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陽博物館

-節錄自《宜蘭的日本時代》一書

第161期-2024年2月號

西鄉菊次郎廳長的施政重點和成就是平亂，接續的廳長，如今終於可以在一般民政事務有所作為，同時對於培育新國民一事也順次推展了。殖民政府要以少數統治多數，必須以強大的現代武力作後盾，以台北都會作基地，城市裡的資產階級為羽翼，隨著軍事武力的進駐，警察衙署的建立，才得以將其政治權力對廣大的鄉村擴張。[1]

他們在宜蘭首先控制了平原中的市鎮（宜蘭城），以此為據點，藉著軍事道路之開鑿而降低地理阻障，提高軍隊調派速度肅清鄉村地區的反抗，把宜蘭—台北—台灣—日本連成一個統治層級，這個歷史過程，就是陳志梧所謂的「透過空間的建置以執行統治權力」。[2]

早在嘉慶15年（1810），清廷同意把宜蘭地區納入版圖、設官治理時，負責籌備開蘭的楊廷理認為「五圍為東、西勢適中之地，局面宏敞，山川形勢脈絡分明，通判、守備均於該地駐劄，必須建築城垣，以資捍衛。」[3]建城之後，五圍，即現今的宜蘭市一直是平原地區的統治中心，也是清政府在東台灣最重要的據點。

日治後，統治者發現清代的傳統都市擁擠雜亂、交通不便、公共設施不足，使得公共衛生受到威脅，因此進行一連串的都市計畫與改革，除了提供市民安穩舒適之都市生活外，期能建設台灣以達到「台灣日本化」之目標，進而成為殖民地的楷模。

明治37年（1904）到大正3年（1914）之間實施「市區改正」，將宜蘭城內原本彎曲的巷道拉直為格子狀，同時鋪設下水道工程，[4]總督府派遣技師來宜蘭城設計和施作台北以外少見的水溝工事，道路亦因此而拓寬。[5]

到了明治45年（1912）殖民政府終於決定拆除宜蘭城城牆，由於失去了防衛的功能，西北部份的護城河被填平成為道路，東南部份的護城河，因可以將上游的灌溉用水，輸送到下游，而被認定為公共埤圳，保留下來。這一段護城河，也就是現在的宜蘭市舊城南路和舊城東路，成為宜蘭地區第一個使用鋼筋水泥建築的公共埤圳工程。

殖民政府引進各種新式交通工具，取代傳統人力與水路運輸，除了縮短時間外，對於城市風貌及發展也產生了重大之影響，瓦解了依靠水運而形成的傳統都市空間結構。在這個改造的行動中，殖民統治者把統治中心-宜蘭廳廳署由前清時期的噶瑪蘭衙門遷移到舊城南門外。在大約6.5公頃的基地中央，配布了廳署，西側為宿舍區，基地以頁岩片砌成的圍牆環繞，東側有宜蘭監獄，北側是由前清武營改成的分屯部隊營區，在舊城之外建構了新的統治中心。

殖民統治者又把介於新舊市區間的舊城基址，改成一條寬約20米的道路，路中央是整治過後的第一公共埤圳。在通往羅東的道路上，是20世紀起形成的文教區，包括公園、小學校、公學校、街圖書館、法院出張所，形成一個以殖民者為主的新市區，殖民官員在這設備完善、優雅閑靜又安全的區域辦公、居住。[6]

如此豐富多樣化的機能，使百姓得以體驗前所未有的都市生活，感受到與傳統都市空間截然不同氛圍。更重要的是，利用公共建築的集中設置，帶動城南的發展，使城市重心由城中向南延伸。[7]

依照陳志梧的詮釋：新的廳署衙門象徵殖民國家，東側緊靠的監獄是對身體的拘禁壓迫，隔街對望的守備隊代表軍事武力，廳署的中央高塔象徵統治者的權威，凝視著舊城內的台灣人，至於警察派出所則設在舊城的中心，正對著已改建為宜蘭醫院的舊噶瑪蘭廳衙門，這樣的配置「表達了殖民統治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關係」。[8]

羅東街從一個任意發展起來的丁字形聚落，改造成一個格子狀的區域，並且沿著新道路建造下水道，試圖改善街內的交通，提高衛生條件。頭圍街也將臨河的道路拉直，並在西側臨陸軍路側，開闢新的街市。
大正3年(1914) 在宜蘭地區實施的市街改正，使得宜蘭、羅東、頭城等3個市街，不再只是前清時期一個消極的、獨立於廣大農村之外的封閉性堡壘，而是一個現代意義下積極的、充滿擴張性的統治基地。[9]

[1] 陳志梧，《空間之歷史社會變遷以宜蘭縣為例》( 台北，台大土木研究所都市計畫室，1988)，頁59-60。

[2] 陳志梧，頁19。

[3] 柯培元，頁124。

[4] 蔡之豪，〈日治時期台灣都市計畫法制歷程之研究〉( 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建研所碩士論文，2000)，頁119。

[5]《台灣日日新報》，1905 年3 月21 日。

[6] 陳志梧，頁93-96。

[7] 蘇美如，《宜蘭市志．歷史建築篇》( 宜蘭，宜蘭市公所，2002)。

[8] 陳志梧，頁97。　

[9] 陳志梧，頁61。　　　

書名：宜蘭的日本時代

作者：林正芳

出版單位：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出版日期：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