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林正芳

-節錄自《宜蘭的日本時代》一書

宜蘭三面環山，一面靠海的形勢，看似封閉，但對善於航海的民族而言，則可藉助黑潮和季風之力往來。根據考古資料，距今約5,000年前起，宜蘭地區就有人類居住；從日治初期到目前為止，考古學者在宜蘭地區發現了60多個遺址。

清代中葉漢人入墾以前，蘭陽平原主要居住者為南島語系的噶瑪蘭族。他們可能在距今1,000年以前來到宜蘭，約在400年前，原在台北縣貢寮鄉一帶的凱達格蘭族，其中一支稱作「哆囉美遠」者遷移到蘭陽平原沿海的社頭（今壯圍鄉大福村附近）、里腦（冬山鄉補城村）等地。大約300 年前，「猴猴」族，大概從花蓮立霧溪逐步遷移到南澳、南方澳，再向北遷至今日蘇澳，但是到19世紀末，猴猴一族就完全消失了。

原居於今南投縣仁愛鄉發祥村的泰雅族，300多年前開始向北和向東擴散，250年前來到宜蘭縣的大同鄉和南澳鄉。還有嘉慶年(1804) 從台灣西部遷移過來的平埔族，包括道卡斯(Taokas)、拍瀑拉(Papora)、猫霧拺(Babuza)、何安雅(Hoanya)、巴則海(Pazeh) 等千餘人，陸續遷入羅東和三星的阿里史及蘇澳附近的馬賽等地。[1]

曾在宜蘭地區活動過的非漢族族群，不只前述的南島民族。由於新航路的發現，17世紀起歐洲人已經來到台灣。1626年西班牙船隻遇到颱風，漂至蛤仔難港口（今壯圍鄉東港）擱淺，50名船員被當地「土番」殺死，西班牙人以此藉口率呂宋土人來攻，焚毀港口附近村落7處，[2]甚至占領包括蘇澳在內的北台灣各港口。

其後西班牙人遭佔領台灣南部的荷蘭人驅逐，1640年起荷蘭人開始以社為單位，委任漢人承包各種產品及日用品的交易及徵稅，承攬的商人必須代納該社一切稅餉，相對地則承包人享有壟斷與該社交易的權利。此後歷經鄭氏王朝到清朝統治之初，一直沿襲這種制度。或許從17世紀起就有不少懂噶瑪蘭語的漢人，往返於北宜之間，從事貿易及徵稅工作。

由於統治及徵稅的需要，荷蘭人統治時代留下最早的宜蘭地區人口資料，大致上，噶瑪蘭族大約在平原上建立了44至50個部落，戶數約在2,000至2,500之間，人口約在一萬人左右。[3]

西班牙人、荷蘭人、鄭氏王朝除了對宜蘭有金礦蘊藏的傳聞比較有興趣外，看起來，他們的統治和政權更迭，對蘭陽平原的各族群的影響不大，即使清廷領有台灣之後，也視大甲溪以北的淡水為化外之地，非有官方許可，人民不得私自進入，只有少數漢人至蛤仔難與平埔族進行季節性的交易。真正對於宜蘭地區社會帶來全面性改變的，是最晚出現在宜蘭歷史版圖的漢人的集團武裝入墾。

隨著漢族移民台灣的腳步，台北盆地於17世紀末年開始有漢人入墾的紀錄，漸次延至北海岸各處，到1770 年代，吳沙等漳州人來到今新北市雙溪、貢寮的三貂社定居。乾隆51年（1786）發生林爽文事件，當時的台灣知府楊廷理在籌防過程中，聽聞有餘黨越山逃遁到三貂、蛤仔難等地，便要求淡水廳同知徐夢麟趕赴三貂堵緝，在徐夢麟的回復報告中提到吳沙此人，他說吳沙久住三貂「民番信服」，可以託付其堵禦逆黨，這是日後被視為入蘭第一人的吳沙，首次出現在史料上的記載。[4]

對這個訊息更有興趣的是「淡水商人」，當時的「淡水」意指「淡水廳」的轄區，約略是台灣大甲溪以北一帶，但主要是指縣治所在地＿竹塹城，也就是今新竹市的資本家，他們從乾隆52年（1787）起，數度組織開拓隊伍意圖進入宜蘭，但都不成功，「淡水商人」因而退居第二線，改以出資的方式，委託吳沙組織開拓隊伍入墾蘭陽平原。

吳沙在嘉慶元年（1796）以「抵禦洋匪」的藉口來到頭城，但引起當地噶瑪蘭各社的疑懼，合力圍攻，吳沙集團因損失慘重而退回三貂。直到嘉慶2年（1797），蛤仔難各社發生流行病，據說吳沙施以藥物治癒，與各社的關係改善，因而同意漢人入墾，建立第一個開拓據點：頭城。[5]接著，吳沙率領的漳泉粵三籍開拓團隊，由北而南大規模的開墾、建立聚落，嘉慶4年（1799）吳沙家族選擇四圍（今礁溪鄉吳沙村）定居，建立聚落。

此時，所謂的「吳沙開蘭」消息可能已經傳開來了，各地漢人陸續前來尋求機會，這些人組成的「九旗首」雖然仍奉吳氏家族為領袖，但實質上是群雄並起的階段了，連原居於台中彰化一帶的平埔族，也在嘉慶7年（1802）越過中央山脈來到宜蘭。嘉慶9年（1804）漢人開墾到五圍（今宜蘭市），嘉慶11年（1806）阿里史各社受到漢人的攻擊，迫不得已，轉至濁水溪（今蘭陽溪）以南尋求生存空間，意外地成為羅東地區的開拓者。

到了嘉慶15年（1810）楊廷理奉派來籌備開蘭事宜時，根據他的調查，宜蘭人口已有14,452戶、42,904人，其中包含噶瑪蘭36社，5,540丁。[6]

有別於西台灣漢人的拓墾經驗，漢人在蘭陽平原的拓墾過程中，得力於「結首制」，所謂「結首制」是將30 至50 個農民編成一「結」，由「小結首」帶領進行拓殖，「結」下的田園分成數「份」，每位參與者可以分得一份。在小結首之上，尚存在著大結首、總結首和土地資本家。「結」是拓墾組織的基本單位，也是組成宜蘭拓墾社會的基本單位，從這個角度來看，學者施添福認為，第一批入墾宜蘭的漢人，不僅具有自治的能力，也擁有自己的土地。[7]

漢人從「吳沙開蘭」到嘉慶14年（1809）籌備設立噶瑪蘭廳之前的入墾活動，事實上是違反了清廷「不得越界開墾」的禁令。但木已成舟，漢人的聚落掩有蘭陽平原大半，開拓領袖為了保障開拓成果，原住民為了避免土地被侵削，有遠見的地方官員為了治安，紛紛建議朝廷應將宜蘭地區納入版圖、設官治理，但在清廷並未採納。

但是，宜蘭當時的內外情勢，已經不容清廷再消極地視而不見，嘉慶11年（1806），先是發生各籍移民間的械鬥，繼則海盜蔡牽、朱濆進犯，官方才感受到如果繼續將噶瑪蘭置之化外，不設官治理、協調防守，一旦成為賊匪的巢穴，勢必又為台灣添一「肘腋之患」。因而清仁宗在嘉慶14年（1809）指示將噶瑪蘭納入版圖，指派曾率兵入蘭平定海盜亂事、熟悉蘭地情況，並多次奏請在將此地設官治理的楊廷理負責。

楊廷理五度入蘭，「殫一己之心思，耐三月之勞瘁」，考察民情風俗和地勢物力，完成〈噶瑪蘭創始章程〉奠定開蘭基礎。[8]他以「五圍為東、西勢適中之地，局面宏敞，山川形勢脈絡分明，通判、守備均於該地駐劄，必須建築城垣，以資捍衛」的理由，[9]選擇五圍三結街，也就是今宜蘭市舊城東、西、南、北路圍起來的區塊，作為廳治所在地，興建噶瑪蘭城。

楊廷理籌備開蘭事竣，清廷於嘉慶17年（1812）8月派翟淦接任，是為噶瑪蘭廳的第一任通判，接手楊廷理規劃的事業，在兩人的通力合作下，各項措施和工程，陸續開展，[10]至此，宜蘭地區的歷史邁入新的階段。

從嘉慶17年（1812）設治開始，到光緒21年（1895）日本接手統治之前的80 多年之間，宜蘭大體上循著傳統模式，漸次從南島語族社會改造成漢人社會。
原住民方面，設治之初，楊廷理規劃了「加留餘埔」政策，作為噶瑪蘭族的保留區，但這個政策似乎在1850年代鬆動崩解，導致平原上噶瑪蘭族各社生計日益窘迫，放棄原居地而徙居近山地帶，甚至遠走到花蓮、台東。

同治13年（1874）「牡丹社事件」平息後，清廷在沈葆楨的建議下，將台灣由一府四縣三廳改為二府八縣四廳。隨著清朝官方對台灣統治的思考改變，光緒元年（1875）原噶瑪蘭廳改設為宜蘭縣，行政制度上由新闢地區臨時建制的「廳」，改變為正式管轄的「縣」，而原先取自原住民自稱的「噶瑪蘭」，更名為馴雅向化、意味漢族領域的「宜蘭」。

清廷治台的末期，沈葆楨推動了「開山撫番」政策，開始企圖把國家權力伸入山地原住民地區，一方面招撫台灣原住民，以期確實掌握台灣全島情勢；另方面修建包括今蘇花古道在內的三條道路，打算進一步擴張直接管轄區域，甚至完全開發山地的利源。

後繼的劉銘傳擔任台灣巡撫時期（1885-1891）在今日三星街區設置撫墾局和隘勇營，[11]作為「理番」的第一線機構，光緒15、16（1889、1890）年，劉銘傳兩次大規模調派軍隊，征討南澳泰雅族，可惜成效不佳，以失敗收場，在日治之前，宜蘭漢人的主要活動區域，仍然僅限於平原地帶。

根據《噶瑪蘭廳志》的記載：航行宜蘭的貿易船隻將稻米運往大陸的江蘇、廣東和福建的漳州和泉州，而運回紡織品、五金、家具、瓷器和其它日常必需品。[12]這種出口貿易型態使宜蘭跟中國的經濟網絡連結在一起，宜蘭的地方狀況受全台灣，甚至全中國的脈動影響。

十九世紀的宜蘭少有強宗大族，村落小而分散，幾乎沒有像南台灣常見的由一姓或由少數幾姓所支配的集村。除了城鎮之外，鮮有二、三百人口以上的聚落。[13]

與中國一般的自給自足式農耕不同，來自漳泉粵三籍、熟悉農業的移民大量流入，他們在水資源豐沛的蘭陽平原，敷設水圳從事水稻耕作，不僅自給有餘，甚且可以行銷至外地，從開拓之初，宜蘭就出現了市場取向米產經濟。

[1] 李壬癸，《宜蘭縣境內的各種族群及其遷移歷史》，收入《宜蘭研究第一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宜蘭，宜蘭縣立文化中心，1995)，頁72-73。　

[2] 宜蘭縣文獻委員會，《宜蘭縣志．卷首中》( 宜蘭，宜蘭縣文獻委員會，1969)，頁1。

[3] 中村孝志，〈十七世紀荷人勘查台灣金礦紀實〉，《台灣文獻》第7 卷第1、2期合刊( 南投，1956 年6 月，台灣省文獻委員會)，頁100-101；〈十七世紀西班牙人在台灣的佈教〉，《台北文獻叢輯》第 2 輯( 台北，1956 年4 月，台北市文獻委員會)，頁230。　

[4] 姚瑩，〈東槎紀略〉，收入陳淑均，《噶瑪蘭廳志》( 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365。

[5] 陳淑均，頁366、372；柯培元，《噶瑪蘭志略》( 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87)，頁90、161。

[6] 陳淑均，頁74。

[7] 施添福，《蘭陽平原的傳統聚落－理論架構與基本資料》( 宜蘭，宜蘭縣立文化中心，1997)，頁40-41。

[8] 陳淑均，頁393。

[9] 柯培元，頁178、197-198。

[10] 柯培元，頁87-88。

[11] 台北州警務部，〈巡撫劉銘傳的台政興革與擴張撫墾事務〉，《台北州理蕃誌──舊宜蘭廳》( 台北，台北州警務部，1923)。

[12] 許倬雲原著、曾雨潤翻譯，頁71-93。

[13] 許倬雲原著、曾雨潤翻譯，〈十九世紀上半期的宜蘭〉，《宜蘭文獻雜誌》第5 期( 宜蘭，宜縣立文化中心，1993)，頁7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