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 / 蘭陽博物館 提供

-節錄自《111年蘭博文物銀行營運軟體規劃案成果報告書》

典藏是博物館的核心價值，典藏是一套獨特的知識生產機制、需要一套邏輯清晰的管理辦法，以典藏為基礎而開展的一連串相關實踐，是博物館有別於其他文化機構的關鍵。典藏的詮釋，需要不同學科為基礎，然而博物館實踐的典藏與詮釋同時也開展了學科實踐性的研究視野與方法。博物館的典藏，是一門大學問。（王嵩山，2012）

傳統博物館的典藏模式，是由博物館專家為主體進行蒐藏、入藏、研究並運用於展示與教育，典藏庫原則上也不對外開放。也就是說，典藏的核心工作，都在博物館後台進行，而博物館展示或者外借所使用的典藏品，經常都只占館藏極小部分，典藏越豐富、使用比率越低。

這種傳統的博物館典藏模式自1980年代以來持續地遭受挑戰，主要的論點有兩大方向，一是如何提高博物館典藏品的運用，特別是如何開放給非專家的大眾接觸與使用；另一個方向是反思傳統的典藏模式，論者主張博物館有責任讓典藏與時俱進，社會大眾不只是典藏被動的消費者與使用者，社會大眾更是典藏的生產者，博物館應該改變典藏的邏輯、擴大典藏工作的想像。這兩種論述方針，都可以做為文物銀行整體架構的理論參照，發展出多元具有彈性的行動。以下分別梳理這兩種論述的要點以及相關案例。

Cameran很早就點出，對博物館的可及性向來只重視物理性的面向（physical acess），例如地點、交通與開放時間等，卻忽略了知識的可及性（intellectual acess）。典藏與相關博物館資源的開放，是博物館致力知識可及性的重要工作。典藏做為博物館的獨特功能與價值，其實也是博物館可以提供的、最為獨特的公共服務之基礎，包括藏品、藏品相關知識、典藏研究與管理本身的方法（know how）等，都是可以提供給公眾使用、運用的公共服務內容。（葉貴玉，2006）

為了提高典藏的可及性，開放式典藏庫成為一種重要的作法。Neitzel（2002，引自陳淑菁，2019）指出主要有三種模式：可視的典藏庫（visible storage），讓典藏庫是透明可視的，觀眾主要從外觀看；開放的典藏庫（open storage），可以讓觀眾進入典藏庫，但原則上不可觸摸藏品；學習的典藏庫（study storage），觀眾不但可以進入典藏庫，也可以觸摸藏品、甚至自由研究。自20世紀末起就陸續有博物館嘗試開放式典藏庫的作法，大部分都混合了上述三種模式。開放式典藏庫並沒有一套標準模式，而需視各個博物館的定位與發展方針，藏品特色、人力、預算，以擬定開放典藏的目的與原則。

開放式典藏庫最大的魅力在於，揭開博物館的神秘面紗，將向來在博物館後台、彷彿專家特區的典藏庫，以及一連串的相關作業揭露在大眾眼前——數量不小的藏品、收藏的櫃架、抽屜與包裝盒，登錄、清潔、修復、包裝等，都具有獨特的視覺魅力。開放典藏庫最大的意義在於，將博物館核心工作顯露給大眾的作法，可以更直接地告訴觀眾博物館是什麼，以及為什麼重要。

開放式典藏庫，雖然看似只是開放了「典藏庫」，但其實是個涉及典藏、展示與教育，需要加以整合與經營的新任務。開放式典藏庫，需要兼顧開放與典藏品保存管理原則、展示倫理，以及開放典藏的意義。不是所有的文物都需要開放，也不是所有的文物都適合開放，僅僅只是開放典藏庫，但沒有提供進一步的藏品知識，或者活用開放藏品的教育意義，只不過回到了驚奇小屋時代的博物館。（王蕓瑛，2016；陳淑菁，2019）

英國自然史博物館於2002年第一階段開幕的的達爾文中心，是第一座整體以開放典藏庫概念規劃的典藏庫，一覽無遺的典藏庫、定時與研究人員的對話機會，以及精心製作的十二國語言觸控式導覽，全力將典藏庫變成常設展以及教育基地（許美蓉，2002）。

2021年開幕、荷蘭鹿特丹的博伊曼斯・范・伯寧恩美術館（Museum Boijmans Van Beuningen）的開放式典藏庫，是這一類作法的極致。自2004年開始規畫、2017年動土興建，該館號稱這是世界首間「開放式」藝術典藏庫，理由是和過去象徵性的典藏展示不同，該館採取將博物館典藏作品百分之九十九都對公眾開放的原則，典藏庫的規劃以典藏管理原則優先、再附加展示功能，所以依照材質、溫濕度等保存條件為原則來決定典藏品放置位置，但增加了觀眾觀覽的道路與透明設備。作品的儲存、修復、包裝、運輸等幕後工作也在開放參觀之列。上述兩館皆以團體參觀、由導覽員引導為原則。

上述兩個館舍的作法各有其背景，前者由於有將近7000萬件典藏，需要大筆預算興建大規模典藏庫，需要積極向社會證明典藏的價值；後者藏品百分之七十來自兩位私人大收藏家與民間捐贈，為了彰顯社會共有的價值觀，也為了拉近公眾與這些典藏的情感連結，而採取如此策略[1]。

另外，有些館舍採取小規模的學習室體現開放式典藏庫的理念，但更強調典藏做為公眾研究資源的意義。例如大阪府的自然史博物館，館內有一區整理、陳設大阪府代表的昆蟲標本與研究資料，如事典、專書、圖錄等，提供觀眾自由使用，昆蟲標本雖然無法讓觀眾自由拿取，但是展示櫃的設計比常設展更為親近，更容易觀察，這裡成為日本小學生進行自由研究、大受歡迎的場所[2]。

英國的大英博物館與V&A博物館，開設名為「公共研究室」（study room）的場所，設有相關圖書與設備，讓觀眾可以借調藏品，在此進行學習與研究之用。這類作法，可以說是簡易版的典藏庫加博物館研究員研究室，鼓勵觀眾可以運用博物館資源進行研究。

因為中興紙廠是臺灣現存日治時期製紙廠房保存最為完整的，成為文化部再造歷史現場的計畫之一，將紙廠空間活化轉型為中興文化創意園區使用，目前文創園區提供展覽、進駐基地、餐飲、藝文活動等。而作為鄰近閒置的中里倉庫，其空間轉型希望發展小型的典藏、展示空間，成為活用的展演基地。

1.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埃及研究室(Egyptian Study-Rooms)

隨著埃及部門成立，相關藏品也逐漸累積，藏品的數量是無法在一般展覽所呈現，也考量到公眾無法取用這些藏品，為了回應提供學生能更親近的接觸藏品，博物館建置了兩間研究室供學生研究這些藏品。第一間專門研究材料，在特別設計的抽屜中描述哪些被展出或儲藏。第二間則有桌子讓藏品可以被研讀，也提供圖書室翻閱文獻。還提供了關於埃及探索案件的紀錄供查詢，包含照片、圖畫等。希望能提供鄰近的大學和紐約市相關課程對於埃及主題的指導。

2.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新印刷研究室(New Print Study Room)

新的印刷研究室前身是會議廳，研究室提供歐洲重要印刷品的再製品、文獻、說明卡，全時段也有館員可諮詢。相當歡迎克利夫蘭週遭向館方借閱藏品做展出。

3.英國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印刷和繪畫研究室(prints and drawings study rooms)

提供實際操作藝術品的經驗，最好提前預約團體參觀，通常以學生為主。V&A藏品中紙質為主的繪畫、素描、照片等佔64%，因此民眾可能因為展廊展示、出借文物展等契機吸引前來研究室，研究室內也提供主題箱借用，主題箱內包含幾樣含說明文字的物件。

4.倫敦現場藝術發展機構（Live Art Development Agency，簡稱LADA’s 研究室LADA’s Study Room)

倫敦現場藝術發展機構（以下簡稱LADA’s 研究室，LADA’s Study Room)中提供的出版品蒐藏包含DVD、VHS錄影帶、表演記錄的數位檔案等。2004年邀請藝術家們來撰寫不同主題研究室的個人引導說明，來幫助使用者利用研究室資源、注意到素材的使用等目的。目前提供了20多份引導說明。另外在2012年與SPILL表演節合作策劃20個學習箱選項，每一個箱內包含5到10個精心挑選的物件對應特定的主題，期望達到參與藝術家和觀眾更進一步對現場藝術(Live Art)的近用、關注、欣賞。2015年在利物浦成立LADA’s 研究室分館，存放LADA’s 研究室所有出版物和相關書籍，每年舉辦四次免費的公共活動。

[1] 王幸慈，2022。<荷蘭開放式典藏庫現場直擊！博伊曼斯・范・伯寧恩美術館典藏庫展示設計分析>，《博物之島》。https://museums.moc.gov.tw/Notice/ColumnDetail?id=b93fb6e9-36f6-4a14-ae76-bed65a57aa2c&fbclid=IwAR056Cs49StvnncuX_8oQ1uVr5huZXO-4XIQmpuUebTiHs_xidKMWtWyvWE。 2022年2月3日。

[2] 黃貞燕，2011。博物館、知識生產與市民參加。《博物館與文化》1：5～34。

計畫名稱：111年蘭博文物銀行營運軟體規劃案

計畫執行：黃貞燕教授

委託單位：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計畫時間：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