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正芳

-節錄自《宜蘭的日本時代》一書

第171期-2024年12月

爭取舊仕紳的支持固然重要，但日本人若要絕對少數統治絕對多數的台灣人，則須訓練一批接受日本教育、能與日本人直接溝通的台籍幹部。

另一方面日本在明治維新的過程中，學習到西方科學和管理技巧的方法，打敗清國，領有台灣這個殖民地，因而也想移植這樣的成功經驗。

日治初期興辦的學校中，雖然不乏有遠見的青年入學，但大部份是被動來入學的，宜蘭國語傳習所雖然在明治 29 年（1896）8 月湊足人數開學，甲科第一屆學生於明治 30 年（1897）4 月畢業，但大部份學生向學之心不足、缺席率高，他們的事跡隱而不顯，僅有少數人接受殖民政府分發擔任公職。這批最早接受日本教育，而且又擔任公職者，他們在各方面都受到殖民政府的特別照顧，具有指標作用。

日治時期，慣常以發行各種主題的《人士鑑》之類的名人錄，來介紹當時台灣領導風騷的日台人物，從歷年的《人士鑑》可以看到特定人物的發展軌跡。

宜蘭國語傳習所的第一屆畢業生中，持續有在《人士鑑》出現的人物有 10 個人，我們就其發展軌跡來分析宜蘭新的領袖「產生」的模式。

其中，陳授時、陳拔英、蘇璧聯 3 人是清代的生員，沒有功名的林澤蔡、林彪年、林煥、黃鳳鳴也是出身文學世家，日治時期的「文學世家」，指的是至少有取得科舉功名的祖輩，出身商業家族者有石進源和林元弼 2 人，只有陳純精出身較為微寒。

陳授時、陳拔英、蘇璧聯 3 人是生員，就學之前，都是地方上頗有聲望的塾師或鄉紳，其實並無就讀宜蘭國語傳習所的必要，不管出於自願或被迫，都是在向新政權表達支持之意，所以畢業後也就不可能去新政府的機構擔任低階的通譯或役員，讓日籍官員呼來喚去的。只有在公學校擔任教師，與過去開塾授課是類似的，所以 3 人中，陳授時曾受聘為宜蘭國語傳習所為漢文教師，不過任職甚短，明治 31 年（1898）6月 10 日就退職了。

陳拔英在明治 31 年（1898）10 月受聘為宜蘭國語傳習所為漢文教師，明治 39 年拜命為溪洲區庄長。倒是蘇璧聯從明治 31 年（1898）到大正 8 年（1919），一直擔任宜蘭學校漢文教師達 21 年，¹ 退職後在宜蘭街行醫。

其餘可視為年輕一輩的 7 人中，林彪年的資料很少，但從有限料中可以發現他從事印刷業，從口述中得知他是林澤蔡的姪子。

林澤蔡、林煥、黃鳳鳴 3 人為名門之後，石秀源、林元弼出身於富商家庭，他們在既有的社會經濟基礎上，接受日本教育，拿到了進入新時代的門票。

林煥選擇繼續升學，到台北就讀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後曾在頭圍、宜蘭等公學校任教 ，到了大正 4 年（1915）他辭去教職， 先後任職於宜蘭拓殖會社、台南製糖株式會社、羅東製酒公司和羅東信用組合。

林澤蔡、林元弼、石秀源進入殖民政府的基層任職，在殖民官僚體系，通譯的地位甚為卑微，即使如此，在台灣人社會中，能夠出入官府、溝通上下，亦足以顯耀鄉里。

只有陳純精出身微寒，他生於光緒 4 年（1878），本名游慶順，在他出生那年由母舅陳阿朝收養，改姓陳，但是，養父在當年就逝世，所以陳純精可能為了繼承母舅陳家的香火而過房改姓，實質上，一直與母相依為命。² 光緒 12 年（1886）8 歲的陳純精進入宜蘭私塾「省心齋」，研讀漢學。明治 29 年（1896）就讀宜蘭國語傳習所，是陳純精人生最重要的轉捩點，明治 30 年（1897）4 月畢業後，受命擔任宜蘭地方法院通譯，至昭和 19 年（1944）逝世，幾乎未曾脫離公職。

林澤蔡、林元弼、陳純精分別出任宜蘭街長、羅東街長和礁溪庄長，已經是當時宜蘭人所能達到的最高官職了。

石秀源擔任公職十餘年後，大正 2 年（1913）遷居羅東開設秀源精米所，展開他的產業生涯，或者說是回歸到他的家族產業，並且加以發揚光大。

黃鳳鳴更是在明治 38 年（1905）結合宜蘭漢人資本家，組成「宜蘭興殖組合」，進行大規模的土地開發事業，明治 41 年（1908）集資將宜蘭廳內幾個糖廍合併組成「宜蘭製糖公司」。³

有功名的舊仕紳 3 人，在一般產業的投資甚少，大體還維持著舊仕紳的格調。但年輕的一代，在完成了必要的學歷後，即使如林澤蔡、陳純精擔任公職者，也都有一定的私人產業投資。

殖民政府似乎也鼓勵這種走向，而且針對與殖民政府的關係，給予不同程度的專賣特權。

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從明治 30 年（1897）起實施鴉片專賣令，之後陸續增加，明治 32 年（1899）食鹽專賣、明治 38 年（1906）樟腦、菸草專賣，大正 11 年（1922）酒類納入專賣。

各類專賣品的地區代理商，稱為「賣捌人」，賣捌人的指定，大部份由日籍退休官吏取得，殖民政府為控制地方政治的目的，也會指定地方著名台人士擔任，藉由豐厚且穩定的專賣利益，換取台人對殖民政權的支持。

宜蘭地區的菸、酒專賣權分為宜蘭、羅東、頭圍、蘇澳 4 區，林元弼從大正 7 年到 14 年（1918-1925）是宜蘭區的菸草賣捌人，⁴ 黃鳳鳴之弟黃再壽長期有販酒之權，從大正 11 年（1922）實施酒類專賣後，一直是宜蘭區的賣捌人；石秀源之弟石鏗遠則從昭和 9 年（1934）起獨佔頭圍區的酒類專賣市場。⁵

新式學歷加上產業經濟實力，讓宜蘭國語傳習所甲科第一屆畢業生成為宜蘭社會的精英，宜蘭南門黃家的崛起就是最好的案例。

黃家在清朝世代經商，也是書香門第，家計甚富。黃友璋是光緒壬午（1882）科的歲貢生，曾任仰山書院教授、台北府學儒學正堂、詮選知縣，光緒 14 年（1888）以督導清丈有功，賞給五品頂戴同知銜，⁶ 以他的條件，在明治 30 年（1897）就應該獲頒「紳仕章」了，但是沒有，可見他在改朝換代之際，並不是很積極的，但宜蘭當局邀請他出任宜蘭國語傳習所的漢文教師時，他是從善如流的。

不僅如此，他的下一代黃鳳鳴是宜蘭國語傳習所甲科第一屆畢業生，但沒有擔任公職，就投入實業界，成立「宜蘭拓殖會社」等公司，黃鳳鳴的弟弟黃再壽就讀於台北師範學校期間，因父喪而輟學歸家，幫助二兄鳳鳴的開墾事業，此後陸續擔任酒類賣捌人、宜蘭信用組合組合長，黃再壽經營之事業還包括：酒類賣捌所、振和行、蓬萊商事合資會社、粗坑農場 ( 田 200 甲 )、台北專賣品納入店 ( 澤之鶴清酒、千代田啤酒 )、岡山蓬萊糖業株式會社、高雄出張所、台灣赤糖組合等。⁷

黃家的案例，鼓舞了很多宜蘭的社會精英投入產業，加上 1920 年代起，蔣渭水領導的社會運動和文化啟蒙運動，讓很多不滿於安逸的現狀，也不甘於在公職體系中忍受種族差別待遇的宜蘭精英，紛紛投入實業界，前述的石秀源、林煥就是一例。

戰後，民國 42 年（1953）當選宜蘭市第 2 任市長的陳阿呆，祖籍福建平和，先代渡海來台，定居於宜蘭城西，成為望族。台北國語學校師範畢業，明治 42 年（1909）任教於宜蘭公學校。

陳阿呆於大正 2 年 (1913) 辭職投入產業界，設立「金益發小汽船海運株式會社」，擁有汽船 3 艘，通航宜蘭至基隆之間。後又創立「宜蘭客運」、「三星客運」兩個株式會社，購置大型汽車數十輛，使蘭陽陸上交通進入新里程碑，是宜蘭交通業的鉅子。

戰後第 4 任宜蘭縣長林才添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案例，林氏 7 歲入頭圍公學校，畢業後未再升學，由養父教導漢學，15 歲起，晚上在宿儒鄭騰輝處研習漢文，白天在「金石香號」學習經商實務和記帳，研究新式的簿記、珠算與刻印。⁸

大正 7（1918）年 7 月林才添參加代用教員養成講習後，受聘為頭圍公學校雇員，投身教育界。大正 14 年（1925）林才添
深感地方衰落不振，於是糾集有志青年，籌組頭圍青年會，每夜集合研討地方發展對策。

這時候他們注意到頭圍農業組合經營不良的問題，趁著昭和 2 年（1927）理監事改選之期，推選 7 名代表參選，結果林氏等 3 人當選。⁹林氏在理事會中被推選為「專務理事」，約等於現今的農會常務理事，嗣後連任 5 屆，共 15 年，在組合長盧纘祥和林氏全面籌劃推動下，頭圍農業組合業務成績蒸蒸日上，成為全台模範組合。¹⁰

[1] 宜蘭公學校，《職員履歷書綴》第 53 號，未刊本。

[2] 張文義，1997，頁 48。

[3]《台灣日日新報》，1908 年 9 月 16 日。

[4] 郭文豐建築師事務所，〈縣定古蹟舊宜蘭菸酒賣捌所調查研究與修復設計調查研究報告〉( 宜蘭，宜蘭縣政府化局，
2007)，頁 2-11。

[5] 范雅慧，〈日治時期台灣酒專賣事業〉( 桃園，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頁 133-140、190-209。

[6] 陳長城編著，1976，頁 64。

[7] 林才添，《達庵八三回憶錄》( 頭城，作者自印，1986)，頁 35。

[8] 林正芳，《續修頭城鎮志》( 頭城，頭城鎮公所，2002)，頁 545。

[9] 林才添，1986，頁 9-14。

[10]林才添，1986，頁 13-14。

書名：宜蘭的日本時代

作者：林正芳

出版單位：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出版日期：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