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晏霖 /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摘錄自「小地方 大魅力-在地知識與文化體驗經濟工作坊 成果專輯」

105年度「文化部推動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計畫人才培力課程」

2016 年末蘭陽博物館承接並代辦文化部在地知識與文化體驗經濟工作坊，結合土地倫理、地方知識、生態環境教育、友善環境鐵馬微旅行等面向，以保存宜蘭在地文化為前提，舉辦一連串課程講習與實地參與鐵馬小旅行，旨在培訓地方文化導覽人才並持續推動在地文化能量。

來自三十多個不同單位熱情參與者，提供了地方知識小旅行意見回饋與豐富的心得感想。蘭博電子報將逐期刊登成果專輯，帶領大家瞭解來自宜蘭在地各處的"小地方 大魅力"。

小地方 大魅力

土拉客成員、松園小屋共同經營者。半農半人類學的多棲混種物。學術的田野在印尼，生活的田野在宜蘭，生命的田野在女性主義。在教學與研究之餘負責耕作宜蘭深溝1.6 分的水稻田，並與朋友共同經營獨立書店「松園小屋」。

接下來，我將介紹宜蘭在地的友善小農圖像，著重於他們如何透過在地知識的累積進行創新。讓我從自己所屬的團體，土拉客實驗農家園開始說起。

土拉客農家園

2012 年中，我與三位夥伴以桃園大溪為基地，成立了「土拉客實驗農家園」。2014 年初我們搬到宜蘭員山，陸續經歷兩次夥伴更動，目前的成員是吳紹文（2012 加入）、洪鳳琴（2015 加入）、蔡雪青（2016 加入），與我。土拉客是一個透過女人的彼此合作，讓女人不用結婚、不必進入傳統家庭農場，也可以自主務農的一種生活方式。為什麼我們想要走出這樣一條相對另類的女人從農之路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傳統的農村是以家庭農場為生產單位，對內提供勞動力，對外與其他的家庭農場換工，形成一個更大的勞動力交換與支持系統。機械化以後，儘管許多工作可以由機器代勞，但還是有更多農事只有人類可以做得到位（例如手工撿螺、水位管理、水果套袋、蔬菜裝箱等等）。尤其在有機生產領域，我們為了降低對石化能源的依賴，以及想要減少對金融市場的依賴，而盡量減少對大型機器的使用，但這也表示會有更多的工作必須由人力來完成。另一方面，我們也明白，台灣一般的家庭農場代表著女性的相對附屬性位置，女農往往只被認為是在幫父親或者丈夫務農，因此在產消過程的關鍵環節上，較難具有自主的機會。去年底來宜蘭和土拉客交流的一群韓國女農，告訴我們韓國有一個詞叫作「八方美人」，意思就是三頭六臂、農事家事樣樣兼顧、一肩扛起的女人。不過土拉客們並不想成為八方美人。我們覺得，如果能夠透過女性跟女性的合作力量來補足農家勞動力的空缺，有沒有可能是另一條路？我們想嘗試，是否可以有一條女性從農之路，一方面可以如家庭農場般提供有機農法所需要的勞動力，又可以讓女性自主務農，而不必在過程中成為其他人的附屬幫農？

土拉客是我們的實驗計畫與暫時的答案。我們想要透過女性跟女性的合作力量，一方面補足農業生產勞動力的空缺，一方面享有自主而平等的另類農家生活。透過這幾年的在地生活與工作，我們確實已經讓許多無論是賣農機具的或者身邊的老農發現：原來女生不用靠男人也可以務農，不必進入婚姻也可以在農村裡立足。我們不需要去講女性主義或者性別平權大道理，我們就只是讓村子裡的人看到我們跟他們一樣在種田，而且我們的產值比用藥的農民更高，這樣他們就心服口服了。這是土拉客在農村裡做的另外一件事，以沈默的方式進行一種屬於鄉村的，而不是城市中產階級路線的性別運動。

第三點，土拉客有不少成員都曾經是第一線的社運組織工作者，都曾經經歷過社運工作者燃燒身心、接近自我剝削的生存情境。我們因此希望透過務農來為自己賺取穩定的收入，把「運動」的時間與空間尺度放寬，為自己找到一個更為健康與永續的方式來進行社會運動，並且也用我們生產出來的好食物支持目前仍在第一線從事抗爭的朋友。我們透過農業來為台灣社會的進步力量找到一個相對穩定，也更為在地且紮實的物質基礎。

宜蘭員山友善耕作社群

然而土拉客之所以能順利啟動並且走到今天，很重要的關鍵是宜蘭縣員山鄉以深溝、內城為中心而群聚的友善耕作新農社群。換言之，土拉客背後代表了一個更大的友善耕作新農社群。這個社群的一位關鍵人物是在2004 年移居深溝村務農、創辦「穀東俱樂部」的賴青松大哥。另一位關鍵人物則是深溝村的在地頭人陳榮昌先生，我們都敬稱為陳阿公。陳阿公是深溝村目前信仰中心三官宮的首任主委，也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老農，同時對於友善耕作新農非常支持，不僅是第一位租地給青松的非親戚在地人，也非常樂於傳授新農他的友善耕作技巧，並且屢屢在關鍵事務上擔任新農社群與深溝在地社群的中介者。再者，儘管每年都有不少新農來到深溝內城，但成立於2013 年的「倆佰甲」，則是一個成功拉低新農進入門檻的共耕與資訊交流平台。倆佰甲統一負責租地、跟代耕業者訂秧苗、購買資材、安排打田、插秧與收割等機械化代耕工作，讓新農更容易上手，最後成功地讓這裡成為新農的重要基地。

一般人往往認為「創新」是年輕人的專利，但從以上簡單介紹我們就可以看見：宜蘭友善耕作社群近年有聲有色的發展，並不只是一群新農自行努力的結果，而是他們在當地長期紮根、與在地關鍵頭人與老農社群協力共作的結果。換言之，所謂的宜蘭友善新農運動，除了是人跟自然的合作運動，其實也是在地老農跟外來新農的合作運動。是在這樣的一種合作氛圍中，許多小農創新的契機陸續綻放至今。

台灣農業新浪潮

最後，宜蘭友善耕作社群的興起，還呼應著一個更大的台灣新農浪潮，甚至是全球的農業復興現象。我在一篇最近出版的文章〈農藝復興：台灣農業新浪潮〉裡詳細介紹這個現象，在此我簡單為大家介紹一下。相信在座很多人記得，2004 年的《無米樂》紀錄片反映了台灣加入WTO 後對於農業普遍的危機與焦慮感。然而10 年後的2014 年，台灣各地卻已經出現大量返鄉新農，自稱為「志願農民」。換言之，台灣在過去10 年興起一股非常有趣的農業新浪潮，我們可以從幾個面向清楚看到：首先，農業的當代生命已經溢出傳統的空間框架，以前人們是從農村遷移到城市，認為城市才有未來；現在則是許多都市人到鄉村圓夢、追求自我的價值。再者，農的當代生命也溢出了傳統的人口框架：以前只有農民務農，現在則各式各樣的人都來到農村，彷彿人人都可以半農半X，或者是當一日農夫，體驗農夫生活。而許多消費者也願意進入鄉村直接購買當地農產，甚至成為當地農民市集的志工，做為農民的協力生產者。最後，農的經濟型態也有了長足的跨界發展：我們以前認為農業就是一級的糧食生產，頂多加上二級加工品。但現在農業不只從事一級與二級生產，還加上各種教育、體驗、與生態服務價值，成為三級服務業與四級的知識產業。

總言之，農的當代生命，已溢出傳統的農村、農民、農業等三農框架，而改以各式各樣的創新型式進入城市，直達消費者，衍生出各種農村六級產業（1x2x3）。也因此，我們看到農與非農的部門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多樣化連結，這樣的農藝復興不只在台灣，而是一種全球現象。值得注意的是，這股全球化的新農浪潮並非平地而起，也是一種對全球化的反動，更具體的說這是一種對全球化工業化糧食體系的反省。這幾年在台灣不斷爆發的食安問題，事實上在80、90 年代的美國、歐洲也都出現過。換言之，層出不窮的食安問題反應的是更結構性的問題，也就是全球化的工業化農食生產體系的問題，追根究底，它把人類吃飯、讓糧食「從土地到餐桌」的這件事情，變得非常遠距、多層次，而且難以被監督與究責。我舉例來說明。

今天在座有人早餐是喝豆漿嗎？有，那麼各位知道你所喝的豆漿的豆子是從哪裡來嗎？台灣99%以上的黃豆都是從國外進口，而工業化農食體系最大的特色就是讓糧食生產變得很遙遠、很複雜，以至於消費者完全不認識食物的生產者，就算想認識也找不到門路。這個遠距、多層、巨型產銷體系的結果就是：首先，大部分的利潤基本上都在此體系的中間層次、也就是所謂的跨國農企業、加工業、通路商的層次被捕捉了。農民只得到很少的利潤。其次，這個體系的監督非常困難，以至於難以問責。於是我們就看到，幾乎每次食安問題出現的時候，那些廠商都異口同聲說自己也是受害者，反正只要都推給上游廠商就好了。這背後暴露出更深層的制度設計問題，關鍵在於這是一種「單向式」的產消結構、從上游一層層往下游賣。當食物的產消是單向的，也就是我只要能脫手就能獲利，而且獲利手段所造成的結果不會回到我身上來，那麼上游的人對待食物的心態，自然就容易只考量如何壓低成本以提升自己的獲利。換言之，即便產消鍊中的生產者明白這麼做是違背生產倫理的，但是制度設計上的單向性卻形同在鼓勵那些不計手段的逐利者。這樣的制度性後果，最倒楣的就是分居產銷鍊兩端的生產者與消費者：農民是那些拿到最少利潤的人，而消費者則是付出最高的代價、卻往往拿不到相應食物品質的人。換言之，食物的目的原本是在滿足人類最基本的需求，也就是提供可以維繫生命的食物。然而當代工業化農食生產體系提供的卻往往是耗損生命的食物，從這一個簡單的道理我們就可以知道：關鍵問題在於這個系統設計本身有了錯誤，而不是只有這系統中的某些環節出了問題而已。

我們可以做什麼？理解了工業化農食體系的問題後，就可以對症下藥。首先，既然問題出在「遠距銷售」與「多層次銷售」，那我們就可以朝向「縮短距離」與「簡化層級」兩個方向來努力。這就是土拉客與多數友善耕作小農在做的事情，一方面推動地產地「消」（消費，也包括銷售），減量減少食物遠距輸送的必要，另一方面推動直接跟農夫買，也就是減少由產到銷的層級。第三個變革方向，則是把食物銷售的鏈結從單向式的買賣關係，盡量變成一種循環式的關係，以一種產消合作（而不是競爭）的方式重新打造農食生產體系，才能解決現有產銷體系中鼓勵人人追求最大單方利潤的制度性缺失。這正是為什麼，我們看到當代新農浪潮非常強調「自然（生產要素）」、「農民（生產者）」與「社會（消費者）」的三方共好。當農民捨棄農藥、化肥而好好地對待自然，自然就可以產出健康安全的食物回饋給消費者。而當消費者從自然得到了好處，他們也願意回饋農民、願意多花一點錢來支持善待土地與消費者的生產者。這就成為三方相互為善、成就彼此、也成就自己的一種共好的循環。

這樣的農產品一定比較貴嗎？其實不一定。首先，我們在此盡量減少中盤商的分潤。第二，我們盡量減少了遠距銷售的各種運輸、倉儲、冷藏、耗損等成本，也同時減少了碳氮排放、土壤鹽化、水質污染等種種大規模工業化生產的環境成本等。換言之，今天我們把所有原本大規模工業化農業的生產成本給簡化、透明化、公開化，再盡量把其中利潤重新分配給構成農業生產最根本而且不可或缺的三個環節（自然（生產要素）、農民（生產者）與社會（消費者）），讓三者都可以得到好處，就可以有效地改革當前的遠距、大規模、多層次的工業化農食生產體系。我認為，這才是真正的「友善耕作」核心，所謂友善不只是一種耕作方式，而是要重新以友善、而非競爭的方式來重建生產者與土地的關係、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係，也從而改變人類社會與自然的集體關係。

我將進一步以例子介紹宜蘭友善耕作小農如何以新的農技藝創新重建生產者與大自然的關係，同時也以新的農文藝創新工作來拉近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係。我把前者稱為生產端的農譯/ 藝復興，後者則是消費端的農譯/藝復興。而無論何者，我們都將看到台灣農藝復興是依賴著來自許多不同位置與專長背景的行動者，在不同的知識體系之間擔任轉譯的工作。

生產端的農譯/ 藝復興

我曾在第ㄧ節提過，宜蘭友善耕作小農透過細緻的在地觀察與累積相對應的在地生態知識，學習以手工撿螺並且善待田中的其他生物的方式，從中發展出一套不用藥而具有高度鑑別度的除螺方法。值得補充的是，友善耕作的土壤基本上是非常活躍的，它有幾億萬個微生物在裡面工作，以至於不需要太多外在資源的加持，水稻就可以活得很好。換言之，友善耕作以撿螺的方式，不只是避免農藥，更重要是為了讓自然與農民協同工作，協力進行水稻生產，減少對外來資材的需求，甚至有機肥也不需要，因為田裡就有無數的微生物在製造有機肥。

接下來我將進一步介紹其他面向的友善小農創新。在深溝，小農社群發明了很多有趣的創新技藝撿田螺，如以釣魚竿及勺子組合成「撿螺神器」，便於農民站在田埂上就可以撿螺。另外還有一對具生物學碩、博士背景的夫婦，運用專業知識發起了「農田裡的科學計畫」，想要為農民找出科學性、系統性的方法來撿螺。他們在研究過程中就與農民一起工作、找來其他小農一起實驗，並且從農民的觀察與回饋中不斷修改自己的研究假設與設計方向。也就是說友善耕作小農的農技藝創新與農業生產緊密結合，往往新點子出現沒幾天就開始在田間被測試，而農忙後在農民食堂吃飯的休息時間則成為互相交流最佳的場合。這樣一種既緊密又鬆散的連結，正是宜蘭在地友善小農創新的一大特色。此外，由於2016 年深溝的鳥害很嚴重，用什麼方式趕鳥成為小農社群的熱門話題，包括稻草人、放鞭砲、牽線等方式都有人去嘗試再來回報後果。但大家也逐漸體會了陳榮昌阿公所言的在地知識。阿公說：鳥很聰明，無論用何種方法，兩、三天之後就會失效。另一些小農則開始反向觀察與思考，他們指出：被水鳥騷擾過的秧苗，反而有可能因為日照充足而長得更好。

宜蘭在地友善小農的創新，我覺得還有兩個關鍵特色：一，許多創新來自集體創發，參與者包括老農與新農，其效果則是科學與俗民知識的混搭性使用。例如，關於福壽螺的知識，一方面來自於新農自身觀察與頻繁的交流，另一方面則來自陳阿公的正式與非正式教導。什麼時候撿螺最有效？陳阿公的經驗是下雨、打雷後又出太陽，因為田裡的水被擾動，大氣裡氮氣被打到田裡面，擾動了水田裡的生態，那時就是福壽螺最活躍的時候。阿公還曾經非常具體地告訴我：只要聽到青蛙叫、狗在吠、鳥也在叫就要馬上到田裡去抓螺，因為當萬物生機蓬勃的時候，福壽螺一定也非常活躍——後來果然屢試不爽。總結性地說，宜蘭的小農集體創新融合了各種知識體系，包括科學家實驗性的知識、在地農民經驗性的知識、新農的專業經驗與創意等。而這除了打破一般人對知識體系的僵化分類，也打破一般人對於知識尊卑位階的理解，只要懂得靈活運用與適當結合，各種型態與來源的知識都有其價值，也都能為我們所用。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我認為宜蘭在地友善小農的創新是一種「倒退著走的進步」。一般的進步是只顧自己往前走、要求其他人跟上來的「競爭型」的進步；而「倒著走的進步」則是面向著被主流社會拋在背後的多數人與非人，強調的是以一種比較慢、但是看得見彼此的方式，拉著大家一起往前走。這是一種讓自然生態、社會一起往前走的進步，將二十世紀中葉綠色革命過程中被拋棄的生物，像是泥鰍、蚯蚓、田螺找回來；也把台灣過去50 年追求現代化、工業化過程中被拋棄的老農與他們的知識找回來，再邀請老農帶著新農一起往前走。也因此，友善耕作除了是一種生態復耕，也同時是一種社會復耕；它期待從內部活化農村，而不像一些官方版本、從外往內、由上往下砸錢做出來的速效型農村再生。

消費端的農譯/ 藝復興

在消費端的農譯/ 藝復興領域，我以最近成為「網紅」的小間書菜與其背後的藝文工作者田文社為例說明。2016 年9 月起，田文社社長林欣琦在臉書發表「第一次種菜就失敗」系列文章，以戲感十足的文圖組合連載小間書菜老闆彭顯惠新手種菜的過程，引發讀者強烈共鳴。由於2016 年的幾場秋颱與連綿秋雨，全台進入菜價高峰期，宜蘭菜農則無奈地陷入無苗可種、種下即淹死的窘境。「第一次種菜就失敗」則在搞笑之餘，也非常真實地呈現農民種不出菜的困境。換言之，「第一次種菜就失敗」不只讓大家覺得很好笑，同時也是一種農業知識的社會教育，它可以引發我們思考：如果氣候變遷讓種菜變得如此困難，那麼是否至少會有部分消費者願意改變消費習慣，多吃一點當季農民種得出來的菜，而不要一年到頭都只想吃高麗菜與茼蒿？而這個非常成功的創新行銷與農食教育案例，一方面立基於田文社極具個人風格的攝影、創意，與美學功力，另一方面則根植於田文社紮根宜蘭種田三年以來累積的在地連結與農業知識，才能讓故事包裝與內容兼美、如此有趣且具說服力，也才能如此打動消費者的心。

第二個例子則是「米米之音」農村廣播節目。它的創辦者兼主持人林瓊美，綽號林大米，原是中廣的資深廣播人，卻選擇離開過度商業化的業界投入宜蘭農村報導。大米首先於2016 年起製作「我愛深溝」網路廣播，以一週一集的方式在網路上以廣播型態介紹深溝村多位農友與非農友，例如長期在深溝觀察水田水鳥生態的余遠猛老師。2017 年起，大米接受蘭陽廣播電台的邀請將米米之音搬上商業廣播頻道，也使宜蘭友善新農社群得以走出網路同溫層，讓更多非網路群眾聽見宜蘭新農與他們身邊各種農村基層人物的故事。農村裡從來不缺精彩的人事物，它們就是宜蘭的在地知識，只是向來不被以全球化知識為中心的當代知識價值體系所重視。透過田文社與米米之音的力量，我們看見原本與「農」無關的藝文工作者與媒體工作者進入農村，成為新農浪潮的協力生產者。他們結合自己原本練就的專業能力，轉譯新舊農村的在地知識，從而將農的故事說得好看、好聽、好玩而且有新意。這些人或許是批評者口中的「文青」，卻是當代台灣新農浪潮中不可忽視的關鍵力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