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陽博物館

-節錄自《宜蘭的日本時代》一書

第165期-2024年6月

嘉慶末年(1820)，頂二結、二結圍、四結份頭、頂四結、四結份尾等已形成聚落。蘭陽溪二結段南岸，已築有堤岸。[1]宜蘭城往羅東之「大路」，經二結、四結，而有二結官渡、二結舖、二結橋、四結橋。而二結王公廟、福德廟，也在這一時期建廟，成為二結居民的信仰中心。[2]

清代二結、四結地區之拓墾，依賴萬長春圳之開鑿。萬長春圳從東勢鹿埔溪墘開濬，截引清水溪水與附近之湧泉為水源，光緒10年（1884）時，萬長春圳灌溉二結地區達238甲。[3]

1910年代，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原由德國等國所獨占的甜菜糖大量減產，導致世界砂糖供不應求，價格騰貴，給予了台灣糖業進軍世界市場的機會，引發當時已控制台灣西南部平原糖業的日本資本向北部進展的野心。[4]

大正5年（1916）9月，日本資本家兼併了位於壯圍堡七張庄的宜蘭製糖會社，成立台南製糖株式會社，也把企業的總部遷設於二結。此外，台南製糖株式會社也致力於擴張其關係企業，大正7年（1918）附設甘蔗用肥料工廠、蔗渣製紙廠。[5]台南製糖株式會社除廠房之外，更設有員工宿舍，形成了自給自足的「砂糖王國」。[6]

台南製糖會社的蔗渣製紙廠，因營運成績始終不如理想而停業。其後由資本家鈴木梅四郎買下該廠，成立「三亞製紙會社」，經營二年，又失敗。昭和8年（1933），大川平三郎於二結設立「台灣紙業株式會社」，製紙成功；昭和10年（1935），他集資於四結設立「台灣興業株式會社」。次年12月，「台灣紙業會社」併入台灣興業會社，成為當時東南亞最大之製紙工廠，[7]至是二結地區成為全台製紙工業之重鎮。

交通方面，大正7年（1918）起，台南製糖株式會社建造從二結至叭哩沙、員山、利澤簡、壯圍十三股的運蔗鐵路；[8]大正8年（1919）3月，宜蘭線鐵路宜蘭至蘇澳間開通，設有二結車站， 1930年代，宜蘭殖產自動車會社、蘭陽自動車會社之客運車行駛宜蘭、羅東間，但是蘭陽溪的木造橋，無法承受20人座的客車重量，南下的旅客須在蘭陽溪北岸的壯二下車，步行過橋後，在二結停靠站上車，北上亦然，二結成為溪南客運的重要節點；昭和9年（1934），跨越蘭陽溪的鐵筋混凝土大橋完工通車，[9]客運車可以毫無阻礙地通行於宜蘭、羅東之間。

日治中期以後，二結與四結由此從農村聚落轉變成工業村落，此地產業風貌與人文景觀為之一變。除工廠本身提供的就業機會，相關的包工、勞力也吸引不少境外人口的入遷，更帶動商業的活動，二結新街亦隨之形成。

更大的影響是對平原地區農業景觀的改變，糖業資本的進駐，採取「原料採集取區」制度，雖未強制農民必須種植甘蔗，但規定了甘蔗唯一的買主，區域內農民，只要種甘蔗，就必須受糖業會社的支配，再加上殖民統治者的干涉，在強制種植以及預先提供資金等方式的鉗制下，農民幾乎沒有太多種植選擇機會，[10]所以民間流行一句俗話：「第一憨，種甘蔗乎會社磅」。

大正9年(1920)實施的地方制度改正，將「叭哩沙」更名為「三星」，根據《噶瑪蘭廳志》的記載，叭哩沙‧‧‧‧‧‧ 在廳治西南22(華)里，8(華)里可至生蕃界，其中「田園平曠，溪水迴環」[11]。1850年代叭哩沙地區開墾的區域，在蘭陽溪右岸與羅東溪左岸範圍之內，只是堡之下的小聚落。

三星地區的開發，以同治初年由陳輝煌招募阿里史等社眾最為出名，陳輝煌據說是因為在原鄉犯罪，以致帶著老母逃至噶瑪蘭依附陳氏族親避禍，為了躲避官方的查察，族親建議他到當時官方力量不及的邊區尋求機會，於是他來到今三星鄉拱照村一帶，這裡正是開拓羅東，但後來被漢人擊潰的「西部流番」阿里史等社族人，重新集結的地方，也是泰雅人狩獵範圍的邊緣，一般漢人不敢居住，兩大族群接壤的空白地帶，給阿里史等社族人留下一個生存空間。

據說陳輝煌武功高強，得到當地領袖的讚賞，而把女兒許配給他，當了「番仔駙馬」的陳輝煌在這裡展現了領袖才能，他出資當業主，每甲貸給社眾30圓，共同前往十九結（今三星鄉行健村）開墾，建立鎗櫃圍、阿里史、田心等三個聚落，貸款限3年之內償還，如果到期無法償還，則社眾將開墾未成之土地無條件抵押給陳輝煌。[12]在陳輝煌的帶領下，這個開拓集團據說開闢田園8百甲，同時也建了一支宜蘭地區最強悍的民間武力集團，介入西皮福路的分類械鬥，中法戰爭期間奉派協防基隆，也參與蘇花古道的開鑿。

除了陳輝煌集團外，還有光緒4年（1878）阿里史社人陳金盾等，開墾紅柴林地區。[13]光緒11年（1885）漳籍人士陳生進墾三星地區約70餘戶，其開墾之法與當初陳輝煌集團相同，先據有頂破布烏庄及下破布烏庄兩地，而後再進墾天送埤庄、月眉庄等地區。

三星地區因境內大小河川縱橫，洪患頻仍，而且隨時有泰雅人襲擊，因此開拓的行動時興時廢。明治36年（1903）殖民政府完成清水溪至小南澳的隘勇線後，進行土地調查，接著開始積極鼓勵人民開發三星地區。[14]

明治38年（1905）6月以黃鳳鳴為首的宜蘭漢人資本家組成「宜蘭興殖組合」，招募農民來此集團開墾。[15]此外，也有當地社眾申請在阿里史庄開墾。[16]

申請開墾者雖多，但是成果不如預期，最主要的問題是三星地區的水患頻頻。直到大正7年（1918）宜蘭廳完成九芎湖堤防，才獲得初步改善。[17]昭和11年（1936）修築蘭陽溪、小南澳溪沿河兩岸堤防，水患問題才大體獲得解決。

五年理番事業完成後，三星地區不受泰雅族的侵襲，這片土地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開發，提供了新的工作機會，因此成為台灣西部因土地開墾飽和、人口過多的疏解之地，這批移民多半以同鄉親屬關係，化整為零地前來。

明治41年（1908）9月黃鳳鳴等人集資，將宜蘭廳內幾個糖廍合併組成「宜蘭製糖公司」，[18]該公司的原料，多來自三星地區新開墾的3百餘甲土地。[19]

台灣樟腦專賣局於明治36年 (1903) 起實施特許制度，宜蘭地區是由台灣製腦合名會社負責經營。當時宜蘭本地欠缺足夠的製腦人力，許多台灣西部客家腦丁因而來到這裡，日治時期三星的大地主張慶飛（張鷹）、客家大姓宋氏，多是為製造樟腦而移民來此。[20]1920年代宜蘭製腦產量呈現下滑的趨勢，許多原本從事製腦的客家人，便轉而進入太平山工作。

三星地區的大型公共工程建設，包括蘭陽發電廠的興建與宜蘭濁水溪（蘭陽溪）堤防的興築，吸引大量西部客家人移民，到了1930 年代三星地區就成了宜蘭縣客家族群最密集的區域了。[21]

[1] 陳淑均，1993，頁120-121。

[2] 柯培元，1987，頁62；陳淑均，1993，頁243。

[3] 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宜蘭廳管內埤圳調查書》( 台北，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1905)，頁234-237。

[4] 川野重任著、林英彥譯，《日據時代台灣米穀經濟論》( 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9)，頁82。

[5] 戴寶村，2001，頁72。

[6] 陳志梧，1988，頁120。

[7] 羅東公學校編著、林清池譯，1999，頁151-152；《台灣日日新報》，1936 年8 月23 日。　

[8] 羅東公學校編著、林清池譯，1999，頁87。

[9] 戴寶村，2001，67-90。　

[10] 山川均著、蕉農譯，〈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台灣〉，收錄於王曉波編，《台灣的植民地傷痕》( 台北，帕米爾書店，1985)，頁52。

[11] 陳淑均，1993，頁353-354。　　

[12] 白長川，〈宜蘭先賢陳輝煌協台評傳〉，《台灣文獻》第42 卷第3-4 期，1993，頁217。

[13] 台北州警務部，1923，頁82。

[14]〈第四號叭哩沙原野開墾ノ件[0948/126-2]〉，《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904 年6 月4 日。

[15]《台灣日日新報》，1905 年6 月20 日。

[16]《台灣日日新報》，1905 年6 月20 日。　

[17] 三星庄役場，《三星庄勢要覽》( 三星，編者，1937)，頁13。　

[18]《台灣日日新報》，1908 年9 月16 日。

[19]《台灣日日新報》，1909 年1 月10 日。

[20] 遠藤克己，《人文薈萃》( 台北，遠藤寫真館，1921)。

[21] 邱彥貴主持，《宜蘭縣三星鄉客家族群人文資源調查研究》( 宜蘭，三星鄉公所公所，2007)，頁50。　

書名：宜蘭的日本時代

作者：林正芳

出版單位：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出版日期：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