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 / 蘭陽博物館 提供

-節錄自《宜蘭的日本時代》一書

光緒20年（1894）甲午戰爭日本戰勝清朝後，在馬關條約中要求割讓台灣，樺山資紀因為戰功和對台灣事務的長期關注，被任命為第一任台灣總督。

但這不是樺山第一次來台灣，清同治10 年（1871）11 月，琉球宮古島漁民漂流到台灣南部恒春附近，被當地的原住民殺害，這件事給一直想染指台灣的日本找到藉口，日本一方面派代表與清廷交涉，一方面派遣「遠征軍」到台灣討伐加害的「牡丹社」原住民。
出兵前夕，日本派當時的陸軍少佐樺山資紀對台灣軍情與民情進行偵察工作，明治6-7 年（1873-4）間，樺山兩次來台，其間，明治6 年（1873）9 月8 日到10 月14 日，他在宜蘭地區調查了38 天。

樺山在台灣偵察民情與「蕃情」，所獲的資料，詳實地記錄在他的日記中，對於清同治年間，台灣各地的風土民情，尤其是噶瑪蘭地方所謂「生蕃」、「熟蕃」、漢人、清國官吏等各族群的面貌，都有極生動的描述，對於世局、社會也有獨到的分析。[1]
由此看來，樺山總督對於台灣的統治，可謂成竹在胸，他參酌前朝舊制，將原清代台灣省所設之台北、台灣、台南三府與台東直隸州，改設為三縣一廳，縣下設支廳，所以清代的台灣省台北府宜蘭縣，就改制為台灣總督府台北縣宜蘭支廳。

負責接收宜蘭的第一任支廳長河野主一郎，他在明治28 年（1895）6 月22 日進入宜蘭城，對於接收之順利，十分得意。他呈給總督府的報告書說：各村落沿途插滿日本國旗，並模寫大日本皇帝良民⊕字樣，茶水盛於水壺，歡迎禀書堆積達百餘冊。[2]

台南的仕紳洪棄生則在他的著作中，紀錄了一則宜蘭的消息：據說，曾任甘肅河州知州的李望洋舉人在確定割台後，約集宜蘭城各鋪戶日日候迎日軍，同時剪髮變服，有人嘲笑他，李則說：「吾以老頭皮易蘭城生命也」。[3]

20年後，從蔡粗皮氏於大正4年(1915) 在《台灣日日新報》發表的回憶文章顯示，日軍進城接收前一個月起，宜蘭城的官員和軍人相繼走脫回到大陸，導致盜賊四起，宜蘭城的仕紳最後迫不得已，只好派代表到台北的總督府，請求儘早派兵來宜蘭安定秩序。

在洪棄生的筆下，以李望洋身受皇恩，臨到疾風勁草時節，居然這般無恥，言下頗不以為然，但是，比起諸多一走了之的地方官和台灣仕紳，李望洋不計自身的榮辱，保護蘭境生靈免於塗炭，也有人認為是虧小節以成全大局。

另位指標性的人物，留下來與宜蘭人共生死的是楊士芳進士，日軍進城始政之後，頗知重用當地仕紳耆老，立刻聘請宜蘭的首席仕紳楊士芳進士、李望洋舉人擔任宜蘭支廳參事。在蔡粗皮氏的回憶文章中，李望洋舉人的確憂心宜蘭城的治安，而請人去迎請日軍。另一方面，楊士芳進士時年已70歲。日本領台之初，依照國際法規定，給予台灣人2年時間的國籍選擇，很多台灣的上層階級紛紛內渡到中國，據說楊士芳對於去留十分徬徨，以扶鸞的方式，結果恩主降乩指示：「宣揚忠孝，感化人心，勸人向善為要，不必回鄉」，因而他留在宜蘭，是當時台灣唯一沒有內渡大陸的進士。

他的確曾寫下：「盛事居然勝古朝，正是太平新氣象。」這類稱讚日本殖民政府的詩句，但他身為宜蘭的頭號仕紳，在改朝換代之際，實在難有迴避的空間，不論同意與否，他都得擔任宜蘭支廳參事，名義上是「以備諮詢」，實際上，不無就近看管的意味。楊士芳的最後幾年，無論國事家事，都有著比常人更加難堪的處境，他於是把全副的心力投注在社會教化上。日治後，在改隸兵荒馬亂之際，出任救民局局長，扮演官方與民間的溝通管道；碧霞宮的倡建、勸善局的創設，更是他心血的寄託，尤其是到各地的宣講活動，他幾乎無役不與，場場親臨主講。

楊士芳這種既不迎合也不排拒的溫和立場，讓其它較低階的仕紳，參與新政府事務時，比較沒有道德上的壓力。比如，在光緒15年（1889）因為辦理清賦有功，獲得六品功勞的陳儒林因為代表蘭城父老「謀赴台北，禀請天兵早蒞蘭境，鎮撫地方，安頓民心。」日治後成為軍政部門的重要顧問，他協助日軍「幫辨征餉募役，嚮導偵察，其他庶般用度，誠忠悃篤，無不踴躍而前趨。」[4]

舊宜蘭縣衙的老吏，儒生林懋勛在清朝「委辨禮部，兼攝郵政，勵精有功，賞授五品頂戴」，他可能因為熟悉清代宜蘭的律例，日治後，被殖民政府任用為宜蘭支廳書記，掌管吏務，他負責辨理救民局事務，出入軍營，不辭勞瘁；在清朝因功賞授五品頂戴的楊樞機，乙未變革時，日人召集遺老，查問地方沿革及各項公務，大家都推薦楊氏老成練達，所以被召請入廳衙，以備諮詢，「凡是輿圖田賦，錢谷廩給，無不洞悉周知。」林蔭萱也因為熟悉地方沿革及一般公事，而被日人重用。[5]

第一批來到宜蘭殖民的日本官員加上軍人警察，人數很少，大約在七百人以內，統治平原上約十萬子民，自有其艱難之處。創業伊始，各種殖民機構的開辦費了不少心思安排。初來乍到，只能利用現有的機構或寺廟來充用，日人在宜蘭街天后宮設立明治語學校，以便訓練懂日語的在地人，法院支部設在西門常平倉，以西門文昌廟作為宜蘭警察署。[6]徵用孔廟作台北衛戍病院宜蘭分院、憲兵隊安置於五榖王廟和游氏祖廟立雪堂、在東門黃挺華宅開辦宜蘭國語傳習所。[7]

河野支廳長在呈給總督府的報告中，感嘆：「舊捕廳址充作支廳廳舍，到任之後，雖日日在修繕，但面積狹隘，各課辦公室及寢室等，亟需從速續予修繕，或予增建。」[8]

河野認為宜蘭的環境衛生糟糕透了，城內道路狹隘、居民習慣把糞穢物丟棄堆積在溝渠中、擅自在公有的道路私蓋家屋，侵占街衢。居民如此，連牲畜也不規矩，飼養的豬不關在欄內，城內街道處處可見動物的屎尿，以致行人之步履維艱，居民飼養的狗橫行，時而揚聲亂吠，行人驚惶。

河野支廳長到任後，連續發布了幾個告示，要求市民不准占用道路蓋屋，如有這種情形，限10日內拆除；8月在4個城門外設置圾垃場，要求所有瓦礫糞土、污穢之物，必須挑出城外丟棄；宜蘭支廳每日雇用60名工人，清掃街衢及疏浚小溝，同時規定「豬應飼禁於欄，狗當以各飼主姓名寫一木牌，掛在狗頷」。[9]

[1] 楊南郡，〈甲午戰爭前日本探險隊眼中的噶瑪蘭風貌〉，《宜蘭文獻雜誌》第16 期(1995 年7 月)，頁10-32。

[2] 王學新譯，〈宜蘭支廳轄內狀况報告〉，《日據時期宜蘭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與研究》( 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頁48。

[3] 洪棄生，《瀛海偕亡錄》( 台北，大通出版社影印，1995)，頁22。

[4] 鷹取田一郎，《台灣列紳傳》( 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16)，頁83。

[5] 鷹取田一郎，頁81-83。

[6] 宜蘭廳編，《宜蘭廳治一班》（1916）( 台北，成文，1985 年重刊)，頁62。

[7] 溫國良，《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宗教史料彙編》( 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2000)，頁214。

[8] 王學新譯，《日據時期宜蘭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與研究》( 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頁63。

[9] 王學新譯，頁48。

書名：宜蘭的日本時代

作者：林正芳

出版單位：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出版日期：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