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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博電子報

150期-頭城寺廟今昔-寺廟屬性轉化

作者 / 陳進傳、楊晉平、陳美暖、游錫財、林雅玲、陳宜伶、黃有卿

-節錄自《人與神共構  頭城的寺廟信仰》一書

《人與神共構 頭城的寺廟信仰》一書封面
《人與神共構 頭城的寺廟信仰》一書封面

前言

日治時期,日本官方對台灣漢人既有的宗教賦予舊慣信仰一詞,就其屬性和內涵進行分類,初將台灣的傳統民間信仰概分為儒教、佛教、道教及雜教,「雜教」則含括齋教、巫覡和占筮三種。

其後,岡松參太郎認為齋教尚能秉持佛說本義,與巫覡之類迥異,進一步將「齋教」單獨提出並重新為其定位,成為一個獨立的宗教,並將雜教取消,確立了日治時期台灣舊慣宗教的類別。

今日,台灣在宗教信仰自由的憲法保障下,各種宗教蓬勃發展,據內政部統計,台灣地區現有主要宗教計有22種類別,本節所謂的寺廟屬性概指上述所稱之類別。是以,以下茲就頭城地區在寺廟屬性轉化現象較為顯著的鸞堂( 儒教) 與齋堂( 齋教) 兩部分進行說明。

一、鸞堂轉一般民間廟宇

鸞堂又稱乩堂,是台灣民間宗教組織之一,其最大的特色就是透過扶鸞活動來傳達神靈意旨、為眾生指點迷津。在日治初期的宗教調查報告中,稱之為「降筆會」,即是以其扶鸞的儀式特色而命名。由於參與者多為文人仕紳等上層知識菁英階層,他們透過宣講活動勸誡世人,宣揚儒家倫理道德,儒教特色濃厚,是台灣民間信仰活動中,少數具有深厚文人色彩的教派。


(一) 鸞堂的興起
台灣的鸞堂信仰於清末隨先民的腳步傳入台灣,原只是士人間的遊藝活動,與民間庶民社會連結度不高。適時,台灣民間社會受鴉片毒害甚深,有識之士乃透過鸞堂藉由扶鸞活動傳達勸惕人們斷除鴉片之神意,以祈禱、信仰的力量協助許多煙癮者戒煙,獲得顯著成效,促使了全台各處鸞堂興起戒除鴉片煙運動,台灣地區的鸞堂發展也在此一信仰力量需求下擴張迅速。

宜蘭境內最早的鸞堂為舉人李望洋創建的新民堂,由於仕紳的積極參與和傳播,形成宜蘭鸞堂群,頭城地區則相繼出現喚醒堂、慶
安堂、集興堂、大修宮四座鸞堂,其相關內容可詳參本書第三章第四節介紹。

(二) 鸞堂的轉化
戰後,台灣社會環境轉變,原在大陸的佛教、道教等教派傳入,國民政府在台施行的宗教政策等,對台灣鸞堂及本土教派產生相當的衝擊。由於鸞堂吸納儒、釋、道三教的思想,具有民間宗教性質,部分祀神與民間信仰神祇有較高的聯結性,如文衡聖帝關恩主即關聖帝君,又稱協天大帝,孚佑帝君呂恩主即呂洞賓,又稱呂仙祖、仙公,司命真君張恩主即大家所熟悉的灶君、灶王公。復以,在戰後道教廟宇增加,但是教義的發揚並不特別顯著的狀況下,一貫道與佛教二股勢力的興起,也造成鸞堂發展的外在競爭壓力。

今日,頭城地區曾經存在的四座鸞堂皆已停止鸞務,喚醒堂及慶安堂在建築空間、祭祀活動及相關文物保存上仍保有較為濃厚的鸞堂特質,而較晚形成的集興堂與大修宮則已澈底轉化為一般民間信仰廟宇。


(三) 頭城的鸞堂轉化
承上所述,本文試從集興堂與大修宮的建廟緣起與發展歷程加以探討,幫助讀者從中觀照出,在戰後台灣民間信仰發展蓬勃之際,頭城地區鸞堂走向一般廟宇的宗教現象。


1、集興堂轉為頭城東嶽廟
集興堂為今日頭城東嶽廟的前身,據東嶽廟沿革碑所載,本廟始建於日明治39年 (1906),然而當地耆老口耳相傳,本廟舊址約在今日開蘭路長老教會附近,以協天大帝 (即關聖帝君 ) 為主神,年代推估應落在清領時期。後又與慶安堂之鸞堂信仰結合,故亦有扶鸞活動及鸞堂相關科儀。

再因隨乩童黃慶自中崙里遷來之東嶽大帝屢顯神蹟,曹天和氏因母病向東嶽大帝許願,如願後,踐諾捐地於今址建廟,東嶽大帝遂
成為本廟新主神。此即前節所探討的主祀神祇轉換現象,為避免相關內容過於分散破碎,造成閱讀不便,故在章節安排上於此一併敍說。是以,茲將本廟歷史依其所在位址概分為兩大時期加以說明如下。

(1) 舊址時期
依耆老所言,本廟在遷建現址前原係以協天大帝做為主祀神,今廟中內殿仍存有一把舊時的關刀,似可為證。一般而言,關刀常見於關帝廟中,出現在具儒教色彩的鸞堂中的可能性極低,東嶽廟中出現關刀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此其一。

又,有些鸞堂研究者認為:本廟雖未形成正式的鸞堂組織、出版鸞書,然曾有慶安堂鸞生在此進行扶鸞活動殆無疑義,故其不排除廟中協天大帝執事牌是當時鸞生所購置的可能性。然而,關聖帝君在鸞堂信仰中被尊為文衡聖帝,民間信仰則以協天大帝稱之,其
信仰屬性略可由其稱號加以區辨。依此,令人費解的是,今廟中之協天大帝執事牌係以協天大帝為名,若如前述鸞堂研究者所言,為何不用文衡聖帝一詞似乎更能符合其鸞堂信仰內涵?此其二。

另,本廟正殿神龕中所祀開基東嶽大帝龍側,供有一尊協天大帝神像,並供有合祀神( 即關平太子和周倉將軍),據說此乃本廟尚未遷建現址前所祀之主神神尊,此其三。

類此種種,皆可窺知協天大帝在本廟歷史發展上所具之特殊意涵,耆老所言應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而今廟中供於正殿內之執事牌及儀仗用具係舊廟所遺。

左:疑似舊廟所遺之關刀。(現置於內殿) / 右上:頭城東嶽廟殿內之協天大帝執事牌及儀仗用具。 / 右下:頭城東嶽廟殿內仍供奉協天大帝執事牌。(張恆瑞 攝)
左:疑似舊廟所遺之關刀。(現置於內殿) / 右上:頭城東嶽廟殿內之協天大帝執事牌及儀仗用具。 / 右下:頭城東嶽廟殿內仍供奉協天大帝執事牌。(張恆瑞 攝)

(2) 現址時期
曹天和氏獻地後,更於大正6年(1917) 間協同地方人士向頭圍街內信徒發起募捐興廟,約得金五百圓,名集興堂,主祀東嶽大帝,此為現址時期。曹氏曾與林振立、李皆然等地方仕紳發起組織頭圍信用組合(今頭城農會前身),亦曾是頭圍庄首屆官派街庄協議會會員之一,在地方上甚為活躍,遷居雙溪後,曾任雙溪庄長,依然關心廟務,曾於大正14年(1925) 擔任當時東嶽大帝出警遶境競賽主審。以其人脈及財力來看,當時的集興堂應稍具規模。每逢東嶽大帝祭典活動,本廟皆會舉辦盛大的遶境活動,日治時期的《台灣日日新報》亦經常可見其相關報導,是頭城地方盛事之一。

此外,為因應廟會慶典活動之需,尚發展出附設於本廟的北管樂團、西樂團及北管子弟戲團,皆以集興堂為名,在當時亦十分活躍,宜蘭文化中心旁的台灣戲劇館內即展有多件頭城集興堂之北管文物,見證其曾經擁有的輝煌歷史。

大正11年4月20日頭圍集興堂東嶽大帝聖誕活動報導。
大正11年4月20日頭圍集興堂東嶽大帝聖誕活動報導。

(3) 鸞堂性質
集興堂是否為鸞堂,各界見解不同。一派認為本廟興築後,由乩童黃慶擔任管理人,每月朔望之日為信眾扶鸞問事,鸞務興盛。廟中亦曾有聯曰:「興鸞濟世澤被民生。」並曾保有鸞筆和鸞桌等客觀物證。

今日殿內所懸大正10 年(1921) 之「天鑒在茲」匾,眾獻匾人落款自稱「沐恩生」,在鸞堂信仰中,所祀者稱恩主,信仰者自稱
「沐恩生」、「鸞下」,這些用字遣詞、所存文物皆顯露其過往曾為鸞堂性質,可為其曾是鸞堂做有力佐證。一派則認為集興堂是由神壇轉化,後有慶安堂鸞生鄭阿福、徐委元、田儀川等到該堂扶鸞,可視為慶安堂的子堂;但是,集興堂沒有形成鸞堂特有的恩主公崇拜,且扶鸞只是短暫為之(約民國五十年代尚有),沒有留下太多紀錄,最重要的是它並沒有正式形成鸞堂特有的組織,更沒有宣講生或善書的出現,宣講狀況不明,無法確認曾有宣講活動,若要將其界定為鸞堂,似有過之。更有人提出頭城鸞堂文化發展至此,已產生質變,即與民間通俗信仰結合。

頭城東嶽廟「天鑒在茲」匾。(張恆瑞 攝)
頭城東嶽廟「天鑒在茲」匾。(張恆瑞 攝)

(4) 頭城東嶽廟
東嶽信仰原是古人自然崇拜下的產物,其後逐漸人格化,受封神演義章回小說影響,東嶽大帝被解釋成商末武成王黃飛虎。在轉化過程中,不斷融合佛道等思想,形成台灣民間信仰中為人所熟知的冥神信仰,可燮理陰陽、主掌人之生死,並被道教推崇為中界最高神祇。戰後,乩童黃慶逝世,其次女黃阿金繼之,並由黃慶發(亦是集興堂堂主) 與游炎坤二位先後任城北里長協助,眾堂友及信徒齊力推行復整廟務,迨民國71 年成立管理委員會。

左:頭城東嶽廟舊廟神龕上的「集興鸞堂」字樣。 翻拍自東嶽廟。(張恆瑞 攝) / 右:頭城東嶽廟前身集興堂舊貌(1971) 。(宜蘭縣史館提供)
左:頭城東嶽廟舊廟神龕上的「集興鸞堂」字樣。 翻拍自東嶽廟。(張恆瑞 攝) / 右:頭城東嶽廟前身集興堂舊貌(1971) 。(宜蘭縣史館提供)

2、武營山上的仙公廟─大修宮
大修宮主祀孚佑帝君,孚佑帝君即道教八仙之一的呂洞賓,在鸞堂的恩主信仰中,其與關聖帝君(關恩主)、司命真君(張恩主),合稱為「三恩主」,故又稱呂恩主,是鸞堂恩主崇拜中常見的主神之一。民間一般稱之為「仙公」、「呂仙祖」,因此,民眾幾乎都以「仙公廟」稱呼本廟。


(1) 建廟緣起
據廟方提供的沿革資料稱,本廟之創建係緣於民國39 年春,本鎮慶安堂左鸞田儀川先生、右鸞李福枝先生依慣例於每月朔望之日扶鸞當中,孚佑帝君、玄天上帝、古公三王三聖降乩訓示該堂諸生於武營山草創廟宇三間以利其代天宣化,開壇濟世,當時眾鸞友見之,疑信參半,故未予舉行。

同年秋夜,慶安堂司香茶者吳大鼻先生牽暝流罟(夜間牽罟稱為「牽暝流」) 至是夜十二時左右,於歸途中發現武營山上有斗大三顆火球遊來飄去,遂到田儀川先生家喚其觀之,鄰友數十人見此景象始信三聖法駕果真降臨。後眾鸞生才開始積極發動建廟,由慶安堂鸞生田儀川及喚醒堂林錫虎等參與鸞務,亦有扶鸞活動,正殿神龕中仍供有鸞筆為證。綜上可知,本廟係屬鸞堂,且為慶安堂的子堂,殆無疑義。

左:大修宮剛上新漆的古鸞筆。 / 右:大修宮樹瘤雕製的古香爐。(張恆瑞攝)
左:大修宮剛上新漆的古鸞筆。 / 右:大修宮樹瘤雕製的古香爐。(張恆瑞攝)

(2) 轉化緣由
鸞堂在台灣的興起與乙未割臺的變局下,傳統士人透過士人間的遊藝活動宣揚儒家的倫理道德有關,大修宮因遲於戰後方始創建,時代背景、社會需求已大相逕庭,該堂亦隨時代變遷,停止扶鸞活動。因大修宮的創建是鸞生在扶鸞當中,由孚佑帝君、玄天上帝、古公三王三聖降乩訓示進而開堂,是以,今本廟仍以三神做為鎮殿神尊,加上其建築形制與一般民間信仰廟宇無異,在鸞堂已逐漸民間信仰化的今日,一般信眾可能只知大修宮是仙公廟,卻不知其曾為頭城鸞堂之一。

左:大修宮強調仙境的主神龕。(張恆瑞攝 ) / 右:大修宮今貌。(張恆瑞攝 )
左:大修宮強調仙境的主神龕。(張恆瑞攝 ) / 右:大修宮今貌。(張恆瑞攝 )

二、齋堂轉佛教寺院

齋堂,是指齋教信徒舉行法會儀式的固定建築場所,也是齋友聚會的空間,因齋友持齋之故,閩南語稱為「菜堂」。復因齋堂內多以觀音、釋尊、阿彌陀、彌勒等諸佛為本尊(主祀神),齋友們在堂內修行禮佛、講經說法、早晚課誦經典多採《金
剛經》、《阿彌陀經》或《般若心經》等佛教經典,故又有「佛堂」之稱。對台灣一般民眾而言,「齋教」、「齋堂」是相對陌生的名詞,但「菜堂」「菜姑」「食菜人」此類常用的稱呼,追本溯源,其實都是「齋教」的遺留。

(一) 齋教的興起
齋堂之於齋教,猶如寺院之於佛教,廟宇之於民間信仰,都是信仰內涵之具體展現與實踐,因此,要認識齋堂,必須先對齋教有初步的認識。台灣的齋教主要有龍華、先天、金幢三派,於清中葉左右先後隨著先民傳入台灣,其中以龍華派最早,約在乾、嘉年間(1736~1820),最晚的是先天派,在咸豐年間(1851~1861) 傳入。

因齋教主張可不必放棄一般的世俗生活,只要在家持齋奉佛,藉著空閒時刻修心養性,便可和出家僧侶一樣,同登九品蓮臺果位,故又被稱為「在家佛教」;亦因其主張、組織、儀式皆偏離傳統佛教,長期以來被視為異端邪說,遭受官方迫害。台灣地處邊陲,朝廷力量鞭長莫及,隨先民入台後,逐漸在台灣民間社會擴散,至日治初期已形成一股不小的宗教勢力。日本學者初將其視為佛教,卻又發現其與傳統佛教具有顯著不同之處,始將此三個本不相統屬的派別劃歸同類,初用「持齋宗」、後以「齋教」統稱。


莊芳榮曾於其博士論文《台灣地區寺廟發展之研究》中,根據台灣總督府《第一統計書》至《第四十六統計書》之資料整理出「日據( 治) 時期寺廟、齋堂、寺院統計表」,該表顯示,在明治31 年(1898) 至昭和17 年(1942) 長達近半世紀的時間裡,台灣齋堂數量遠高於傳統佛教寺院,以昭和17 年(1942) 為例,齋堂計231 座,寺院有65 座,兩者差數高達166 座,齋堂發展之盛況由此可知,學者江燦騰嘗言:「台灣宗教史中,如果抽去了台灣『齋教』的部分,將會有極大片的空白,以至於無法建構完整的台灣宗教史或台灣佛教史。」一語道破今已日漸式微的齋教在台灣宗教發展史上的重要性。

(二) 齋堂的轉化
大正4年(1915) 台灣發生西來庵事件,日本官方對台灣舊慣信仰的放任態度轉趨積極,促使部分齋友成立全島性的齋教聯合組織「台灣佛教龍華會」,後又加入具有官方色彩的台灣民間佛教組織─「南瀛佛教會」,以求自保。

昭和9年(1934) 年底出版的南瀛佛教會會報中曾對當時募善堂之修築有所描述,推測募善堂當時應也是該組織之一員。此外,日治後期的寺廟整理運動(1937~1941),亦有許多齋堂為因應變局,則改為日本佛教宗派( 據《台灣省通志稿》所載,當時來台之日本佛教,如淨土宗、曹洞宗、臨濟宗等,前後合計有八宗十二派)以求庇護,這在全台的佛教寺院經常可見。

戰後,台灣以中國佛教僧侶為主流的發展趨勢,加上政府的宗教登記僅有佛教與道教兩個類別,好不容易在日治時期被合法承認為獨立宗教的齋教,其似佛非佛、如道非道的角色定位出現無所適之窘況,只能被迫選擇登記為佛教團體,此一現象,學者稱之為「齋堂的空門化」。

募善堂舊貌(1954)。(宜蘭縣史館提供)
募善堂舊貌(1954)。(宜蘭縣史館提供)

(三) 齋堂的空門化
頭城地區的齋堂有募善堂和靜養堂,兩堂的創建與發展可參本書第三章第三節寺院與齋堂乙節內容,於此不再贅複。是以,本節試擴大區域範圍,從地域範圍涵蓋頭城的宜蘭地區齋堂來進行探討,期能為讀者提供較全面的視野、清晰的脈絡,對戰後宜蘭地區齋堂發展的變化有進一步的瞭解。


1、宜蘭地區齋堂的發展概況
據學者林美容、張崑振的調查研究,宜蘭縣內過去可知者計有七座齋堂,分別是雷音寺、碧蓮堂、募善堂、靜養堂、振昌堂、礁溪鄉匏崙村開成寺及冬山鄉打那美的覺善堂,茲表列如附件。

如附件所列,宜蘭地區切確可知的齋堂數量雖然不多,仍大致可歸納出以下幾項要點,來說明宜蘭地區齋堂的發展概況。
其一,在地理分布上,齋堂分別散布於頭城、宜蘭、羅東、礁溪及冬山等地,溪北地區顯多於溪南,且主要集中於頭城及宜蘭,可能與兩地在日治時期(含) 以前的人口發展程度、經濟活絡情形有關。
其二,就創建時間而言,宜蘭地區的齋堂肇建於有清一代者,僅宜蘭啟昌堂(雷音寺) 及羅東振昌堂兩座,日治時期則顯有大幅成長,與前述台灣齋堂勃興於日治時期的時代背景相符,頭城地區的募善堂和靜養堂亦是成立於此時期的齋堂。
其三,由派別觀之,齋教有龍華、先天、金幢三派之別,以龍華派壹是堂勢力最大,分布最廣,先天派有二,卻未見金幢派齋堂,顯示金幢派的勢力可能尚未擴及至此,且龍華派在宜蘭地區顯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

宜蘭市雷音寺舊貌(1954) 雷音寺前身為啟昌堂,是宜蘭地區在清領時期即已建立的齋堂。 (宜蘭縣史館提供)
宜蘭市雷音寺舊貌(1954) 雷音寺前身為啟昌堂,是宜蘭地區在清領時期即已建立的齋堂。 (宜蘭縣史館提供)

其四,設置地點方面,齋堂建築多隱身街市巷弄,與民為鄰,提供一般人既可兼顧世俗生活,又可滿足其想追求佛理的心理需求與便利性,如宜蘭街的啟昌堂(雷音寺)、碧蓮堂、羅東振昌堂等。以頭城為例,具有家族色彩的女性齋堂靜養堂,擇址於頭城老街一端的北門福德祠後方,募善堂則位於開成寺(頭城佛祖廟) 後方不遠處,雖稍遠離鬧區,尚屬齋眾可接受之距離範圍,不影響其從事齋堂活動。

其五,以發展現況來說,宜蘭地區各齋堂除了位於宜蘭街坤門的碧蓮堂不再經營存續外,其餘皆已轉型為一般佛教寺院,「空門化」趨勢十分明顯。此與前文所述之時代背景不無關係。


2、頭城地區齋堂的空門化
靜養堂家族色彩濃厚,是女性吃齋念佛的清修道場,與盧家頗有淵源,由尼師接手主持後,易名蓮光寺,後又遷建下福成田園中,建築樣貌大易,可供人循跡拼湊出其齋堂歷史軌跡的線索微乎其微。相形之下,募善堂係由地方仕紳募資籌建而成,公共性格較為強烈,與地方社會網絡關係密切,其轉型係因政府宗教政策的關係,只能依附於佛教系統下進行登記,並被強制要求不得以堂為名,遂更名為「善慧寺」,對此,廟方執事人員在言談中頗有些許無奈之意。所幸今日寺內仍保存多件百年古物,讓善慧寺與過往齋堂時期的募善堂尚存一絲可循之跡。

總的來說,頭城地區募善堂和靜養堂兩座齋堂的源流與現況可謂是台灣齋教興衰史的縮影。微觀來看,其發展與相關社會網絡關係亦可做為探討時下頭城仕紳及女眷宗教信仰生活之重要資料來源。

左:蓮光寺今貌 。(張恆瑞 攝) / 右:善慧寺今貌。(張恆瑞 攝)
左:蓮光寺今貌 。(張恆瑞 攝) / 右:善慧寺今貌。(張恆瑞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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