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田健/東京都教育廳地域教育支援部管理課埋藏文化財學藝員

2017年蘭陽博物館舉辦「臺日考古論壇：當代博物館的考古展示與教育」活動，邀請國內外百餘位專家學者參與盛會，從「台灣考古的歷史」、「考古與社區的關係」、「公眾考古與環境教育」等議題交流分享，歷經三年反覆重新確認內容及編輯，終於在2020年完成授權出版。

蘭博電子報為延續並擴大相關議題的討論，會後將發表的演說及論文逐期全文刊登。

我是來自東京都教育廳的平田。我生涯研究主題是考古學，主要專精在太平洋戰爭後，同時對學會組織和貴族階級進行研究。有學者會研究不同媒體，例如給小朋友看的書、明信片或標本，這些教育媒體都是我研究對象，共通性質就是考古學者如何把研究成果讓大眾更瞭解，可以用在教材的標本使用上。

今天主要跟各位介紹一百年來日本考古學跟教育的關係，站在考古學史的脈絡，學校教育要聚焦在初中跟高中，在最新的趨勢當中可以看到有高中生進行考古學的成就發表，或者運用現有的資料進行展示和博物館相關活動，我們希望能夠摸索學校教育跟考古學更好的關係。

講到考古學和學校教育歷史的關係，可以分成明治、大正和幾個時間區隔來講。日本考古學在近代之所以發展，是從1800年後半期，來自外國的人幫我們奠定基礎。例如，《考古說略》，這是海因里希、馮、西博爾德（Heinrich von Siebold）的著作。再來由當地學者帶動考古學發展，坪井正五郎老師創立人類學會，後來改成東京人類學會等名字。當初的人類學是包含考古學和民族學三種學問的綜合學門。他最有名的論述是日本人的祖先可能是克魯波克魯（愛奴傳說中的小人）。鳥居龍藏的老師就是坪井正五郎老師。

而從教材來看，1891年高等小學歷史有這本書，圖片有陶器、石器，右上角是橫穴墓葬，還有陶偶，但照片只是作為輔助。學校也會收集遺物，有些是老師去採集，例如奈良縣高橋健自老師有採集很多瓦片給小朋友看，後來成為帝室博物館的學藝員，他也是日本代表的考古學者。而其他方法則像是購買標本，包括石器時代打石的標本，當時業者會販賣一整套作為教材。或是像藤田慶次郎先生送了東西給學校，學校回送他感謝狀，拋磚引玉，所以附近居民會捐贈，以作為教材。

除了實際遺物，也有人開發教材用的標本，坪井正五郎老師首先做這件事，他有寫到土偶的模型，主要製造是石器時代的模型，有實物，也有複製品，一樣是套裝方式在販賣，包含人形、動物形狀的模型，除此之外還有附帶解說。以上這些是1868-1911明治時期的考古教育情況。

其實在1900年後期，就開始由國家主導進行文化財保存工作。1918年，東京府制定了〈史的紀念物天然紀念物勝地保存心得〉。以國家單位進行保存，隔年〈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通過。

當時在東京都曾經為了保護遺跡，委託學者進行發掘。以石器時代住宅為例，現在叫草花遺跡，這是後藤守一老師（東京帝室博物館）進行發掘，當時帝國大學進行，實際發掘時也會邀請學校老師加入，是當時的特徵。 

在1938年京都帝國大學的濱田耕作老師發表了一篇文章叫做〈古代遺物〉，這是他在去世前留下的遺作，被收錄在國語教科書內，內容有講到石器、青銅器和鐵器時代的概論。文章的最後一頁提到，「然而石器、土器等從古墳出土的古代遺物也是珍貴的資料，我們必須用心保護這些資料，流傳給後世子孫。」由此可見，文化財保護概念已經出現了。 

接著是教材使用的模型，圖1支石墓古墳就是朝鮮半島的標本，博物館展示精細度很高，很有水準。日本最大的兩間公司在製造這個標本，上野製作所標本部，還有日本、中國、朝鮮半島遺物和遺跡模型。  

這些資料放在學校何處呢？每個學校都會有個鄉土室，是根據瑞士教育家約翰、亨里希、裴斯泰洛齊（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的〈直觀教育〉概念。當時日本很流行德國鄉土教育，認為國家要編列鄉土研究設施經費，把這些費用投注在師範學校，讓他們進行相關教育，當時也有教材，這些模型也會放在教材準備室。圖2是京都市桃薗小學，放在玻璃櫃裡的就是陶偶模型，還有上面看到半身的胸像模型，看到不同人種半身像和其他雕像。

接下來提到的是學校會參與考古的調查，其中一個例子，就是神奈川三浦半島有一位赤星直忠老師，他擔任學校教師時，進行了所謂特別教育，他會去採集當時的屋瓦，當初的記錄，譬如幾年幾月在哪裡？是由誰撿到古代瓦片？老師用手拉車搬遺物來學校說明上課，對於沒有機會前往博物館的鄉下小學生而言，有機會看到祖先遺物又能聽到說明，是很大的感動。這位老師的課程，培育出代表神奈川縣知名考古學家岡本勇老師。由此看出教育可以改變一個人的人生。

介紹完五十年的歷史，大家可能覺得日本教育和考古學關係緊密，但這些其實只是稀少的例子。之前案例分享人曾提到無知有兩種，一種是無意識的無知，令我很感動。當時日本所謂的歷史教育，基本上是介紹有關天皇的歷史，教材都是一些神話。而歷史的教導方向會大幅改變，也是在戰爭結束之後，從神話轉為愛國教育。

到1960年代，當時可說是考古學和教育最緊密的時期。當時是在調查遺跡，及當時的民生住宅，由考古學、自然科學、建築學等不同領域的專家合作，日本考古學協會也是在這個時期成立，那時的皇太子就是現在的日本天皇，也拜訪過靜岡縣登呂遺跡。

談到戰後的教育，首先是有關課本，1946年出版了《我國的進展》一書，是由杉原莊介老師參與編輯，提到石器、陶器、陶偶照片，每頁都有提問。例如貝塚在哪裡？國分寺是什麼寺？課本鼓勵學童現地調查。

而教材用的標本，例如，支石墳教材研究所《古代陶器複製標本》，是由藤森榮一老師提議，山內清男老師和杉原莊介老師指導，當時是濱田庄司老師製作模型，他是很有名的相關領域專家。圖3是彌生式陶器，是由濱田庄司老師做出模型再大量複製。模型完全是仿照繩文時代的人的方式，精準度是非常高的，但由於價格昂貴，當時市面上並沒有流通。

1960年代，以地圖教材株式會社等等來說，有掛勾的就是掛圖的形式，而如石器、陶器遺物等，都是以模型表現，但是它的精準度很差，任何人看了都知道只是複製品，令人驚訝的是，這種模型到現在都還在販賣，外型也沒什麼改變，可以說這50年來教材並沒有任何的進步。

當時學校教育和考古學關係緊密，是表現在學校的歷史社團和考古學家的合作，例如靜岡縣內國高中生組成靜岡古代史研究學生會，當時全國各地都出現這樣的考古協會。1950年時，成立了全國國高中考古學聯盟，從當時聯盟發行期刊，各學校藉此交換資訊，當時也隨著各地區相繼開發，出現許多發掘調查，國高中歷史社團參與調查，考古遺物因此就保存在學校中。

學校教育和考古學的緊密關係在1970年代告終，因為大學入學考試競爭變得激烈，高中生忙於打工，生活出現變化。而這種開發工程也由小規模轉變成鐵路或車站的規模，調查體制也從學生，改為都道府縣或區市町村單位主導，有著比較完整的體制來做文化財的調查。當然還是有高中生暑假去作調查，但例子是非常稀少的，可見考古學在領域中漸漸消失。

1980年代開始，由政府主導的地方開發，開始增加各地博物館，或者教育委員會組織，由他們主導教育考古學。學校歷史社團開始仿造石器，或者試著鑄造青銅器，以及像石雕、墓碑、墳墓的田野調查變得頻繁。學校去博物館上課，或者學藝員前往學校授課。相較之下，以前的考古學主要以發掘調查為主，現在則變成「不發掘的考古學」。但同樣地，如何保護下個世代的文化財？過去一百年累積的在學校中的文化財，包括考古遺物和史料如何使用？則是現在需要面對的問題。

一、高中生考古學研究成果發表

接著舉幾個如何培育人才和相關活動的例子：在2016年日本考古學協會總會，辦理了針對日本全國高中歷史，由高中生來參與，可以以社團或個人來發表研究成果。高中生可以在考古學者面前發表研究成果，簡報時間結束後，評審就會評選，選出前三名。至於這些高中生們都發表哪些題目？

比方說，千葉縣東邦大學附屬東邦高中就研究〈習志野市騎兵旅草創期的木造建築物調查〉，是明治時代很小範圍的發掘調查，有紅磚的印記。德島縣德島文理高中做鳥居龍藏老師以前進行的研究。福岡縣糸島高中研究狛犬的狀況。在2017年則有奈良縣橿原高中用石頭來支解肉。這些例子，除了東邦高中做的跟發掘有關，其他都是跟石器有關。當然也有跟遺物沒有直接相關，卻也是學生喜歡的主題。

二、運用學校保存的資料舉辦展覽與博物館活動

至於在學校留下的保存資料，是透過什麼方法進行保管呢？

從2014年開始，在福岡縣九州國立博物館每年都會舉辦活動，是鼓勵大家積極運用各校中的考古資料。我們請各校從2012年開始調查自己有什麼資料，並列出清單，再來巡迴全日本學校進行調查。要調查什麼呢？首先要看每間學校保存的資料內容和狀況，還有放在什麼地方？在學校又由誰進行管理？如何運用？這些調查結果會在考古名品展中展示，

考古名品展在舉行的同時，會請全國高中一起參與論壇，讓高中生自己發表對考古學相關的問題。而考古名品展的策展主題，根據主辦人說法，都是具有較高藝術價值的東西。我們必須了解，為何這些資料會在學校裡？學校又如何使用？和它如何呈現跟學校之間的歷史關係及教科書的歷史？

展示從舊石器時代到近代，依照時間脈絡順序排列，而展場中間會像是學校教室一樣（下圖4），來了就坐在教室裡，像在上課一樣，參觀的人會有回到中學時代的感覺，同時也會發行專刊，內容有照片和相關解說，當初主辦人希望資料成為學校老師的指南，看了就知道如何使用。

而2016年八月開始，京都府京都文化博物館，跟京都府高中保存的資料也做了調查，並搭配世界考古學會議〈WAC-8〉一同進行，主要目的是推動學校和社區的合作。

活動起源來自京都鴨沂高中要改建，因為學校裡有這些資料，那京都府的其他高中是不是也有？所以先做了問卷調查，再針對鴨沂高中的資料，進行學術性調查，並根據結果，進行活用教材的課程。我參與過這部份計畫，採取的是合作授課的模式，跟學校上課方式連動，學生對象是二、三年級，並和學校老師及學藝員一同挑出考古遺物、模型、標本三大項研究主題，以及和京都有關活動的明信片。

在學校是採用工作坊的方式，學生可以自由觸模遺物，並以聞、聽、敲擊等方式觀察，然後寫下感觸語，對沒有專業背景知識的高中生而言，能藉此離歷史資料更近，依此了解跟學校本身的關係，這也是主要的展覽方向。

展覽時的主軸核心精神是傳遞京都的文化，讓老師和學藝員決定五個主題。京都府內舉辦了相關展覽，除了鴨沂高中，也有其他高中資料，包括展示部分，傳單製作是由博物館幫忙，學校負責海報、解說牌和導覽，且由高中生來處理並跟大眾進行解說。而現在學校教育和考古學，主要把重點放在活用資料，所以博物館、學校和當地社區進行合作，利用學校的空教室來做展示。如同之前分享提過的學校街角博物館一樣。

這樣的例子聽起來很順利，但仍有很多問題，首先是學校保存史料的位置，因不為人知，可能因為災害或廢校、併校，導致遺忘。像和歌山縣就曾被損毀。學藝員們在進行縣內考古遺物調查時發現。為了避免再次發生這樣的遺憾，我們會先去掌握學校資料，接著發掘學校資料的評價和價值，以及瞭解學校博物館和當地居民，大家一起通力合作，來建立一個完整體制，才能保護學校資料。

最後我想提一下我和鴨沂高中合作的感想，從這些歷史資料裡，學生可以學到什麼？鴨沂高中學生就做了這樣的〈人種模型標本展示牌〉，模型標本裡有哪些人種、如何使用？鴨沂高中學生都會進行調查，而且進一步去調查在這些模型標本裡感受到什麼。例如大家對京都人有什麼印象？對日本人有什麼印象？將這些做成問卷，並把結果也寫在解說牌上。學生若是對於考古資料抱持許多疑問，我們這些學者或學藝員，不是去否定學生的想法，而是幫助學生去衍生想像，促進學生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