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陽博物館

-節錄自《人與土地的對話-頭城的地理采風》一書

第165期-2024年6月

依學者的研究，當時頭城一帶的噶瑪蘭人三十六社主要有打馬烟社、哆囉美遠社和抵美簡社、棋立丹社和抵百葉社等部落，但實際上廣袤的平原上應還有其他大大小小的聚落散布其間[1] ，他們居住濱溪傍水之處，以種植芋、薯、米、粟及漁獵維生，是熟知水性的親水性族群[2] 。而漢人持續向台灣移民拓墾的過程中，自然也會「注意」到這片土地，史載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漢人林漢生率先帶眾入墾蘭陽平原，他由蘭陽溪口進入，在南岸的利澤簡港上岸拓墾，但2年後為原住民殺害，拓墾不成；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林元旻由北邊的烏石港沿河流上溯至淇武蘭一帶，順利完成小區域性的開墾，成為漢人最早成功入墾蘭陽平原的人。

吳沙於清朝乾隆38年（1773），以43歲的壯年之姿，攜妻帶子自福建漳浦渡海到台灣打拼，先至淡水短暫停留後，隨即遷至三貂丹裡的內寮地區與平埔族人從事「番割」的貿易活動，主要工作性質是將草藥、布匹、鹽、糖和刀等貨物賣給番社，再將番社換回的山產、獸皮或木材等物品賣給漢人；同時也在澳底港南方的澳埔地區進行試探性地開墾。而吳沙因「性任俠、重信義」，故不僅慷慨救助流民貧者，歸附日眾，且受原住民信賴，聲望漸隆，因此和當地原住民建立有一定的關係且對其有所了解，也從而得知噶瑪蘭是一處廣袤的荒埔，故計畫進入開墾。

乾隆52年（1787年），先由陸路入宜蘭，墾闢了石城和大里等附近的土地；嘉慶元年（1796年），66歲的吳沙與其友人許天送、朱合、洪掌等人商議入墾噶瑪蘭，並獲得淡水富商柯有成、何繪、趙隆盛、賴柯登等人出資助糧的協助，於是率領漳、泉、粵三籍（漳州人最多）的鄉勇、遊民、通譯等千餘人，攜帶火力強大的武器，於9月16日攻佔頭城的烏石港一帶，並在南邊圍地築牆以利防禦，因而建立了第一個漢人的根據地－頭圍（頭城），但此一舉動亦引來附近噶瑪蘭人的不滿，奇立板、里腦、哆囉美遠等社人紛起反抗，雙方攻伐死傷均甚慘重，噶瑪蘭人不敵漢人火力潰走撤至西勢之哆囉美遠、珍仔滿力、辛仔罕等三社圖謀反攻，而漢人陣營中吳沙之弟吳立亦陣亡，雙方劍拔弩張之情勢甚為緊張，吳沙幾經運籌帷幄、推敲思量，決定不以硬取，於是暫退回三貂地區，靜觀其變、伺機而動。

果然，第二年（嘉慶二年）後因噶瑪蘭各部落發生天花疫情，吳沙利用此機會再次進入噶瑪蘭，與妻莊梳娘協力對患者施藥救助，並在其降低敵意後，吳沙便假奉官令，以「海賊將盡滅諸番，特來協助堵賊，且護番墾田足眾糧之藉喻，讓番眾以為信」；在軟硬伎倆兼施下，噶瑪蘭人於是同意分地付墾，埋石設誓互不侵擾，漢人遂順利進入蘭地拓墾。而此時吳沙也擔心私墾為官府所不容，害怕招罪惹禍，遂赴淡水廳，請給諭札丈單，以便招墾；當時淡水撫民同知何茹連同意給予，並發給印章「吳春郁義首戳」，聽其自便。獲得官方的首肯和保證後，吳沙無後顧之憂，自此即以義首（或稱墾戶首）身份，出私單招佃，每五甲地為一張犁，每張犁以銀一、二十元，助鄉勇費用，並訂立鄉約、徵租穀、闢道路、設隘寮，故「內地流民聞風踵至」紛紛來到此海隅新天地，奠定了蘭陽開發的穩固基礎。

嘉慶三年（1798），吳沙病死，其子光裔與姪兒吳化踵繼遺訓合力開墾；又有吳妻莊梳娘與吳養、劉胎先、蔡添福等親友齊心協力。自嘉慶三年至嘉慶五年間，陸續開墾了二圍（今頭城鎮二城里）、三圍、湯圍（今礁溪鄉德陽村）、四圍（今礁溪鄉四結）。當時，三籍中以漳人最眾，分得頭圍到四圍辛仔羅罕溪的土地，而吳沙的後裔也隨後在四圍定居；泉州人不到二百名，僅分到二圍的菜園地；粵人則未能分到土地，一切工食，都仰給於漳州人。不久，泉、粵互鬥，泉州人準備棄地離開，漳州人為挽留泉州人，再分給予柴圍（今礁溪鄉白鵝村）、三十九結（今礁溪鄉二龍村）、奇立丹（今礁溪鄉德陽村）等地。

嘉慶七年（1802年），漳州人吳表、楊牛、林循、簡東來、林膽、陳一里、陳孟蘭，泉州人劉鐘，粵人李先等九人連結為首，組成「九旗首」，率眾1816人，進攻五圍（今宜蘭市、員山鄉一帶）成功。漳州人得金包里股、員山仔、大三鬮、深溝地（以上為今員山鄉員山、三鬮、尚德、內城、深溝、蓁巷等村）。泉州人得四鬮一、四鬮二、四鬮三、渡船頭地（皆在今宜蘭市）；又自開溪洲（今員山鄉七賢村）一帶。粵人則得一結至九結地（皆在今宜蘭市）。同時，當年隨吳沙入蘭的鄉勇，亦分得民壯圍（今壯圍鄉），作為酬謝。由此可知，開墾初期的不到十年間，今日頭城、礁溪、員山、壯圍等鄉及宜蘭市的大部分，都已為漢人所墾拓。若從空間分佈來看，這些地方，正好是界於噶瑪蘭村落與泰雅族活動領域間的空白地帶（有些因能和平相處，會與噶瑪蘭村落距離較近），這也是平原上最適合引水灌溉的水稻耕作的地區（圖2）。根據嘉慶13年（1808年）楊廷理的調查，當時的溪北，漢人已聚居形成五所土圍、二十三處民莊，與噶瑪蘭部落交錯相處，男女丁口約二萬餘人，墾成田畝達八百餘甲。

從嘉慶元年入蘭初墾到嘉慶15年（1810年）蘭地收入版圖時的短短15年間，濁水大溪（蘭陽溪）以北基本上已經被漢人開發完成，故可謂「西勢民墾已定」：其中包括已墾、未墾的田園、荒埔，已達四千多甲（詹素娟，1998；陳進傳，2002）；而研究者普遍注意到噶瑪蘭開發的特色是有組織的「結首制」集體武裝開墾，且此開墾速度之快實為臺灣史上僅見（施添福，1996）。

此時平原上漢人和噶瑪蘭人的勢力消長也明顯可見，在移墾初期的漢人和噶瑪蘭部落仍不時有衝突發生，一直到了嘉慶四年（1799年），雙方逐漸議和，約束其眾，不互相侵擾，後來漢人又和噶瑪蘭族定下「埋石立誓」互不侵犯協議，減緩不少衝突的產生。

然而身為「後來者」，漢人移民仍透過以許多不光彩的手法，拐騙並侵占噶瑪蘭族的土地，所謂的「人欺熟番賤如土」[3] ，在漢人種種強取豪奪的欺壓行為下，噶瑪蘭族一片片土地漸被鯨吞蠶食殆盡，例如大竹圍庄就是原噶瑪蘭得抵美簡社、淇武蘭民庄是原來的淇武蘭社所在，奇立丹也成為漢人村庄，而在隨後的劃定頭圍堡內，漢人陸續建立有頭圍街、白石腳（白雲村）、二圍庄、港仔（中埔）、抵美簡埔、頭圍庄、大堀庄和乳母寮庄（豬母乳寮）等八大主要庄落[4] （圖3），其聚落與人口數已遠多於原來噶瑪蘭的村社，無奈之下，噶瑪蘭人只能被迫遷徙，漸往其他地方發展，例如在礁溪的打那岸社在道光年間便遷移至蘭陽溪南岸的羅東附近，甚至許多噶瑪蘭人開始坐船離開蘭陽平原輾轉前往花蓮縣的新城、豐濱和台東縣長濱鄉等東海岸定居，以延續族群的命脈。因此噶瑪蘭人數也隨漢人開墾急遽減少，根據1647年荷蘭人的調查紀錄平原上的噶瑪蘭人聚落，人口約有10870人左右，而在1878年姚瑩《東槎紀略》一書中記載，「哈仔難」人口約有5500人，伊能嘉矩在1898年到宜蘭作調查時，人口已不到3000人（詹素娟。 2001）。

清嘉慶十一年（1806年）已有墾民開始越過濁水大溪（蘭陽溪）往溪南開發，剛開始主要是從西部遷來、以潘賢文為首的平埔各族社，而清嘉慶十四年（1809年），漳州的墾民也成功地開拓了羅東地區，並陸續在溪南平原各地推展，雖然清朝政府為預防噶瑪蘭人與漢人的衝突，同時也為阻止三籍漢人為爭地而頻生的械鬥，，遂積極介入溪南荒埔的墾拓。故設置所謂「加留餘埔制」，為溪南噶瑪蘭村落設立保留地，使其能耕種自立，再將其餘土地，按漳、泉、粵三籍進行相關分配以進行招佃開墾，但漢人的整體優勢已無法阻擋，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溪北、溪南平原上，適於水稻耕作的土地大致都已被漢人開發殆盡，噶瑪蘭人的聚落與人數持續消歿於漢人的村庄與田園中。

漢人在入墾宜蘭時，因地形限制和避免衝突，會刻意避開崎嶇山區的泰雅族活動範圍以及近海低濕地的噶瑪蘭舊社，因此多沿著等高線約5-7公尺的近山平原湧泉地帶，進行田園拓墾和聚落建立，這不僅利於取得耕作的水源和依地勢建設灌溉水圳，也不易受河川氾濫的淹水威脅；同時為了防範原住民的襲擾，在重要的關隘處，會派壯丁駐守，以維護開墾安全。

綜歸而言：不論是噶瑪蘭的社落或是漢人的村庄，在早期的時候因蘭陽平原地處低濕，因此聚落選址主要均是位於平原高處的舊沙丘地為考量，例如抵美簡（大竹圍）、淇武蘭、中崙、頂埔，甚至是頭圍市街等地都是昔日的沙丘地，而沿海地區如打馬煙（竹安）、多羅美遠（大福）則都是沙丘背風側的位置，有利於阻擋海風侵襲，這些都深受自然環境因素的控制和影響；又多雨洪患而導致河道的擺移頻仍也影響著聚落的興衰，例如烏石港、豬母乳寮（乳母寮莊）等聚落都因河道變化而衰退甚至消失，直至水利建設的改善後，才鞏固了聚落穩健的發展；在人為因素方面，漢人強勢文化的植入則導致噶瑪蘭村落群社和慣習文化（habitus）在競爭中漸遭同化和消泯。

從漢人視野觀之，在吳沙率眾進入蘭陽平原進行開墾之前，噶瑪蘭人農耕範圍已遍及整個平原區，故吳沙所率領的一群「羅漢腳仔」一開始只能找較為偏遠貧脊的地方墾拓，然而吳沙「好俠有信，善於部署」，憑藉其堅毅奮進之精神加上其領袖魅力（charisma）和優秀的統御知能，剛柔並濟、足智多謀、折衝厭難，配合著天時、地利與人和，披荊斬棘、開疆闢土，成功地聚集眾人的智慧和勇氣，有系統且迅速使蘭地轉變為漢人的家園，雖然他不是第一位入墾蘭地者，也無法參與整個平原的開墾歷程，然其精神與毅力實乃成為當時唐山過台灣的拓墾典範，連橫在《臺灣通史》的〈吳沙列傳〉即載：「夫沙匹夫爾，奮其遠大之志，率其堅忍之氓，以深入狉榛荒穢之域，與天氣戰，與猛獸戰，與野蠻戰，勇往直進，不屈不撓，用能達其壯志，以張大國家之版圖，是豈非一殖民家也哉。...夫蛤仔灘番地爾，勢控東北，負嵎固險，得失之機，實系全局。使非沙有以啟之，則長為豺狼之域矣，然則沙之功不更偉歟!」

嘉慶元年，吳沙懷抱雄心遠征、指麾三籍流民千餘人，武裝攻佔烏石港，開啟大規模入蘭地的拓墾行動，吳沙披荊斬棘、深墾榛蕪、幾經折衝，終在宜蘭闢萬頃良田，為漢人在「後山」地區創建了富麗的新家園，也因其平亂和開墾有功，被清廷封為「武信郎」。吳沙開疆拓土之精神與事蹟對漢人而言，無疑是一位值得讚佩之英雄，但是對於世居當地的噶瑪蘭人而言，吳沙入墾，以武力強取、以詐欺掠奪，最後不僅導致噶瑪蘭人流離失所，甚至幾近泯滅消失，這也是他們心中難以平息的悲憤。

然而與其他地方的拓墾歷程偕相同，吳沙並非第一位入蘭拓墾之人，且依當時的氛圍與趨勢，倘若吳沙不來，一樣也會有其他人前仆後繼，持續率眾入墾，故噶瑪蘭文明的被消失，似乎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吳沙入蘭乃成了造化之使然。吳沙以武力入墾是事實，然施藥救助也是史載有據，而為避免衝突擴大傷亡加劇而決定撤回三貂也是其深謀遠慮的思維，又突然發生的疫情是一個轉折的契機，吳沙把握此機會並以協助防範海賊為策略成功扭轉局勢，使其獲噶瑪蘭人的信任，進而以較平和的方式迅速開發了蘭陽平原的北部。

因此所謂「撫蕃氓施智略衝破巒烟過草嶺，斬荊蕀成膏腴輝皇勳績在蘭疆」或許只是一個依計畫且順勢而為的明智決策成果，正如學者管東貴（1984）所言：所謂的歷史偶然，經由「理性的加工」，再透過「理」的互通性而一點一滴地累積成為一個體系，並逐漸影響整個社會結構，進而轉化成為歷史演變的「必然進程」，故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而我們對英雄或偉人的評價是基於何種觀點來闡釋? 是否會因所處的不同時空背景而有不同的解讀? 著名的英國歷史學家卡爾（E. H. Carr）在《何謂歷史》（What is history ？）一書中就提示了我們：「歷史是歷史家和事實之間不斷交互作用的過程，是現在和過去之間永無終止的對話。」

[1] 三十六社中的哆囉里遠、棋立丹、抵百葉、打馬煙和抵美簡等5社在清設治初期時屬頭圍堡（第一堡），目前研究其所屬的地點只是其大致的地理位置，平原上依仍有許多大小聚落或隨環境變動而遷徙的情形。例如吳沙進駐烏石港拓墾時就遭當地原住民強烈抵抗，顯見烏石港附近當時也有噶瑪蘭人的聚落散布其間。

[2] 噶瑪蘭善於到水邊挖貝、捕魚、捉蝦蟹，也學會製鹽並將所得食物伴鹽食之，而從淇武蘭遺址上文化層出土的貝塚可以發現：其食物以水生貝類為主體，陸生動物則較少；因發現近3噸且超過100種的大量貝類觀之，學者認為該地族群是以魚貝類為他們主要的蛋白質來源。此外，貝類在漢人的食用觀念屬於葷食，但噶瑪蘭人認為某部份的貝類是素食。從資深的噶瑪蘭女巫口述得知：「在作法前要吃素，石鱉、海螺、田螺是素食的可以吃，雞蛋、魚是葷的不能吃。」（邱秀蘭，2011），顯見噶瑪蘭對於水生的動植物十分熟悉且有自己的分類標準。

[3] 據載其方式有如將死貓、死狗丟入噶瑪蘭族的田地，使噶瑪蘭族因覺得不吉利而放棄田地；或是暗夜推移田埂界線，使噶瑪蘭人的田地縮減。

[4] 依噶瑪蘭廳志記載，清代頭圍行政區域遠較今日為大，包括今日礁溪、壯圍一部分。境內除了有漢人的八大庄外，還有哆囉美遠、奇立丹、抵百葉、打馬煙、抵美簡等數個番社與及烏石港、北關、隆隆等三個舖遞。而八大庄有些與原來的噶瑪蘭人聚落比鄰而居，例如抵美簡埔庄鄰近抵美簡社、大堀庄和哆囉美遠社也十分接近，後來在漢人的擴土略地下，漸被吞併，抵美簡埔庄就是後來的大竹圍庄，大堀庄即是後來的大福庄。另外，頭圍街就是從原頭圍庄將較熱鬧的市街劃分出來成為獨立的行政區，而乳母寮地名的由來根據訪查是指將魚網掛曬而垂下的形狀像似乳房外形而得名的寮舍，顯見是一個靠水岸依魚獲而發展的村落，依廳志載：豬母乳寮（乳母寮莊）距蘭城東北二十八里，故根據文獻和田野訪查得知其原址應在今大坑罟南方附近的河岸港，可能因為洪水來襲，河道變遷，村落受損且喪失河港功能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