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正芳/圖：宜蘭縣政府文化局提供

改寫自《宜蘭縣文化景觀普查計畫第一期成果報告》

根據傳說，平埔族之一的噶瑪蘭族(註1)在不知名的年代，從南方原居地Sanasai，乘船渡海來到了蘭陽平原，成為活躍在蘭陽平原的主人，十七世紀時，溪南溪北共有四十餘聚落，將近萬人的規模。由於噶瑪蘭族親水擅水，習於駕船往來於平原水網低濕地之間，主要原居村落，即分佈在蘭陽平原海拔五公尺以下之低濕、沼澤地帶，以及沿海海岸沙丘西側漫流的河流沿岸高地。

噶瑪蘭族聚落常不超過百戶，利用沿海海岸沙丘，溪水曲折，蜿蜒漫流的低濕地區，駕蠎甲捕魚打獵，採集海藻貝類為生，同時也在濕地間或沙丘上，施行小規模的稻作或旱田。由於水性甚佳，亦循溪口出海，南來北往進行簡單的交易。

利澤一帶，由於沙丘地形特別發達，以加禮宛社為主，又分支形成了利澤簡社、婆羅辛仔宛社、與流流社等噶瑪蘭聚落，分佈在沿海數道地勢較高而背風的沙丘西側，在十九世紀漢人大舉進入之前，利用冬山河蜿蜒河道，過著曠野荒埔，濱水而居的初民社會生活。

有關流流社生成的年代有兩種說法，一種認為是建於清朝乾隆、嘉慶年間左右，距今約兩百餘年，由母社婆羅新仔罕社分出來。而在建社之前，流流可能是婆羅新仔罕社的狩獵、游耕地。另外一種說法指流流社可能在荷蘭時期已經建社，距今三百餘年，但來源處則不明（曾振名1998:87）。根據詹素娟小姐製成的「噶瑪蘭村行政區劃沿革」表，可看出流流社與周邊噶瑪蘭舊社之發展與變遷(詳附件下載表一)：

嘉慶17年，清廷將噶瑪蘭納入版圖後，噶瑪蘭族的生活面臨重大轉變。傳統獵場漁場被迫讓與漢人進行開墾，僅留下部社周圍有限土地，供噶瑪蘭人耕作使用。因應海風吹襲，以及低濕地築居不易之環境特性，在大利澤一帶開墾之漢人，亦選擇在沙丘西側，與噶瑪蘭社相鄰處建立聚落，例如社尾、新店、利澤簡等聚落。

由於噶瑪蘭人生性純樸，受漢人欺詐逐漸失去大片土地，生存空間備受擠壓。為求生存，1840年代起，開始大規模向蘇澳、花蓮遷徙，或在60年代，進入三星地區開墾荒地。宜蘭之噶瑪蘭人口至此快速銳減與沒落，舊社為擴張的漢人聚落分割或吞併，而漸失去噶瑪蘭社之樣貌。留鄉的噶瑪蘭人被迫漢化，在以漢人為主體的社會，難以避免文化逐漸消逝改變的命運(註2)。

位在利澤簡北側之流流社，因其獨立之地形，在周圍漢人聚落之間，難得的保存了蘭陽平原唯一的單一噶瑪蘭族血緣聚落，地下並埋藏有早期史前文化所留下之豐富考古遺跡。流流社為平原最內側海岸沙丘之遺留，冬山河從西南方灑曳經過丘上聚落外緣，竹林樹林圍匝。腹地雖小但聚落形式完整，享有河海兼具之豐富漁業資源，因此能以漁撈、旱地、水田並行方式，維持傳統聚落生活，並利用冬山河航運維持一定經濟穩定性(註3)。旁邊雖有新店仔等漢人聚落快速移入，在噶瑪蘭族神秘法術傳說，以及大片水旱田耕地做為族群分隔之過渡地帶，流流社兀立沙丘，與漢人聚落相對，強化了流流社的內向性與鮮明邊界感。

流流在道光初年時，人口數為98人，但是其戶數不詳，生業可能以旱田耕作、魚撈並重為主，採集、狩獵為輔。當時親族、家戶的合作關係人相當緊密，與附近番社往來熱絡（曾振名1998:88-90）。日治時代，宜蘭噶瑪蘭聚落人口大量減少，外移數量十分可觀。相反的，流流社在此時因其社地的特殊形式，不適合漢人發展，因此維持原住民聚落屬性（曾振名1998:93-94）。

光復後，流流社在都市化發展下，逐漸與周圍鄉民社會生活開放融入，社民逐漸外流。民國60年代起，冬山河被截彎取直，河岸新設風景區、親水公園與傳藝中心，利澤簡渡與舊河道空間為發展公路交通而遭填埋，只留下流流社旁的一灣舊河道；周圍廣大沙丘與低濕地也面臨開發壓力，噶瑪蘭人原居之海岸沙丘環境逐漸改變。另一方面，80年代起，後山噶瑪蘭人之返鄉尋根之旅，與噶瑪蘭族復名運動，重新引動宜蘭隱身多年之噶瑪蘭族群意識，縣政府與利澤居民多次以流流社為據點，舉辦噶瑪蘭文化活動，彰顯其為宜蘭唯一，與最後噶瑪蘭文化基地之重要象徵意涵。

流流社至今仍維持著庄中之社的獨立樣貌，周圍大片水田魚塭之平野地勢與僅存之冬山河舊河道，使樹林圍繞之沙丘聚落特別凸顯，相較於其餘舊社，整體清晰呈現噶瑪蘭聚落與海岸沙丘、鄰近低濕地、冬山河舊河道之依附關係。鄰近舊社雖仍有沙丘聚落之殘蹟，但整體景觀被破壞，噶瑪蘭與漢聚落之區隔不明顯；相對的，流流社仍大致維持了傳統噶瑪蘭聚落的基本元素，加上現居流流居民之噶瑪蘭血緣連慣性，使之成為宜蘭最具代表性之噶瑪蘭文化景觀。

• 註1 噶瑪蘭族屬於台灣南島語族中平埔族以及濱海文化叢之一。參考（陳叔倬2006），頁2；（詹素娟1998），頁75-136；（費羅禮1969），頁51-62。
• 註2 參考（詹素娟2003），頁205-216。
• 註3 參考（曾振名 1998），頁84-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