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敏顯

宜蘭河這一條宜蘭人的母親河，歷經不下十次的河道變遷，位居宜蘭河、蘭陽溪、冬山河的壯圍鄉東港村，既是蘭陽平原重要的河岸轉運中心，另一方面也飽受「反溪水」河道變遷之苦，因著河水、沿著河堤，鋪寫著東港特殊的故事。

宜蘭河在清光緒十八年（1892）改道由東港出海前，係由宜蘭市下渡頭淺澳即束成港道，北匯烏石港入海。從早年噶瑪廳志及相關輿圖中可以看出，沿著壯圍鄉過嶺濱海沙崙西側，也有一條宜蘭河支流過嶺港由北而南，從奇立板、貓里霧罕兩番社西側掠過，在貓里霧罕南端與現今的美福大排匯流後，再東奔入海。換句話說，從貓里霧罕到出海口附近與蘭陽溪合流的河段，應比改道東流的宜蘭河道還要早存在。

而東港村三大聚落：頂社（奇立板）、下社（貓里霧罕）、廍後，與對岸的五結鄉的茅仔寮就像張嘴的老虎鉗，鉗制著宜蘭河、蘭陽溪、冬山河三流匯合的「東港嘴」，成為早年進出宜蘭平原內陸河運的重要轉運站。

三桅帆船「垵邊仔」，從基隆或烏石港走海路運來瓦片、磚塊、香菇等建材和農產品，在現今東港村的榕樹公園與噶瑪蘭大橋之間的「米棧」登岸，換由「駁仔」船接駁，再循宜蘭河、美福大排等渠道逆流而上，轉運到宜蘭市、員山鄉等地，是蘭陽溪以北地區民生用品及物產吞吐的咽喉。

東港村三大聚落當中，頂社（奇立板）、下社（貓里霧罕）在清朝及日治時係噶瑪蘭人居住的平埔族番社，漢人入墾由廍後而逐漸擴張至兩番社。目前，三大聚落群鼎立態勢宛在，但彼此間早已不分族群，只是噶瑪蘭人大多外移花蓮、台東，留下的十數戶人家不論宗教信仰、生活習俗都與漢人無異，族群間通婚已有兩三代。

東港村位於宜蘭河匯入蘭陽溪出海口的北岸，從清朝、日治至民國67年3月之前，皆以「廍後」為庄名或村名。迄今仍維持廍後、頂社、下社三個聚落形態，其中頂社與下社在漢人入墾前係噶瑪蘭人聚落，即蘭陽溪以北20所番社中的「奇立板社」與「貓里霧罕社」。如今聚落形態依舊，但噶瑪蘭人大都遷居外地，只有零星後裔還住聚落內，已無法從生活習俗分辨。

廍後得名，應與早年製糖蔗廍有關。傳說是下社與廍後之間，早年設有蔗廍，廍後聚落位於蔗廍下游，即蔗廍後方，乃稱廍後。也有村中耆老認為，所說的蔗廍指的是蘭陽溪對岸五結鄉茅仔寮的蔗廍。民國67年3月行政區域調整，壯圍鄉由17村併為13村，廍後村幅員不變，村名則被變更為東港。據說(註2)，主要原因是包括康熙字典、辭源等大大小小的字典，都查不到「廍」字，根本不知道國語要怎麼讀它，手寫的公文書或刻鋼板油印不成問題，打字或排版就找不到這樣的鉛字，不改實在不方便。

至於為何擇定東港為村名？也有其淵源。日治前，廍後對岸的加禮遠港曾被稱為「東港」，與稱為西港的烏石港對應。蘭陽溪出海口也被當地人稱為「東港嘴」或「東港口」。日治時，東港警察派出所就設在「東港嘴」北岸，即廍後庄的南端。

明治31年（1898）2月，台灣總督府開始簡化地方行政制度，於同年6月改劃全台為三縣三廳。宜蘭廳轄下設宜蘭、羅東2辨務署，宜蘭辨務署除直轄外又另設頭圍、礁溪及東港3支署。東港支署即設於民壯圍堡廍後庄。此為「東港」首度見於行政區名之使用，但使用時間不長。

明治33年（1900）10月廢宜蘭廳下各辨務署，改設出張所。東港出張所仍設於廍後庄，第二年年底全台改制為20廳，即撤銷東港出張所。東港之名見諸行政制度僅 3年半左右。不過，到明治37年（1904）所印製的台灣堡圖上，廍後庄南端出海口處，仍沿用東港地名。

另外，日治末期和民國40年代曾在廍後勘測鑿港可行性，也是讓「東港」能取代「廍後」的因素之一。

噶瑪蘭原住民族在東港村頂社（奇立板）和下社（貓里霧罕）定居開發甚早。漢人在嘉慶年間入蘭開發後，逐步擴張生活版圖，陸續到東港村定居者，即選擇更靠近海邊沙崙的廍後建屋聚居，漸成聚落，而謀生方式則與原住民族無異，大都以討海為主、農耕次之。

漢人開墾勢力底定之後，兩番社耕地逐漸流失，到了1896年日治初期伊能嘉矩調查宜蘭平原上各平埔族社人口紀錄，奇立板和貓里霧罕兩社仍有144人的紀錄，其中奇立板78人比貓里霧罕的66人多一些。可是到了1909年日本政府人口調查結果，兩相比較就發現經過13年後，奇立板只增加了3個人，貓里霧罕卻從66人減少為24人，整個宜蘭平原平埔族人口更是少掉半數以上(註3)。

馬偕博士在1883年進入宜蘭平原平埔族番社傳教，5年內陸續設置了34所基督教教會，奇立板即是其中之一。噶瑪蘭人陸續大量外移後，到1904年間整個平原的平埔族教會已從原先的34所驟減為16所，但奇立板教會仍舊存在(註4)，顯見奇立板當時仍為噶瑪蘭人群居聚落。

只是在整個宜蘭平原噶瑪蘭原住民，陸續遷往花東等另闢天地的趨勢下，奇立板和貓里霧罕的噶瑪蘭族自不例外。目前，僅剩零星數戶的噶瑪蘭人家，他們不但生活習慣與漢人無異，且彼此通婚，共同參與聚落廟宇祭典。

漢人進駐大都以零星入墾，據東港村第二鄰鄰長的耆老賴滄海(註5)口述，他祖籍福建靖邑，年輕時聽祖父說過，他們賴家是因為曾祖父有一回行船打漁到東港嘴靠岸避風，發現這個海域不但浪小魚多，原住民和善，是個可以定居之地，回福建後即帶領家小來此定居。

慶安廟管理委員會主委李阿萬(註6)說，他們家原本住蘭陽溪中游的廣興，不堪山地原住民出草侵擾劫掠，才在他祖父時遷到廍後居住。

東港村以林姓人家最多，約近百戶。其先人大都來自福建，卻很少知道是哪一世代或年代入墾，有些或多或少能牽扯出親戚關係者，仍很難釐清其世系(註7)。

根據壯圍鄉戶政事務所91年3月底統計，東港村共18鄰、354戶、1,455人。現住戶(註8)以林姓98戶為最多，其他依序是陳姓25 戶、潘姓20戶、簡姓16戶、吳姓14戶，其他黃、賴、張、藍、李、蔡、呂等諸姓皆為個位數。其中，潘姓住戶多數分佈第8、9、14鄰，大多具有噶瑪蘭血統。

三個聚落中，廍後由第1鄰至第8鄰組成（其中，潘英才等數戶人家，搬至濱海公路東側路邊興建房屋居住，與頂社雖僅一路之隔，戶籍仍屬第8鄰）。下社為第11至13鄰組成。頂社為第14 鄰至第16鄰組成。另外，夾在廍後第8鄰與第9鄰之間，在民國44年間興建仁愛新村，安置39戶從浙江省大陳列島撤退來台義胞，經編為東港村第17鄰及第18鄰。至於廍後最北端的第9鄰及第10鄰，居民習慣自稱為「後崙」做為與廍後的區別，地理環境上應屬廍後聚落一部分。

民國44年4月，從大陳島撤退來此的39戶234名大陳人加入村民行列，到了民國70年前後其第二代陸續成年並在外地就業後，把父母也接往同住，使仁愛新村的房舍成為少見人影的空屋。只有在每年農曆十月十三日新村裡的「漁師廟」漁師大神生日時，才會扶老攜幼回來拜拜聚餐。由於漁師大神原係大陳島民奉祀的神明之一，當天參加拜拜的不僅是仁愛新村義胞，也有原先安置在他地的義胞，一起攜著牲禮到廟裡拜拜。

噶瑪蘭人遷離東港村的年代雖然較早，但他們與早期來此開發的漢人相處已有相當歲月，不像大陳義胞匆匆來去，因此目前仍居留此地的噶瑪蘭人早與漢人融合。

產業

東港村民以漁汛期捕魚、農忙期農耕為主，早年牽罟漁撈方式已絕跡，目前以機動膠筏做近海漁撈，在榕樹公園邊設有簡易碼頭，也有停泊在更上游貓里霧罕渡仔頭岸邊。一般民眾還在冬天捕鰻苗、夏天撈文蛤，做為補貼家用。甚至連外村居民和遠自花東來的原住民，都會在每年冬天加入捕鰻苗行列，他們在沙灘上搭建帳篷做為休息和住宿場所。但漁撈和農耕收入畢竟微薄，平日還是要打零工補貼。其他擔任公教等受薪階層或經商者，大都遷居外地。

信仰活動

東港村位於宜蘭河、蘭陽溪、冬山河三河匯流處，民間傳說「三敆(註9)水」屬「神水」，可使地方人丁興旺、地靈人傑，早年常有中南部居民搭乘遊覽車隊，載著所信仰的神像，浩浩蕩蕩遠征到「東港嘴」汲取「三敆水」祈福。

全村三個聚落各有一座廟宇及一座大眾爺廟，另有一個「開漳三王神明會」，由於大多數成員為噶瑪蘭人，又被稱是「番仔王公神明會」。具有噶瑪蘭血統的潘英才，不但連任過三屆村長，也擔任過村中同安廟管理委員會的主委。這是不同族群在這個濱海村莊，歷經很多年的磨合才得來的成果。各廟宇及神明會活動，詳檔案下載表2。

• 註1 參考林萬榮編輯《宜蘭史略》，（宜蘭縣政府印行、民國62年12月），頁20與頁39，以及黃雯娟撰述《台灣地名辭書》，（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民國89年12月）卷一，頁101~102與頁107。
• 註2 林佃發口述。壯圍鄉公所退休人員，67年3月行政區域調整時承辦人之一。
• 註3 陳延輝，〈十九世紀宜蘭平原各族群人口的推估〉，1998年11月發表於「第三屆宜蘭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頁19。
• 註4 陳宏文，《馬偕博士在台灣》，（財團法人基督教中國主日學協會、1982年7月出版），頁63~65。
• 註5 賴滄海，昭和5年（1930）生。
• 註6 李阿萬，昭和4年（1929）生。
• 註7 前縣議員林榮二，及現任縣議員林水金口述。
• 註8 《壯圍鄉電話號碼簿》，89年由壯圍鄉公所編印。
• 註9 「敆」河洛音kap（4），合之意。
• 註10 廣澤尊王千秋應當在八月廿二日。據慶安宮主委李阿萬指出，早年曾經改在六月廿四日與蘇府王爺朱府元帥千秋一起大拜拜，結果因為時值炎夏天氣太熱，供品容易腐敗，過火時大家熱得受不了，很難找到人抬轎過火，才改在二月二十二日。
• 註11 早年普渡定在七月二十九日，未料年年普渡時皆風雨大作，把廍後居民放置供品的供桌都吹翻，曾改為七月半，但風雨依舊。十餘年前改為七月一日後，情況才改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