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峻浩  /  政治大學台灣歷史研究學碩士

蘇澳的地勢可以七星嶺為分界，七星嶺以北，為蘭陽平原的南緣，有新城溪貫穿其中，是蘇澳最大的平原及農業地帶。七星嶺以南則以山地為主，群山之間有蘇澳溪、東澳溪、南澳溪等水系貫穿，這些溪流在群山之間沖積出山谷平地，以及河口沖積扇，為七星嶺以南地區少數的平地區域。

蘇澳的空間依照地理的特性，這裡將其分為三個區塊。第一是七星嶺以北的新城溪流域平原區，清代新城溪是由嶺腳出海，即今天的無尾港濕地，而現今的出海口則向北遷移到頂寮出海。第二是七星嶺以南，以南、北方澳及蘇澳溪水系沖積出的山間谷地為主的蘇澳灣區。第三是東澳溪及南澳溪水系沖積出的東、南澳沿海平原區。

本文以嘉慶17年（1812年）噶瑪蘭廳設立，至光緒21年（1895年）間清廷設官統治期間蘇澳的發展樣貌。

噶瑪蘭廳設置後，將蘇澳七星嶺以北的平原埔地進行劃界招墾，並在馬賽設立官隘以保衛沿山的安全，漢人移民在此契機下，開始有較大規模的移入開墾、敷設水圳，漢人村庄也逐漸形成，為蘇澳帶來重大的改變。

金榮發埤圳

噶瑪蘭設廳後對於各種有待開墾的荒埔，除了劃界招墾外，還訂有開墾的年限，要求在期滿之後即需報陞納租(附註三十三)。在這個時限壓力下，新城溪流域的水圳在設廳後不久開始修築，以供應農業開墾的用水需求。

清代新城溪北岸的水圳是金榮發埤圳，水源引自猴猴社旁的大埤，主要圳道從大埤一路向北開至冬山河，灌溉周邊的田甲達一百六、七十甲(附註三十四)。另有一條東西向圳道，從大埤引水，向西開至奇武荖社(附註三十五)。

根據嘉慶十九年（1814年）噶瑪蘭廳所頒的圳照顯示，金榮發埤圳的開築是承墾冬山河下游的婆羅辛仔宛、奇武荖等社埔地的泉籍漢人因乏水灌溉，在泉籍總理翁清和等地方頭人出面下，請張致遠開築埤圳(附註三十六)。

值得注意的是水圳的發起者為泉籍漢人，不過金榮發埤圳的水源地為猴猴社旁的大埤，屬漳籍佃首承墾區，埤圳所灌溉的地域除有泉籍漢人承墾區外，也有屬漳籍漢人承墾的加禮宛社加留餘埔，是漳籍與泉籍交雜區域，但彼此間並未因爭奪水資源而發生紛爭，並能呈現和睦的互動模式，開築灌溉彼此承墾區的水圳。這與噶瑪蘭廳設置前，漳、泉兩籍間緊張衝突的狀態呈現非常不同的樣貌，在設廳前兩籍就先後在嘉慶十一年（1806年）及十四年（1809年）發生械鬥(附註三十七)，噶瑪蘭廳籌設時楊廷理更提議為泉、粵兩籍漢人修築入山備道，以防他們與漳籍漢人械鬥時會被圍困(附註三十八)，足見族群衝突的嚴重性。

嘉慶十五年（1810）噶瑪蘭廳籌設到金榮發埤圳開築僅約4年時間，就能達到共築水圳的和諧互動，大致可歸納成下面幾點形成因素：（1）漳、泉兩籍勢力懸殊過大，泉籍在屢次械鬥失敗後，選擇與漳籍和睦。泉籍人選擇與漳籍人合作的傾向在道光三年（1823年）臺灣府知府方傳穟的調查中就指出噶瑪蘭廳的泉、粵兩籍因人少，而與漳籍和睦，並無爭競之心(附註三十九)。（2）埤圳流經區域主要為各社加留餘埔區，界址明確，且有明確規範，難以形成侵占競爭。（3）各籍佃戶承墾埔地，皆被官方限期三年墾成納稅，因此必須合作開築水圳，才能在期限內將荒埔開墾為田園。

負責埤圳開築以及維護的張致遠，從資料來看似乎是一位掌握修築埤圳技術的專家，且委託者不限漢人，也有噶瑪蘭人。根據文獻記載，婆羅辛仔宛社噶瑪蘭人所耕的田最初依靠位於鼎橄社的一口埤來灌溉，但時常遭到漢人的掘毀，因此土目馬搖那罔等人也在嘉慶十九年（1814年）找上張致遠協助修築鼎橄社圳（又名林德春圳），並委託他經營維護(附註四十)。

金榮發埤圳的發展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泉籍頭人翁清和等人出面委託下，請張致遠來開築，獨資經營。第二階段是咸豐元年（1851年）張致遠之子張春臺將家產盡行賣出，埤圳的經營權轉移給新榮發號油鋪，經營模式由獨資轉為合股經營，不過整體仍由新榮發號負責經營(附註四十一)。

武荖溪堤岸

新城溪北岸另一重要水利設施為河川堤岸，由於新城溪的溪床稍高，每當遇到颱風、暴雨時，溪流常會暴漲氾濫，臨溪一帶的田園深受其害。因此新城溪北岸的居民自發的在武荖坑口至猴猴莊修築了長八百餘丈、寬二丈、高七尺的武荖溪堤岸(附註四十二)，來解決水患的問題(附註四十三)。

上圖右下角，猴猴社東邊之大埤即為金榮發埤圳的大埤位置，位於今龍德工業區一帶，今天因工業區的設置而填平。依圳照所示圳道分為兩道，以大埤為起點，一道由南向北流至今天的冬山河，中間經過加禮宛與婆羅辛仔宛兩社。另一道則由東向西流至奇武荖社，灌溉範圍主要為猴猴以北至加禮遠社一帶的沿海埔地。

金豐萬圳

新城溪以南的平原，在噶瑪蘭廳的政策下，馬賽周邊有一百餘甲的埔地撥給粵籍人士開墾，在馬賽周邊還有32甲半的功勞埔地給漢人開墾。為了使這些埔地能夠順利開墾成田，嘉慶二十年（1815年）馬賽一帶的佃戶合議商請結首范兼出面修築金豐萬圳，灌溉新城溪南岸的功勞埔、新城、隘丁、馬賽四庄共379甲田地(附註四十四)。

嘉慶十六年（1811年）在噶瑪蘭廳的劃界招墾政策下，原籍廣東潮州、惠州、嘉應州三地的漢人受官府招募來此開墾，他們分作三大結，各結有各自的墾區及結首(附註四十五)，馬賽一帶佃戶所商請出面修築水圳的結首范兼就是其中一大結的結首。

據邱彥貴的研究推估蘇澳的新城、馬賽一帶屬於廣東惠州籍民的開墾區，結首為范兼，墾區西起今天冬山鄉太和村的十三份，經安平、內城、東城、大興等村，跨越新城溪及於蘇澳的新城、馬賽地區(附註四十六)。

嘉慶二十年（1815年）結首范兼開始築圳，隔年招了股夥吳華遠、葉輝坎、古大展、古松興、魏東興等人合力築圳，他們6人共分為12股，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又加入了黃開伯，增資為15股(附註四十七)。這個時期股夥眾多而持股分散，水圳也時常被洪水沖刷坍壞。

道光元年（1821年）金豐萬圳的持股人吳華遠由於埤圳被洪水沖壞，乏力修築而將名下的7股半賣給了謝玉榮(附註四十八)。謝玉榮又承買了古大展、葉輝坎等人的持股(附註四十九)，股權集中到謝玉榮10股、黃開伯4股、林安邦1股(附註五十)。金豐萬圳在謝玉榮等人重新出資修築鞏固下，不再時常坍塌，成為穩定的水利灌溉設施。

新城溪下游北岸

新城溪北岸的開墾，呈現漳、泉兩籍漢人開墾區交錯的現象。在「加留餘埔」制度下，漳籍漢人進入猴猴社一帶開墾定居，還有一些泉籍漢人開墾據點，分別是奇武荖社「加留餘埔」，以及「隆恩莊」。

漳籍與泉籍的漢人移民雖然同時在新城溪北岸開墾，並未出現不同籍別間分類械鬥的情況，甚至還同心協力在嘉慶十九年（1814年）時修築了金榮發埤圳的灌溉系統。

咸豐二年（1852年）刊行的《噶瑪蘭廳志》記載當時新城溪下游北岸的聚落有高高(附註五十一)及猴猴民莊(附註五十二)，而「隆恩莊」則尚未被記載成莊。最初這裡是猴猴社的領域，在「加留餘埔」制度下，漢佃陸續來耕種居住，猴猴社周邊因而形成依附性的漢人民莊，並非獨立拓墾單位，所以未形成屬於自身群體的名稱，在記錄上被視為依附於猴猴社的猴猴民莊。

猴猴人的漁獵之地

新城溪南岸的平原被稱為馬賽，最初為猴猴人的漁獵之地。嘉慶十一年（1806年）後，大甲、吞霄等社的西部平埔族人來此落腳，形成馬賽社，嘉慶二十年（1815年）馬賽社的五十甲埔地被劃為「隆恩莊」，由泉籍墾戶翁承輝負責招佃收租。

馬賽地區開墾活動，可分為由泉籍漢人墾戶負責的馬賽社「隆恩莊」、粵籍漢佃開墾的埔地、「功勞埔」三種類型。

馬賽的「隆恩莊」和新城溪北岸的「隆恩莊」都是在嘉慶二十年（1815年）時設立，由官方選派泉籍墾戶翁承輝負責招佃收租。土地也非他們所有，不是自組拓墾單位的獨立團體，南岸的「隆恩莊」最後並未獨立成莊，今天的馬賽一帶也未見隆恩的地名。

粵籍漢佃開墾的埔地，從金豐萬圳的契約文書中可以看到，最初為地勢較高，乏水灌溉的埔地，開墾的佃戶因而商請結首范兼出面修築水圳，使荒埔得以開墾成田(附註五十三)。不過這裡除了時常有洪水沖毀水圳的問題外，因當地的金豐萬圳和北岸的林寶春圳都共同引用武荖坑段的新城溪為水源，兩者因而在同治元年至九年間（1862–1870年）時常發生爭水的訴訟(附註五十四)。雖然林寶春圳和金豐萬圳的開鑿者都是粵籍人，但可以看到他們並沒有因此就無紛爭。

「功勞埔」的設置從金豐萬圳契約文書中可看到，至少在嘉慶十六年（1811年）已有功勞埔的名稱。設置之初是為了酬謝有功者，而這群人應與設廳前

協助官方擊退海盜朱濆的有功者有關。

沿山一帶有隘寮的設置，來防禦與山區泰雅族的武裝衝突。施添福指出，早期隘丁口糧依靠附近墾佃均攤，主要工作在守隘，並未參與土地開墾，而後期隘丁雖可自墾埔地，但地狹丁少。因此噶瑪蘭沿山雖有二十處隘寮，但少有以隘寮為中心而建立的民莊，大多只能依附於臨近村落而成莊(附註五十五)。

依據《噶瑪蘭廳志》的記載，馬賽一帶設有馬賽官隘之外，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汀州移民至馬賽南邊沿山一帶開墾，私設民隘，派駐隘丁以禦原住民的出擾，當地因而被稱為「隘丁」(附註五十六)。此外還有一處三面城的民隘，位於今蘇澳榮總的後方。

新城溪流域沿海，至遲在道光十五年（1835年）柯培元任噶瑪蘭廳通判時，已出現名為港口的民莊，但規模不大，僅有幾間房舍。

新城溪流域沿海，除《噶瑪蘭廳志》所提到的港口莊外，從地方廟宇的建立年代，推測還有一些聚落也很早成形，分別是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創建大玄廟的大坑罟，以及咸豐年間（1850年代）創建永安宮的嶺腳(附註五十七)。

上圖可以看到平原正中央為馬賽社及民莊的所在，其左側聚落為新城，右側靠近新城溪沿岸的聚落為功勞埔，在馬賽的南方靠山處有兩處私隘分別為隘丁、三面城。在隘丁聚落的右側，靠新城溪舊道出海口處為港口莊之所在，除了港口莊外，新城溪下游的沿海地帶還有大坑罟與嶺腳兩個聚落

蘇澳灣山間谷地

依據《噶瑪蘭廳志》的記載，蘇澳灣一帶有蘇澳街及蘇澳莊兩處聚落(附註五十八)。蘇澳街為位於蘇澳溪畔的市街，人煙並不稠密，居民五方雜處，市街可順著溪流達蘇澳灣，在春、夏間會有一些中國的漁船、小商船來此停泊，但並不頻繁(附註五十九)。

關於蘇澳街的開墾，在蘇澳寶山寺中供奉著「四結蘇澳先賢神位」44名先賢，神位上所寫的「四結」受限於資料，無法得知其運作方式。不過推測蘇澳街當地的開墾方式應該是由這44個人組成的結，合力從事開墾事業。

蘇澳寶山寺一帶，在道光3-4年之際（1823年–1824年）來了一群阿里史、阿束等社的西部平埔族人，在此定居形成聚落，稱為阿里史(附註六十)。

蘇澳莊應是指分布在蘇澳街周邊的民莊，有三大分布區域，一個是在施八坑，一個在永春，一個在蘇澳灣海岸。

施八坑(附註六十一)推測可能為出水口庄，位於今天的信大水泥廠周邊，當地在道光元年（1821年）已有三百餘名泉籍漢人聚居(附註六十二)。

施八坑隘旁，今天的蘇澳鎮聖湖里一帶被稱為糞箕湖莊，約咸豐九年（1859年）時由臺北三峽地方的富豪李家亮率民壯二十餘人入墾而成(附註六十三)。從他們的原居地三峽是一個以泉州人為主體的地區，推測他們很有可能是來自泉州籍的移民。(附註六十四)

永春位於蘇澳街南邊的白米溪河谷地，道光年間，來自泉州永春縣的佃戶來此闢地墾耕，建立「永春城」。《晋安宮沿革史》碑記寫到道光七年（1827年）開拓蘇澳的先賢蘇士尾、張光明等人從泉州奉請張公聖君來臺，在永春建祠奉祀，祠址在今天的蘇澳水泥廠員工宿舍區(附註六十五)。

蘇澳灣海岸由北而南，分為北方澳、蘇澳、南方澳三個部分。北方澳在嘉慶年間即有海盜及漁民在此活動，不過開始有人群定居，並形成穩定的聚落，是到約道光十二年（1832年）以後的事情。根據當地的口述，第一位來此定居落戶的人，名叫曾歡，來自泉州惠安，道光十二年（1832年）來到北方澳的大澳，建造石頭屋，捕魚為生。由於北方澳魚群豐富，之後又陸續有漁民來此落戶，形成聚落(附註六十六)。

最初的居民主要從新城溪出海口的嶺腳遷徙而來，形成大澳聚落，以捕魚為生。(附註六十七)後來因為大澳聚落空間逐漸飽和，新到的移民只得在大澳附近定居落戶，形成小澳聚落。(附註六十八)

蘇澳位於蘇澳灣的中間，海岸沒有聚落，移民沿著蘇澳溪而上定居，形成街市。

南方澳在十八世紀時曾有猴猴人在此短暫居住，後來因為躲避南澳群泰雅人的壓迫而遷徙到新城溪流域。道光3-4年之際（1823年–1824年）猴猴人因生活貧困，不少人陸續棄地遷來南方澳(附註六十九)。直到1921年日本在南方澳漁港建港，這群居住在南方澳的猴猴人又再度遷徙至南澳(附註七十)。

從開墾型態來看，不管是蘇澳街、施八坑，還是永春因為在最初都被官方視為「生番地界」，不鼓勵也不允許民間請墾，因此都是由民間獨立自組的拓墾單位所開墾，沒有如新城溪流域般是由官方所派的佃首及結首負責招募墾民。從開墾者的祖籍來看，蘇澳街、施八坑及永春的開墾主力都以泉籍人士為主體，和新城溪流域三籍各有配置區的狀況非常不同。

沿海的部分，北方澳與南方澳，和七星嶺以北的新城溪流域沿海有較密切的互動。北方澳聚落最初的移民來自新城溪出海口的嶺腳，而南方澳聚落的移民也是以新城溪流域的猴猴人為主。兩處聚落的形成時間都是在道光年間（1820–1830年代），這個時間點的蘭陽平原，有不少的平埔族陸續搬離蘭陽平原(附註七十一)。推測此時平原的漢人開墾應處於一種飽和狀態，迫使不少人必須另覓安身之所，往尚有發展空間的南方澳及北方澳移動。

從上圖可以看到蘇澳灣山間谷地約可分為四個區塊，靠近蘇澳澳口的市街為蘇澳街。在市街旁有一處西部平埔族所建的阿里史。蘇澳街西邊山谷據推測為施八坑，約位於今信大水泥廠一帶，在施八坑隘的南側有糞箕湖庄。在蘇澳街南邊的白米溪谷地則為永春城所在，永春分為內城與外城兩部分。在白米溪左岸，較南邊的聚落為內城。內城到蘇澳街之間為外城，奉祀奉祀張公聖君的晉安宮，又稱張公廟即位於。在蘇澳灣海岸，北方澳與南方澳有聚落存在，北方澳的聚落又分為大澳及小澳，大澳發展較早，人口較多，小澳則為大澳發展飽和後，才形成的聚落，南方澳則主要為1830年代以後猴猴人據點所在。

• 附註三十三：已有人佔但未墾的荒埔限期二年墾透報陞，無人佔墾的新分埔地、「加留餘埔」、「隆恩莊」則限期三年墾透報陞。見柯培元，《噶瑪蘭志略》，頁140–141；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314、249。
• 附註三十四：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宜蘭廳管內埤圳調查書》上卷，頁157。
• 附註三十五：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宜蘭廳管內埤圳調查書》上卷，頁159。
• 附註三十六：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宜蘭廳管內埤圳調查書》上卷，頁159。
• 附註三十七：姚瑩，《東槎紀略》，頁71。
• 附註三十八：姚瑩，《東槎紀略》，頁57–58。
• 附註三十九：姚瑩，《東槎紀略》，頁58。
• 附註四十：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宜蘭廳管內埤圳調查書》上卷，頁263。
• 附註四十一：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宜蘭廳管內埤圳調查書》上卷，頁160–168。
• 附註四十二：清制一丈3.2公尺，一尺0.32公尺。長八百丈，寬二丈，高七尺的堤岸經換算應為長2.56公里，寬6.4公尺，高2.24公尺。
• 附註四十三：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117。
• 附註四十四：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宜蘭廳管內埤圳調查書》上卷，頁173。
• 附註四十五：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宜蘭廳管內埤圳調查書》上卷，頁323。
• 附註四十六：邱彥貴主持，林怡靚等撰述，《發現客家：宜蘭地區客家移民的研究》（臺北：行政院客委會，2006），頁175–179。
• 附註四十七：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宜蘭廳管內埤圳調查書》上卷，頁181–182。
• 附註四十八：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宜蘭廳管內埤圳調查書》上卷，頁193。
• 附註四十九：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宜蘭廳管內埤圳調查書》上卷，頁187–189。
• 附註五十：林安邦即板橋林家的林平侯，道光七年（1827年）時向黃開伯買進1股灌溉自家12甲田地。見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宜蘭廳管內埤圳調查書》上卷，頁191。
• 附註五十一：廳志中寫到又名猴猴田寮，即為猴猴社。
• 附註五十二：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104、106。
• 附註五十三：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宜蘭廳管內埤圳調查書》上卷，頁180–181。
• 附註五十四：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宜蘭廳管內埤圳調查書》上卷，頁326。
• 附註五十五：施添福，《蘭陽平原的傳統聚落：理論架構與基本資料》，頁46–47。
• 附註五十六：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 第一冊》，頁451。
• 附註五十七：大坑罟的信仰中心大玄廟，創建於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嶺腳的信仰中心永安宮，地方相傳在咸豐年間（咸豐在位十一年，西元1851年–1861年）。據此可推測，至遲在這些廟宇興建之
• 附註五十八：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104。
• 附註五十九：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121、126。
• 附註六十：波越重之編，莊振榮、莊芳玲譯，《臺北州理蕃誌(舊宜蘭廳)》，頁91。
• 附註六十一：姚瑩，《東槎紀略》，頁83。
• 附註六十二：姚瑩，《東槎紀略》，頁83–84。
• 附註六十三：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 第一冊》，頁452。
• 附註六十四：具昭和元年（1926年）總督府所作的《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的內容所示，臺北州三峽庄有17,300人，其中泉州安溪人為11,700，佔總人數的67.6%。見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1928），頁12–13。
• 附註六十五：游謙、施芳瓏，《宜蘭縣民間信仰》（宜蘭：宜蘭縣政府，2003），頁440。
• 附註六十六：賴榮興，《北方澳：溯源．傳奇．故事》（宜蘭：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2015），頁18。
• 附註六十七：賴榮興，《北方澳：溯源．傳奇．故事》，頁187。
• 附註六十八：賴榮興，《北方澳：溯源．傳奇．故事》，頁178。
• 附註六十九：波越重之編，莊振榮、莊芳玲譯，《臺北州理蕃誌(舊宜蘭廳)》，頁91。
• 附註七十：李信成，〈清代宜蘭猴猴人遷徙與社會文化的考察〉，頁39–40。
• 附註七十一：這個時期除了猴猴人遷離原居地外，新城溪南岸的馬賽社人也有不少人遷回臺灣西部的原鄉，原本在羅東一帶開墾的阿里史、阿束等社的人也離開居地，來到蘇澳開墾。詳見波越重之編，莊振榮、莊芳玲譯，《臺北州理蕃誌(舊宜蘭廳)》，頁91。
• 附註七十二：游謙、施芳瓏，《宜蘭縣民間信仰》，頁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