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陽博物館

-節錄自《宜蘭的日本時代》一書

第163期-2024年4月

雖然台灣是日本的第一個海外殖民地，取得台灣之前，並沒有對未來的施政有周詳的計劃，而且島上漢人承襲著悠久傳統文化，在教育上自有一套體系，這套體系曾經也被日本在內的東亞各國所採行，新領地台灣該如何推展教育，在領台之初，台灣總督府曾經有過一番爭論。

但是日本援引明治維新期間成功的經驗，認為教育是基本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變遷的工具，唯有引進西式教育，才能「文明開化」，將台灣這個傳統中國的一隅，改造成為現代日本不可分離的一部分。[1]

負責在台灣開創新式教育的是出身於日本高田藩的伊澤修二，他在明治5年（1872）被新成立的文部省任命為第一中學監督，明治8年（1875）留學美國，回到日本後歷任文部省各要職，[2]明治28 年(1895) 台灣割讓日本後，受邀擔任總督府第一任的學務部長。

身為殖民母國的優越感，不少殖民官員認為只須如英國統治印度那樣，選擇少數領導精英子弟教育，但在伊澤的堅持下，台灣總督府決定在台灣實施普遍地、不分男女的基礎教育，但是日語畢竟不是新附的台灣人的母語，無法實施和日本內地一樣的小學教育，針對台人子弟的學校必須以日語教育為主，教學內容須作調整，最後台人子弟接受教育的場所，定名為「公學校」，整體而言，修完6 年公學校教育的畢業生，約等於日籍子弟就讀的小學校5 年級的程度。

伊澤為台灣規劃的教育藍圖分為「急要事項」和「永久事業」兩部分。改隸之際，急需的是「開啟彼此思想溝通之方法」，也就是日本人學習台灣的各種方言，同時也要開設學校教導台灣人學習日語；「永久事業」則計劃在台灣各地建立各級學校。[3]

明治29年（1896）3月31日台灣總督府根據伊澤的建議，發布「直轄諸學校官制」，在全島成立14個國語傳習所，國語傳習所分成甲、乙兩科：甲科是「急要事項」，以養成當時施政上急需的通譯為主，乙科則是「永久事業」，針對未受教育的本島兒童為主，是將來公學校教育的準備。

1. 明治語學校

殖民政府在宜蘭設置的第一所學校，是明治28年（1895）7月15日在宜蘭城天后宮成立的明治語學校，教官有日人平島勢吉郎、穎川源十郎、田中三熊、赤塚弘，宜蘭仕紳莊贊勳、李登第擔任助教，學生主要由莊氏募集，但因一般民眾擔心子弟畢業後會被徵召為士兵，因而費盡心力才招到25 名學生。

為了使學生能專心向學，因而減免其父兄若干租稅，宜蘭支廳方面也不斷給予必要的學用品，每次有大官巡視，必定給予學生學用品作為獎勵，因而漸漸有60名學生。上課時間是每天晚上7點至9點30分，接著9點30分至10點30分是日籍官員及憲兵學習方言的時間，由於沒有教科書，主要是教授事物名稱及日常用語。[4]

明治語學校雖名為學校，其實是日語補習班的性質，校舍是借用的、修業時間不固定，學生的流動亦十分頻繁，明治29年（1896）宜蘭國語傳習所成立後，其台籍學生全部轉移至該校。

 
2. 宜蘭國語傳習所

明治29 年（1896）5 月21 日台灣總督府發布國語傳習所名稱位置，任命宜蘭支廳長代理宜蘭國語傳習所所長，三屋大五郎、美和元一為教諭、船木長德為書記、宜蘭人莊贊勳為雇員。[5]三屋大五郎教諭是實際開辦宜蘭國語傳習所的負責人，「雇員」這一職稱，看起來似乎無關緊要，但須知，三屋等人與宜蘭素無淵源，學生的招募，全賴本地人莊贊勳的奔走，只是他並無日本法規中的教師資格，所以只能以雇員任用。

三屋及美和兩人到達宜蘭後，利用憲兵隊占領的宜蘭城東門黃挺華宅作為校舍，這裡也可以看出新統治者的另具用心，東門黃家是宜蘭城著名的書香世家，家族中號稱「五貢生、七秀才」，[6]而且又在城內最重要的文教設施—孔廟附近，可能因為戰亂因素，房舍被日本憲兵隊占用，移作宜蘭國語傳習所校址，黃宅中間的廳堂作為辦公室，兩側廂房作為教室，8月20日舉行開所典禮， 22日正式上課，[7]宜蘭地區的新式教育於焉展開。

(1)甲 科

宜蘭國語傳習所分為甲、乙兩科，甲科招收15歲以上，30歲以下，已具漢學基礎的台灣青年，每週上課6天，一年招收兩期，專門修習日語及讀書作文，期以最短的時間，養成通譯人才，為保障其生活，每日支給伙食費10錢，手當（零用金）5錢。[8]

新政伊始，為號召人心，替日後殖民地統治奠基，預定成為官衙雇員或通譯的甲科生，在招生方面自然十分重視，官方要求地方仕紳以身作則，必須送自已的子弟入學，因而名紳陳拔英時年40，率3個兒子一起入學，廩生蘇璧聯、童生莊贊勳都率其書房學生來就讀，舉人李望洋之子李登第亦入學，[9]可想而知，該屆學生素質之高。但不可否認，其中有些人是懾於日人之淫威，不得己而為之。

但由於當時台灣人對子弟之教育，首先考慮的仍是傳統書房，何況國語傳習所的教學內容，除了任職官衙或繼續升學外，與傳統書房比較，缺乏實用價值。課程中的體育課，內容是軍事體操訓練，令有「好男不當兵」觀念的台籍家長心生疑懼，怕日後子弟會被送到戰場；歌唱課讓台人以為日人在訓練子弟成為娼優，[10]因而缺席情形日漸嚴重，所以就在明治31年（1898）停辦了。另一方面，它本來就是「急要事項」，階段性目標完成後，就要讓位給常態性的基礎教育。

(2)乙 科

乙科是為後來正規的公學校作準備，招收8歲至15歲的少年，修業4年，學習日語、讀書、作文、習字及算術等5科，每學年分為3學期，學期中每天上課5至6小時，週六上課3至4小時。[11]

乙科沒有給予津貼，但是台灣兒童到8歲左右，就有能力協助家務了，不工作而去學校唸書，家裡不但少了一個助手，而且多了開銷，對當時的台灣人而言，是很不划算的，所以募集學生甚難。明治29年（1896）9月宜蘭國語傳習所第一屆乙科招到23名學生，到了第二年只剩16名學生，明治30年（1897）的乙科第二屆只招到30餘名，[12]從宜蘭公學校的畢業生名錄記載的畢業時間倒推計算， 第一屆只有3名畢業生，[13]第二屆有4人畢業[14]，可見乙科不但招生困難，要讓學生安心修完4年學業更是不容易。

但學校當局為急於普及日語，地方上有力人士奉官廳之命，湊足人數就煞費苦心，因此無暇查問家世身分，這批奉命而來的學生總是可以找到缺席的理由，諸如婚喪喜慶、庄頭作醮或身體不適，中途退學之事也是常態。因此之故，教學無法照規定進度進行，遇到上級來視察時，就須借用書房學生來充當人頭應急。當時教育者的精力，大部分是用在督促乙科生之出席和募集。[15]

乙科招生困難除了前述沒有津貼、就學意願不高、素質參差不齊外，所學內容不實用也是重要原因。清代，台灣人送子弟到書房受教育，上焉者希望子弟能在科舉考試中金榜題名，下焉者希望子弟能學點記帳尺牘的知識，以便為日後生活、經商之用，國語傳習所中不設漢文科，使學生所學與台灣人社會脫節。

因而總督府於明治30年（1897）10月發布命令，允許依各地狀況設置漢文科，羅致書房教師到學校來擔任漢文教師，殖民政府發現，這個決定雖然出於無奈，卻使傳習所與書房競爭上處於較有利的地位。[16]

宜蘭國語傳習所在明治30年（1897）中起，先後聘請陳授時、黃友璋、陳拔英擔任漢文教師，後來又引入城內最大書房，聘其房主林有德[17]到學校擔任雇教師，學生上午到傳習所學習修身、國語、算術，下午則到書房學習漢文，因而第3屆的學生多達70餘人，最後有6名畢業生。[18]

日籍教師和前清仕紳的組合是日治初期公學校的特色。日籍教師是殖民教育的主力，台籍教師是為取得台人信任，用以號召台人入學，日人對將漢文科列入教學科目固然是遷就現實，台籍教師至少都是秀才以上的仕紳，通常並無經濟上的壓力，但在異族統治下，為苟全性命，應日人之請，而出任教師，按日計酬，雖然委屈，也無可奈何。

3. 設置頭城、羅東分教場

明治30年（1897）末，宜蘭國語傳習所的運作已經上軌道，甲科已有兩屆畢業生，也開辦夜學推廣日語，但這些成果都只在宜蘭城內，為了推展日語教育，因而擬設置分教場。

三屋校長為了分教場的設置，數度前往各地調查，然而當時宜蘭地區頗為混亂，日本官員被反日分子殺害的時有所聞，三屋亦曾在頭城至礁溪之間遭到狙擊，雖然平安無事，但危險性可見一斑。

最後決定先設置頭圍、羅東兩分教場，分教場主任頭圍是美和元一教諭，羅東是林賢治郎教諭，三屋向西鄉菊次郎廳長報告時，廳長除了嘉許兩人外，並表示，頭圍現在仍頻受土匪的攻擊，而美和氏攜妻、子同來，他覺得讓女子、幼兒聽到鎗聲，受到驚嚇於心不忍，最好換別人前去。多賀淳吉教諭得知此事，毅然承允願意出任，因而任命為頭圍分教場詰（駐勤）。

多賀在明治31年（1898）5 月20 日正午出發赴任，學校用具和行李由10餘名工人搬運，多賀本人則乘轎前去，到了下午4時左右，礁溪憲兵隊和頭圍辨務署來電報說，多賀在頭圍附近頂埔遭到襲擊，慘遭殺害。[19]

多賀淳吉殉職事件對日治初期的教育推展是一大打擊，同時也使宜蘭地區的「匪亂猖獗」的聲名遠播。

明治31年（1898）7月28日，台灣總督府發布「公學校令」，招收8 到14 歲兒童。首要目的是讓台灣兒童精通日語；其次是給予德教和實用知識，以養成其國民性。10月日改宜蘭國語傳習所為宜蘭公學校，其頭圍和羅東分教場同時改設為頭圍和羅東公學校。

明治34 年（1901）12月17日宜蘭公學校遷入在南門外的新校舍。[20]

4. 小學校

日本殖民官員中最先到達台灣的是軍人，不久，文武官員的家屬隨同而來，明治29年（1896）底，為配合此需求而設的幾所私立學校，約有兩百個學生，但隨即為公立學校所取代。

明治30年（1897）為了方便偏遠地區日籍兒童的就學，在某些國語傳習所中設置分離教室，就是借用台人子弟就讀的公學校的教室，成立分離教室，辦理小學校教育。

明治31年（1898）總督府限制新私立學校的設置，並且嚴格管理已設立者。因為日籍兒童偏布全島，無法普遍設置小學校，所以從明治38年（1905）起，實施派遣教授制度，也就是派遣都市裡小學校的教師，到偏遠地區借用公學校教室或官衙空間，對當地的日人子弟進行小學教育。[21]

為了讓遠渡重洋來到宜蘭的日籍官員安心工作，殖民統治者對於宜蘭日人子弟的教育，始於明治31年（1898）7月成立宜蘭小學校，借用宜蘭國語傳習所教室，但該處8月上旬因暴風雨而嚴重損害，只得借用宜蘭廳會議室一隅充之，男女學生共19名。[22]

明治44年（1911）至大正2年（1913），宜蘭小學校先後在蘇澳、羅東、叭哩沙（三星）、頭城實施派遣教授制度，借用當地的公學校教室進行教學，到了大正8年（1919）左右，上述地區均已獨立設置為尋常小學校，大正14年（1925）成立太平山小學校，宜蘭的小學校系統可謂完成。

大正4年（1915）宜蘭日人子弟就讀的小學校就學率已達99％以上，而同年公學校的就學率才8.97％。[23]

5. 書房的發展

日治初期，由於教育經費不足等原因，無法普設學校，教育當局與傳統書房合作，不僅招收書房學生進入國語傳習所，並且雇用書房教師擔任公學校教師，書房成為公學校的輔助機構。[24]

根據傅寶玉的研究顯示，明治29年（1896）9月宜蘭有48間書房，到31年（1898）2月時，僅有12間繼續營業，新開的有19間書房，這段期間學生數由817人減少至726人，明治30年（1897）初每間書房學生平均約有17人。

明治31年（1898）殖民政府平定「土匪」後，地方平靜，各業逐漸欣欣向榮，人民所得增加，自然興起向學之心。另一方面，公學校設備不足，無法容納過多的入學者，以致學生進入書房就讀增加，[25]明治35年（1902）時書房數增至85間，學生數達2,132人，這是書房業的黃金時代，每個書房平均學生數為25–31人。

但由於公學校在宜蘭各地普遍開設，明治36年（1903）以後書房數開始減少，學生人數亦大幅滑落，到了明治42年（1909）書房僅剩20所，學生數514名，書房能存在的地區，大多是偏遠而無法到公學校就學的地方。[26]

6. 女子公學校的出現

漢人的傳統思想認為「女子無才便是德」、「男女授受不親」，所以並不鼓勵女子接受教育。日本的傳統社會也是重男輕女，但是明治維新初期推動的普及教育時，是不分男女的，他們認為婦女負責教養下一代，不可以無知，依他們在日本的經驗，台灣總督府相信隨著入學人數的增加，必然會帶動女子的入學意願和數量。早期宜蘭的女子就學者，大多是與日人關係密切者、公務員和宜蘭國語傳習所畢業生的後代居多，其中或許有受到當局的壓力，不得不身為表率者，宜蘭公學校創立當時，有2名女子入學。[27]

到了大正7年（1918），當局終於決定將宜蘭公學校的286名女學生分出，設置宜蘭女子公學校，[28]次年又設立羅東女子公學校。不過這是宜蘭地區僅有的兩所女子公學校，是宜蘭最重要、人口最密集的兩個都市，在鄉村地區，並沒有這麼多的女子就學，所以當局的權宜措施就是，規定同年級有超過25名女子就學時，就得單獨設班，不過從相關的統計資料上，看不出來實施的細節。

日人統治宜蘭20年後，宜蘭公園周邊形成了一個文教區，南側是宜蘭小學校，大正4年（1915）9月宜蘭公學的新校舍，也在公園的東側落成了，[29]西側將宜蘭小學校舊址改設為宜蘭幼稚園，北側是舊的護城河改造後的第一公共埤圳，岸邊遍植楊柳，晨昏之間，婦人會利用潔淨的河水浣衣。日人在宜蘭城南門外，營建新的統治中心，提供市民安全舒適之都市生活。公路、輕便車和鐵道如血脈一般，活絡了平原的交通，提供前所未有的便捷和安全，也帶來產業發展的願景。殖民政府不斷深化對基層地方組織的控制，在街庄普設警察派出所，並且以保甲制度作為輔助，一步步地強化了從中央到地方的統治、管理能力。[30]

就整體台灣而言，人治的影響逐漸退位，法治的角色愈來愈重要，遠在東京或台北頒布的法令，愈來愈直接地干預了人民的生活，大到都市空間的配置、行政制度的更張，小到衛生、曆法、度量衡及生活習慣，半推半就地把宜蘭人從「傳統」推到「現代」。

[1] 鶴見. 派翠西亞（E. Patricia Tsurumi）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 宜蘭，仰山文教基金會，1999)，頁1-2。

[2] 鶴見. 派翠西亞（E. Patricia Tsurumi），頁11。

[3] 台灣教育會，《台灣教育沿革誌》( 台北，該會，1939)，頁6-9。　

[4] 台灣教育會，頁162-163。

[5] 台灣教育會，頁167、180。

[6] 陳長城編，〈蘭陽鄉賢列傳（二）〉，《蘭陽雜誌》第8 期( 台北，宜蘭同鄉會，1976)，頁67。

[7] 詳〈國語傳習所〉，《台灣新報》,1896 年10 月11 日；台灣教育會，頁184；另據三屋大五郎著、林正芳譯，〈宜蘭地方的教育〉，《宜蘭文獻雜誌》第1 期，頁62-69，記載為9 月1 日開學，隔日正式上課，但從宜蘭公學校的教師履歷書看，多人的入學時間記載為8 月20 日，且《台灣新報》及《台灣教育沿革志》均記載為8 月20 日。

[8] 台灣教育會，頁168-170。

[9]〈相得益彰〉，《台灣日日新報》，1897 年1 月9 日。

[10] 台灣教育會，頁238。　

[11] 台灣教育會，頁168-169。

[12]《台灣新報》，1897 年12 月12 日。

[13] 宜蘭公學校，《創立四拾周年記念誌》( 宜蘭，該校，1939)，頁63。

[14] 宜蘭公學校，1939，頁63。

[15] 台灣教育會，頁178-179。

[16] 宜蘭公學校，1939，頁197-198。　

[17] 但是林有德的履歷書上記載，是明治31 年（1898）10 月到任，也就是在宜蘭公學校時代，才到校任教。見宜蘭公學校，《職員履歷書綴》( 宜蘭，該校，1900)，未刊本。

[18] 見三屋大五郎著、林正芳譯，1983，頁62-69；宜蘭公學校，1939，頁63。

[19] 三屋大五郎著、林正芳譯，1983，頁62-69。

[20]《台灣日日新報》，1901 年12 月21 日。

[21] 鶴見. 派翠西亞（E. Patricia Tsurumi）著、林正芳譯，1999，頁22。

[22] 王學新譯，頁178-180。

[23] 宜蘭廳，《宜蘭廳統計要覽( 大正4 年)》( 宜蘭，該廳，1915)，頁62-63。

[24] 台灣教育會，1939，頁219。　　

[25] 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書房之研究〉，《思與言》第16 卷第3 期( 台北，思與言雜誌社，1978)，頁70。

[26] 傅寶玉，〈日治初期宜蘭地區的漢人教育〉，《宜蘭文獻雜誌》第54 期，2001，頁13-14。

[27] 三屋大五郎著、林正芳譯，1983，頁62-69。

[28]《台灣日日新報》，1918 年2 月9 日、3 月11 日、6 月29 日；林正芳，〈日據時期宜蘭地區初等教育之研究〉( 台北，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頁31。

[29] 宜蘭公學校，《宜蘭公學校沿革概況》未刊本，1917，頁13。

[30] 李信成，《宜蘭市志．政事篇》( 宜蘭，宜蘭市公所，2004)，頁34。　

書名：宜蘭的日本時代

作者：林正芳

出版單位：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出版日期：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