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峻浩  /  政治大學台灣歷史研究學碩士

蘇澳的地勢可以七星嶺為分界，七星嶺以北，為蘭陽平原的南緣，有新城溪貫穿其中，是蘇澳最大的平原及農業地帶。七星嶺以南則以山地為主，群山之間有蘇澳溪、東澳溪、南澳溪等水系貫穿，這些溪流在群山之間沖積出山谷平地，以及河口沖積扇，為七星嶺以南地區少數的平地區域。

蘇澳的空間依照地理的特性，這裡將其分為三個區塊。第一是七星嶺以北的新城溪流域平原區，清代新城溪是由嶺腳出海，即今天的無尾港濕地，而現今的出海口則向北遷移到頂寮出海。第二是七星嶺以南，以南、北方澳及蘇澳溪水系沖積出的山間谷地為主的蘇澳灣區。第三是東澳溪及南澳溪水系沖積出的東、南澳沿海平原區。

本文以嘉慶17年（1812年）噶瑪蘭廳設立，至光緒21年（1895年）間清廷設官統治期間蘇澳的發展樣貌。

噶瑪蘭設廳治理前，蘇澳尚未有具規模的漢人入墾活動，不過蘇澳灣的地勢有南、北方澳山嶺的屏障，是良好的船隻避風港灣，每年的春、夏時節，會有一些中國的漁船、商船來此停靠。此外，這裡沒有官兵的駐紮，曾吸引林道乾、蔡牽、朱濆等海盜到此竄泊(附註一)。直到今天在南方澳地區，仍有一處被稱為賊仔澳的海岸，相傳就是海盜蔡牽與朱濆曾經竄泊之處(附註二)，北方澳信仰中心進安宮的沿革中也寫到他們供奉的媽祖就是蔡牽所帶來的。

嘉慶17年（1812）噶瑪蘭設廳後，在清廷的政策規畫下，陸續有不少移民進入蘇澳的新城溪流域開墾，後更越過山嶺來到蘇澳灣地區發展，蘇澳開始呈現不同的發展走向。

噶瑪蘭地區在嘉慶十一年（1806年）及嘉慶十二年（1807年）先後有海盜蔡牽及朱濆企圖占領的事件，使噶瑪蘭的治理問題受到關注。

嘉慶十四年（1809年）清廷有鑑於噶瑪蘭過去常被賊匪覬覦，若不設官治理，日後恐淪賊匪巢穴，影響對臺的統治，清廷決定設置噶瑪蘭廳，次年派遣臺灣府知府楊廷理入蘭籌備設廳事宜(附註三)。

一、噶瑪蘭廳土地政策

嘉慶十五年（1810年）楊廷理擬定的噶瑪蘭廳土地政策方針，決定對未開發地進行積極的管理，丈量未墾荒埔地界，並由政府來分配荒埔的開墾權，力求劃分公平。以杜絕爭端，保護弱者，鉗制強者(附註四)。

經過兩年多的籌辦，嘉慶十七年（1812年）八月，翟淦被任命為首任的噶瑪蘭民番糧捕通判，噶瑪蘭廳開始正式運作(附註五)。

噶瑪蘭設廳後，官府對於未被漢人佔墾的溪南地區土地的配置，分為六大類型，分別為：（1）新分埔地、（2）加留餘埔、（3）流番埔地、（4）補城基地、（5）隆恩埔地、（6）酬勞埔地(附註六)。這六大類型的埔地，除了補城基地劃歸在羅東堡之中，其餘五類在蘇澳皆有存在。

「加留餘埔」是官府為了保障噶瑪蘭人生計所設，蘇澳的猴猴社的語言、文化雖然和噶瑪蘭人差異很大，但入蘭時間比漢人早，官方仍將猴猴社列入噶瑪蘭三十六社之中，適用「加留餘埔」。官方顧慮到原住民較單純，怕被漢人欺騙，因而由官方主導安排，將溪南的噶瑪蘭十六社的餘埔分配給漳、泉、粵三籍的佃首，由他們負責招佃及收租等相關事宜，收來的租穀平均分配給社中各丁作為口糧，猴猴社被歸在漳籍佃首負責區(附註七)。

入墾「加留餘埔」的佃戶，清廷規定必需要經過佃首的查驗，需是務農之人，經過審核後，官方才會發給執照開墾，並且限期三年完成開墾，期滿開始繳納田租(附註八)。　

新分埔地為未被漢人所佔墾，也未劃入「加留餘埔」的無主荒埔。噶瑪蘭廳經過丈量後將這些土地分給漳、泉、粵三籍漢人承墾，這類的土地位於馬賽，官方將這一帶的一百餘甲埔地撥補給粵籍漢人來開墾(附註九)。這類分給漢人開墾的新分埔地，官方以嘉慶十六年（1811年）二月為計算起點，限期三年墾成，於嘉慶十九年（1814年）期滿，需開墾完成並報官勘丈，繳納租稅。如逾期未墾成，則將埔地收回，由官方另行召墾(附註十)。

流番埔地為西部平埔族所開墾的埔地，這群於嘉慶九年(1804年)從臺灣西部翻山越嶺來到蘭陽平原的西部平埔族，在清代被稱為「流番」(附註十一)。嘉慶十一年(1806年)這群來自西部的平埔族由於在五圍一帶（今宜蘭市）參與漳泉械鬥失利，不得不往南遷徙，原居於淡水縣境的大甲、吞霄兩社來到馬賽一帶，在此開墾約50甲面積的埔地(附註十二)。

對於流番所開墾的埔地，清廷認為他們是晚近才來的外來者，並非噶瑪蘭三十六社那樣長期在此的原住者，因此未有如「加留餘埔」的劃地保護措施。關於馬賽的流番埔地，清廷的管理是令佃首負責招佃承墾，需繳納田租給社番作為口糧(附註十三)。

隆恩埔地為噶瑪蘭廳在設置後，為補貼駐防的噶瑪蘭營開銷，嘉慶二十年（1815年）由總兵武龍阿奏請設置，作為噶瑪蘭營收租的營莊。隆恩埔地位於珍珠里簡、貓里府煙、武罕、奇武荖、馬賽等處，埔地面積共約200甲。蘇澳的隆恩埔地位於奇武荖、馬賽一帶，面積約112甲餘，由泉籍墾戶翁承輝負責招佃收租，收租辦法為每甲年收八石租穀，四石交由佃首給予該地社番作為口糧，兩石交給噶瑪蘭營，兩石則給墾戶收領(附註十四)。

酬勞埔地即為功勞埔，是為了慰勞有功者而設置(附註十五)，不過被慰勞者是哪些人，以及功績為何，因缺乏明確資料不得而知。但從金豐萬圳契約文書中可看到，嘉慶十六年（1811年）已有功勞埔的地名(附註十六)。在此之前與蘇澳有關的大事為嘉慶十二年（1807年）海盜朱濆載著農具停泊蘇澳，計畫在當地發展地盤，最後在知府楊廷理及總兵王得祿率官兵，結合民間頭人翁清和、林永福等人的動員協助下，將朱濆擊退(附註十七)。推測酬恩埔地所要慰勞的有功者，可能與這群協助官方擊退海盜的有功者有關。

清廷在蘇澳所進行的土地配置，五種類型全部都分布在七星嶺以北的新城溪流域平原，在維繫族群勢力均衡的政策方針下，漳、泉、粵三籍漢人以及平埔族都有相應的規劃。

二、噶瑪蘭廳的邊區

南關

楊廷理在籌辦噶瑪蘭設廳時，規劃在七星嶺山腳的馬賽設立南關，興建城牆，不過後來因缺經費而暫緩(附註十八)。最後是在道光五年（1825年）於七星嶺上修築土堡、砲台，駐把總一員，領兵五十名，負責防守邊界，堵緝海盜、土匪。七星嶺上有砲門一座，砲台四周圍繞土堡，設有把總署及兵房二十間(附註十九)。

從1920年代，時任蘇澳郡守的藤崎濟之助推測，南關位置應位於松尾坑的最高處，該地可俯視周邊海岸要地，當時仍有遺跡存留(附註二十)。

馬賽隘

在噶瑪蘭設廳以前，漢人移民就有設置隘寮，以保障在沿山地區活動安全。設廳前的隘寮，主要在蘭陽溪以北的沿山地區，共計十一處(附註二十一)，噶瑪蘭設廳後，政府將溪南的埔地撥給三籍墾民，為使這些人的開墾能夠順利，並保障他們的成果，沿山的隘寮因而大量增設。至道光三年（1823年）時，噶瑪蘭廳轄區共計有二十處隘寮，位於蘇澳的是馬賽隘及施八坑隘(附註二十二)。

馬賽隘位於新城溪南岸的馬賽莊，募有隘丁12名(附註二十三)。為使馬賽沿山守隘的隘丁們生計無虞，清廷將沿山一帶的荒地劃歸隘丁墾種，作為口糧之用(附註二十四)。由於馬賽南方沿山地帶鄰近泰雅族的活動領域，時常發生族群間的衝突，僅有一處官方設置的馬賽隘不敷民間需求，因此出現一些民間私設的隘寮據點，分別為隘丁及三面城兩處。

隘丁的形成為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有汀州移民至馬賽南邊沿山一帶開墾，為保衛聚落安全，他們自行設立隘寮，招募隘丁以禦原住民的出擾，當地因而被稱為「隘丁」(附註二十五)。三面城位於今天的蘇澳榮總後方，過去這裡也是民間自行設立的隘寮據點，今天聚落雖已遷離，但仍可見過去的痕跡(附註二十六)。

施八坑隘

施八坑的所處環境據文獻記載，其處西、南、北都被山林所環抱，形勢狹長，坑首西連叭哩沙喃生番社，坑口東出蘇澳港，是山區原住民時常活動的地域(附註二十七)。過去施八坑位於何處未有明確記載，不過將文獻的描述與日治時期的《臺灣堡圖》相對照，推測應位於名為出水口的地方，當地形勢西、南、北都是山林，西連武荖坑溪，地圖上標為生蕃地，東邊較寬闊，可一路連到蘇澳港。符合文獻所說西連叭哩沙湳生番社，東出蘇澳港的條件。加上當地的信仰中心聖安宮中的沿革也提到，廟中的主神池府王爺是當初泉籍壯丁於施八坑開墾時，為祈求開墾平安而奉祀的。據此判斷，施八坑應位於今天臺鐵蘇澳新站旁的出水口聚落。

施八坑隘據文獻記載位於施八坑口(附註二十八)，確切位置在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伊能嘉矩來宜蘭勘查的記錄顯示，施八坑隘位於名為「龍釣灣」的地方(附註二十九)，對照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所繪製的《內灣蘇澳間蕃地豫察圖》並無龍釣灣之地，不過有相近的地名「龍加灣」，約位於今天的蘇澳軍人公墓一帶。施八坑隘所在的軍人公墓在出水口聚落的東南方山腳，正好就是施八坑通往蘇澳港的路徑之上，在此設隘除確保施八坑的開墾安寧外，也可確保通往蘇澳的路徑無阻。

施八坑隘為噶瑪蘭廳最晚設置的官隘，最初這一帶被官方視為「生番地界」，不允許民間請墾。不過，有不少泉籍漢人私自入墾，道光元年（1821年）時已有三百餘人到施八坑開墾(附註三十)，為管理這群泉籍漢人，當時的通判姚瑩開始清查人口和土地，以掌握當地的開墾及人口分布狀況。道光三年（1823年）時，清廷在此添設隘寮，募舉隘首、隘丁，以維繫地方安寧(附註三十一)。是官方為順應民間的開墾態勢，而不得不增設管理的隘寮據點，與馬賽隘是由官方於設廳之初就已規劃設立的狀況不同。

從清廷的隘防與海防的規畫可看到，清廷雖然將噶瑪蘭廳的最南疆域設定在大南澳(附註三十二)，實際上的治理範圍只在七星嶺以北。海防部分在七星嶺上設立南關，於山嶺修築砲臺，駐紮把總一員，領兵五十名，負責防守邊界，堵緝土匪及海盜。隘防部份在七星嶺以北設置馬賽官隘，來保衛沿山地區的安寧。

七星嶺以南被視為「生番地界」，僅為名義上的疆域，清廷無意將治權深入，不主動設置防衛據點，不劃界招墾，也不允許民間請墾。不過官方的消極做法並不能阻擋民間的開墾動力，不少泉籍漢人越界來此開墾，迫使清廷必須在此設置施八坑隘，來維繫七星嶺南面山間谷地的秩序。

蘇澳的隘防以七星嶺為界，以北有馬賽隘為官方設置的官隘，後因防衛需求，民間又自行設置隘丁及三面城兩處民隘。以南則僅有施八坑隘，為官方為順應民間私入開墾態勢，而增設的官隘。

• 附註一：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121。
• 附註二：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0），頁 377。
• 附註三：姚瑩，《東槎紀略》，頁76。
• 附註四：柯培元，《噶瑪蘭志略》（臺灣文獻叢刊第92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131。
• 附註五：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136。
• 附註六：施添福，《蘭陽平原的傳統聚落：理論架構與基本資料》（宜蘭：宜蘭縣立文化中心，1997），頁43
• 附註七：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107–108。
• 附註八：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314。
• 附註九：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宜蘭廳管內埤圳調查書》上卷（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05），頁183。
• 附註十：柯培元，《噶瑪蘭志略》，頁140–141。
• 附註十一：姚瑩，《東槎紀略》，頁63。
• 附註十二：波越重之編，莊振榮、莊芳玲譯，《臺北州理蕃誌(舊宜蘭廳)》，頁40。
• 附註十三：姚瑩，《東槎紀略》，頁63。
• 附註十四：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248–250、505。
• 附註十五：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臺北：蕃語研究會，1938），頁129。
• 附註十六：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宜蘭廳管內埤圳調查書》上卷，頁186。
• 附註十七：姚瑩，《東槎紀略》，頁73–74。
• 附註十八：姚瑩，《東槎紀略》，頁55。
• 附註十九：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244。
• 附註二十：藤崎濟之助著，林呈蓉譯，《樺山資紀蘇澳行》（臺北：玉山社，2004），頁50。
• 附註二十一：設廳前，噶瑪蘭境內設有嶐嶐、大溪、梗枋、白石、乾溪、四圍山腳、鎮平、小員山、大湖、泰安、埤頂溪州等十一處隘寮。
• 附註二十二：二十處隘寮分別為：枕頭山、穎廣莊、大湖、內湖、叭哩沙喃、三鬮仔、大埤、擺燕山、鹿埔嶺、員山、馬賽、施八坑、葫蘆堵、泉大湖、四圍、柴圍、三圍、湯圍、白石山腳、金面山。見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127–129。
• 附註二十三：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128。
• 附註二十四：姚瑩，《東槎紀略》，頁63。
• 附註二十五：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 第一冊》（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0），頁451。
• 附註二十六：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366。
• 附註二十七：姚瑩，《東槎紀略》，頁83。
• 附註二十八：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128。
• 附註二十九：伊能嘉矩著，楊南郡譯，《平埔族調查旅行：伊能嘉矩〈台灣通信〉選集》（臺北：遠流，1996），頁193。
• 附註三十：姚瑩，《東槎紀略》，頁83–84。
• 附註三十一：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129。
• 附註三十二：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