題。就前者而言，就是資本與技術。農業社會，資本的形式須得長時期的經營，宜蘭因開發較慢，時間不夠久遠，難以積累資本；兼又噶瑪蘭設廳之初，楊廷理力裁業戶，壓抑富家，致使製造業缺乏資金，無法設廠。再說技術，台灣早期窯業技術與工人均來自大陸，他們因具謀生技能，不必飄洋渡海，因而限制台灣陶瓷的發展。這些技術工人如到台灣西部當會自行開窯或受雇廠家，因而沒有多餘的人力到宜蘭創業。雖然咸豐以後，唐山移民可直接搭船至宜蘭登陸，但也都是貧苦的農家子弟，除種田與勞力外，缺乏製造業的相關技術，對陶瓷生產毫無助益。

3.土質原料不佳：碗盤最基本的材料是黏土，而且黏土非常笨重，故其產地影響窯廠的建置。早期設立的陶瓷廠，周邊須有良好的土質，以便就近取材，如最初在南投地區之魚池、水里即用當地之黏土燒製。隨後鶯歌則用八德生產的大湳土燒製。北投地區工廠則以北投水簸土為原料。而北投土出自附近的嘎嘮別地方，係由白砂岩中淘洗之陶土，鐵分較低，可塑性尚佳，燒成器皿較為雪白，後來鶯歌各廠亦改用北投土製造。 ^[註17]因此，西部窯廠所需的陶土除極少數唐山進口外，幾乎都是受產地限制。宜蘭雖遍地是土，但早期用為燒磚外，並不作為碗盤的材料，陶瓷廠便無從設立。戰後因礦山開發，交通改善，採挖的陶土則是供應外地窯廠之用。

由於宜蘭不生產碗盤，完全由進口供應，此須良好的交通路線為之配合。蘭陽平原中間被濁水溪橫切，而有溪北、溪南之分，各有河川流經其間。就溪北而言，宜蘭河流域面積擴及員山、宜蘭、礁溪、頭城，從烏石港出海，水運通順，舟楫便利，對內構成區域經濟網絡，對外展開貿易、進出貨物。烏石港更於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奉為正口，可見船隻往來之頻繁。《噶瑪蘭廳志》曰：

蘭中惟出稻穀，次則白苧，其餘食貨百物，多取於漳泉，絲羅綾緞則資於江浙。 ……其漳泉來貨，飲食則乾果麥豆，雜具則磁器金楮。^[註18]

《噶瑪蘭廳志》又提到：海船多漳泉商賈，而泉尤多於漳。貿易於漳，則載絲線、漳紗、剪絨、紙料、煙、布、蓆草、甎瓦、小杉料、鼎鐺、雨傘、柑柚、青果、橘餅、柿餅。泉則載磁器、紙張。^[註19]

如上引述，清代宜蘭除農產品外，幾乎所有百貨器物均依靠大陸。雜具中，足見磁器重要性不言可喻。此磁器類，碗盤食具應是大項，以其為吃飯的必備器物，幾乎無可取代。既然碗盤是餐餐要用，人人必需，因此，磁器為優先進口的器具，應無疑義。溪北地區如此，溪南亦相類似，只是從利澤簡港上岸。

宜蘭雖無燒造陶瓷器物，磚瓦固然有所進口，但已漸能製作生產，以應民用，最早始於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噶瑪蘭廳志》曰：先是城中茅舍雜處十餘區，大者數百間，連年不戒於火。卜年出資募工，置窯而平其直，便民磚瓦以易茅，蓋踰年而回祿之患以息。 ^[註20]此雖堪稱是通判仝卜年的重大政績，然而宜蘭磚瓦之生產，已落後台南約二百年。

[註1]  陳新上，《日據時期台灣陶瓷發展狀況之研究》（台北，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5年6月），頁212～213

[註2]  陳信雄，＜台灣陶瓷小史＞，《華岡博物館館刊》，第6期（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民國72年6月），頁3

[註3]  連橫，《台灣通史》（台北，幼師文化公司，民國66年元月），頁500

[註4]  徐文琴、周義雄，《鶯歌陶瓷史》（台北，台北縣立文化中心，民國82年6月），頁19~20

[註5]  陳信雄《陶瓷台灣》（台中，晨星出版公司，2003年8月），頁101~102

[註6]  連橫，《台灣通史》，頁500

[註7]  陳信雄，《陶瓷台灣》，頁102

[註8]  鄭文彰，《硘的采衣－台灣早期釉彩陶瓷器物專輯》（台南，台南縣政府，民國94年11月），頁15

[註9]  服部武彥著，蕭讚春、蕭富隆合譯，＜台灣的陶業＞，《台灣文獻》，第43卷第1期（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81年3 月），頁10

[註10]  簡榮聰，＜南投陶瓷的歷史沿革與演變＞，《台灣文獻》，第43卷第4期（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81年12月），頁11

[註11]  簡榮聰，＜南投陶瓷的歷史沿革與演變＞，頁 15

[註12]  連橫，《台灣通史》，頁 500

[註13]  服部武彥著，蕭讚春、蕭富隆合譯，《台灣的陶業》，頁 10

[註14]  陳信雄，《台灣陶瓷小史》，頁 35

[註15]  陳信雄，《陶瓷台灣》，頁 215

[註16]  陳自勉，《鶯歌、苗栗陶瓷業之空間結構》（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79年6月），頁 8

[註17]  潘榮懋，＜台灣之陶瓷工業＞，《台灣銀行季刊》，第26卷第2期（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64年6月），頁193

[註18]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宜蘭，宜蘭縣文獻委員會，民國57年元月），頁366

[註19]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508

[註20]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154～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