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莊雅惠

文昌宮因為歷史發展的緣故，可說為兩座官祀廟宇-文昌廟與關帝廟，合併而成的廟宇。雖早先有過文昌與關帝孰為重之爭(註1)，或因習慣而稱之為文昌宮，但在1845年改建為左右兩殿並列之後，即已成為兩廟並重的廟宇。

文昌信仰本源於天上星辰(註2)，屬於宇宙自然崇拜的泛靈信仰，後轉化與道教體系主管文運、祿命的梓潼帝君張亞子合而為一，元朝時，更加封梓潼帝君為全國的文運神-「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民間亦興起崇祀文昌帝君，以追求功名、利祿與更好的社會地位的習慣。清嘉慶5年（1800），文昌廟晉升入國家祀典，視其崇聖辟邪，海內尊崇，與關聖帝君相同。

關帝的信仰源於三國時期，由於關羽「忠、義、仁、勇」的人格特質，而廣受中國人的推崇。宋朝時開始，由於統治者的倡導，而使全國性的關帝信仰網路逐漸成形，明朝時追封其為帝君，清朝時關帝更與孔子並列為文武聖人，列為官方祀典，由中央到地方，均設置關廟，依照中央的典章進行祀典(註3)。

清朝時，由中央統一制訂了文昌廟與關帝廟的設置與祀典，相關的儀式、禮節均有明確的規定，主祭為地方官，相關花費亦有膏火田以為資金來源。制式的文昌廟/關帝廟具有前後殿，前殿祭祀文昌/關帝，後殿為其三代祖，祭祀時亦有先後的次序與規矩，分別在春秋仲月進行祭典。

另外，又以農曆2月初3為文昌帝君的聖誕，農曆6月24日為關聖帝君的誕辰（但亦有以5月13為誕期者）。日據時代文昌宮仍持續進行著清朝時的春秋祭典，由文昌宮董事邀請當地保正與文武舉貢生員，分派執事參列與祭。春祭會延續三天，三日時致祭文昌，並恭送聖蹟，四日致祭武帝，五日則致祭五夫子祠，行三獻禮(註4)。

但隨著民國時廢祀清朝時的祭典，文昌宮的官方色彩漸漸減弱，再加上總蘭社的子弟戲團活動，使文昌宮文帝與武帝的祭典呈現不同的特色。一個是較為官方的，正式科儀的文帝春秋二祭；一個是以民間宗教的方式呈現，由於農曆6月24日是關聖帝君和西秦王爺共同的誕辰，西秦王爺又是北管戲的戲神，因此是總蘭社年度大事，除了有關帝與王爺共同出巡，在市場的空地間也會擺戲臺做北管、布袋戲或歌仔戲，在廟埕上則擺設流水席。

原本祭典是由居民、委員會、還有縣政府共同負責，縣長做主祭官，相當盛大，但由於現在總蘭社活動越來越少，管理委員會也有輕忽祭典活動以及武廟的現象，已有近十年未曾舉行重大的慶典。近年，春秋二祭已經不再進行，廟方在每年五月或八月或農曆二月九月，則會迎清水祖師或是關渡媽祖來廟坐鎮。

又由於文昌帝君是專管升學考試的寺廟，所以常見要應考的學子或家長，帶著祭品及准考證來祈求帝君的保佑，或添香油點光明燈，相關的祭儀已經轉變為道家與民間通俗信仰混雜的狀態，少具有官方科儀色彩。而關帝廟的祭典，近年只剩在關帝與西秦王爺誕辰時，會有總蘭社的弟子進行簡單的祭拜與排場，唱戲給帝君與王爺祝壽。

因為信仰祭祀慶典需求，文昌宮周邊有很豐富的地方戲曲音樂活動的內涵與脈絡，也連帶發展了相關的戲曲團體。

宜蘭北管福路派首之一的總蘭社，就是由廟裡本有的「福祿大鼓班」發展而來。早期「福祿大鼓班」以演奏清鑼鼓為主，後經宜蘭福祿派開業先師簡文登之再傳弟子李逢時至該館傳授後，在1845年左右而改名設立了「總蘭社」(註5)。據總蘭社團員表示，以前團員都會在廟埕的地方練習，也會利用廟埕的空間來晾曬社旗、樂器，然後再收在關帝殿後面的房間。

清末時，文昌宮旁的仰山書院有南管樂班「郎君會」的組織成立，據說此團體入會資格甚嚴，限制只有讀書人才能參加，因此被稱為「紳士班」。進士楊士芳，舉人李望洋、林廷儀等皆先後董其事。此團體一直維持到1900年(註6)。

民國51年（1962）宜蘭縣政府配合五年社會教育擴大運動會，便於文昌宮前廣場舉行全縣外台戲比賽，規定縣內各地方劇團應一律參加(註7)。由此可見文昌宮亦曾扮演地方音樂文化重心的角色。

目前除了在關帝殿內有供奉北管戲神西秦王爺，以及掛有從前總蘭社活動的老照片外，實際上總蘭社的運作已經與文昌宮沒有關連了，也不若往昔在廟埕的空間活動、練習，或晾曬社旗、器具等，目前總蘭社在廟前方右首邊搭了一間簡單的小屋，供團員聊天、聚會，或做簡單的練習。

• 註1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
• 註2 將北斗七星中「勺」的部分比喻為「匡」，且進一步把斗魁帶匡六星的文昌宮與人間社會聯繫，將文昌星神視為負責文緒、仕進、壽命、災咎之神。
• 註3 陳心怡，2007，台灣官祀關帝廟空間文化的研究，碩士論文。
• 註4 《台灣日日新報》大正-04-03-19/ 文武祭典。
• 註5 呂錘寬，2002，台灣地區民族音樂發展現況，國立傳統藝術中心民族音樂研究所。
• 註6 李建興，2003，時代變遷下之「北管」藝術探討從宜蘭文昌宮及總蘭社談起。
• 註7 建興，2003，時代變遷下之「北管」藝術探討從宜蘭文昌宮及總蘭社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