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蘭陽博物館 整理(宜蘭縣政府文化局提供)

民國90年5月間，宜蘭縣政府進行「礁溪鄉得子口溪第六期治理工程」，因進行閘門工程之需要，在閘門旁開挖引道，並將廢土堆積在引道一旁，此時發現其中有許多文化遺物，於是宜蘭縣政府文化局進行現場會勘並開始地表調查工作，採集到大量的幾何印紋陶、瑪瑙珠、琉璃管珠、硬陶、瓷片等豐富遺物，故於90年6月至7月開始進行探坑發掘的調查工作，發現墓葬、貝塚、建構等現象與豐富的文化遺物及生態遺留。

宜蘭縣政府遂於民國90年11月起，委託台灣大學人類學系進行「宜蘭縣礁溪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及資料整理計畫」。

所有的發掘工作都在河道中進行，且發掘時的河道水位高度約在海平面上90-160cm之間，所以幾乎全部的發掘工作都位於此河道水面以下，部分甚至在海平面以下。故發掘當時，大量的河水、雨水與地下水可說是最大的困擾，必需預先安排集水坑、排水溝，並不時以各型機械不斷抽水，才能使發掘順利進行。

發掘過程中的另一大難題在於部份未受工程擾動、保存較完整的區塊，位在整治後河道的中央位置，由於整治工程將對此部分造成破壞，因此搶救勢在必行。於是在兼顧人員安全與文化資產重要性的前提下，工作人員先引河水至他處，再另造新的土堤後，將引道內的水流引往閘門，使A區的南側及西側部分可以整個離水露出。而閘門北側小塊區域的B區，則是利用砂袋和黏土壓實築堤擋水後進行。

91年7月間，又因「北宜高速公路頭城蘇澳段第C510標礁溪四城段橋樑工程」之P42、P43橋墩基礎位於淇武蘭遺址範圍內，以及92年1月，「北宜高速公路頭城蘇澳段台電管路工程得子口溪路段（C510標）推管工程」與淇武蘭遺址部分重疊，故交通部台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以及台灣電力公司委託宜蘭縣政府，由前述計畫同組人員先後進行遺址受影響部分之搶救發掘工作。

經過各項調查工作後，確認這是一處與噶瑪蘭文化有關的考古遺址，內涵十分珍貴且豐富，在工程破壞造成無可彌補損失之前，必須進行全面性的搶救發掘工作。

本區域在發掘進行前，先施設臨時性的擋水鋼板樁及防護土堤。一般於鋼板樁設好後，由挖土機將其上的擾亂土清除。其中如河道北岸發掘區域多為河道堆積，有大量的遺物及生態遺留，發掘深度達到海平面下4 m左右，已接近長13m的鋼板樁之安全係數極限。另於發掘過程中，為了防止崩塌，故部份採階梯式發掘。

若干河道堆積的保存狀況佳，除發掘出土考古遺留外，將土壤清洗過篩後亦出現許多金屬片、珠飾等精細的文化遺物。

遺址現場的考古工作斷斷續續展開，至2003年5月下旬結束田野搶救工作，前後共計發掘262個考古探坑，發掘面積達3,814平公尺。

搶救發掘的同時，室內整理工作也陸續進行，至2006年年底完成基礎資料的整理與發掘工作報告。其中，2001年11月至2002年5月的發掘始末簡報於2002年6月完成（陳有貝等,2002），第一階段整理工作於2003年2月完成（陳有貝等,2003），第二階段發掘暨整理工作於2004年2月完成（陳有貝等,2004），第三階段整理工作於2005年2月完成（陳有貝等,2005）。

搶救發掘總報告書共計6冊，2007年12月已完成第1至3冊（陳有貝等,2008），預定2008年5月完成4-6冊。本遺址在整理出土遺物的工作時，也進行遺物保存維護，其中木質標本刻正進行「二階段聚乙二醇浸漬搭配真空冷凍乾燥法」( 2-step PEG plus vacuum freeze-drying method)的修護工作。

淇武蘭遺址位於蘭陽平原的北側邊緣，約東經121度46分24秒，北緯24度48分30秒，行政區域屬宜蘭縣礁溪鄉二龍村及玉田村的交界，得子口溪流經遺址中心，並有茅埔圳（武暖河）來會，海拔約2公尺，搶救發掘的區域目前幾乎已經全部淹沒在整治後的得子口溪河道中。

遺址所在的蘭陽平原為蘭陽溪所沖積的河口平原，地勢平坦，西有雪山山脈和中央山脈環繞，東臨太平洋。

平原地勢由西向東傾斜，東部的坡度較西部平緩。河流至平原東部時，流速減緩，堆積大量的砂石與淤泥（徐鐵良,1983）。由於宜蘭的地質結構，係由沖繩槽之弧間槽谷向西延伸而來，造成宜蘭沉降帶，越靠近蘭陽溪入海處的下降率越大，最大值約為每年45厘（陳惠芬,1984），如原為水稻田的五十二甲，因地層下陷成為沼澤溼地，就是顯著的例子。淇武蘭遺址所在的蘭陽平原北側地區可能亦有極高的沉降速率。雖然蘭陽平原逐年下沉，但河川更帶來大量新的淤積，相對上造成本地有著極高的堆積速率。

根據遺址地層記錄的分析，可知淇武蘭地區的自然環境在過去兩千多年來由海至陸的變化，「其過程類似於今日由海岸地帶向內陸逐步遞移的環境發展。在距今二千六、七百年前，淇武蘭地區曾經是一個靠海的河口或海岸環境，然而隨著海岸線的東移與平原面逐漸擴大，這裡也經歷了沼澤濕地，隨後變乾、成陸的演變過程」（林淑芬,2004）。

根據考古資料顯示，蘭陽平原雖然早在數千年前就有人類的活動，但是史料確實記錄宜蘭（噶瑪蘭）地區卻要晚到十七世紀初期。

西元1626年，西班牙人進佔台灣的基隆，1634年將蘭陽平原名之為Cabaran的傳教省區（賴永祥,1970）。依據西班牙人的紀錄，當時已有淇武蘭（Qiparaur）的村落名稱（李壬癸,1996）。後台灣北部為荷蘭人進佔，荷蘭人於1642年攻克雞籠後，又於1644年9月出兵蘭陽平原，並降服44個噶瑪蘭村社，包括淇武蘭社（詹素娟、張素玢,2001）。根據荷蘭人1644年所調查的村社資料，當時的淇武蘭社稱為Banouran，頭目為Caroua（中村孝志,1938）。

有關於蘭陽平原噶瑪蘭人村落名稱與戶口的完整紀錄，最早出現於《荷蘭時代的台灣番社戶口表》（中村孝志,1938）。

由荷蘭所屬東印度公司自西元1647～1650年的三次戶口調查資料知悉，當時宜蘭地區已有四十多個噶瑪蘭人聚落，大約有上萬人左右。西元1796年（清嘉慶元年）吳沙率漢人大舉進入宜蘭拓墾，受到漢人移入、爭地的壓力，部分噶瑪蘭人陸續遷離，迄十九世紀初噶瑪蘭人口只剩下五千多人，減少了將近一半（陳淑均,1852；姚瑩,1829）。西元1895年後，日治初期的幾次調查資料顯示，噶瑪蘭人口數再銳減一半，已經不到三千人（施添福,1997）。又經過20年，噶瑪蘭人口更加速遽減，到了1930年的國勢調查，蘭陽平原的「熟番」則只剩下一千多人了（台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30）。

目前在淇武蘭遺址附近已經不見噶瑪蘭人的蹤跡，不過1648年荷蘭人對當時噶瑪蘭39個村社的戶口調查資料顯示：淇武蘭社（當時稱為Kibannoran，備註欄註記為Quibaranan）有160戶、840人，不但是當時台灣中北部最大的原住民聚落，而且是蘭陽平原上規模最大、人口最多的一社，其人口數量較諸當時次大的婆羅辛仔宛社（471人）整整多了379人（吳密察、許賢瑤譯,1994）。

自十七世紀以來各時期居住於淇武蘭的噶瑪蘭人口調查資料，整理如表1。而最早淇武蘭地區的實測圖則是日治時期的地形圖則如下：

綜合文獻與部分訪談資料，大約可以知道幾百年來，噶瑪蘭人在得子口溪與武暖河的河畔傍水而居，形成聚落。

清嘉慶道光年間，隨著漢人入墾宜蘭，逐漸在河岸建立了淇武蘭與洲仔尾兩個漢人聚落。並且隨著漢人的大量移入，後來也在交會處的南岸（即玉田村的茅埔）形成較小的聚落，居民有吳、林、曾、宋等姓氏，其中林姓來此開墾的時間據族譜記載可早到乾隆年間。淇武蘭的噶瑪蘭人可能因漢人勢力的進入而消減，如據訪談可知，在發掘地點一旁的菜園處原還住有潘姓三兄弟的「噶瑪蘭人」，但大約在民國40年代也全部遷離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