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蘭的日本時代-鞏固新政權(一)
蘭陽博物館
-節錄自《宜蘭的日本時代》一書
第161期-2024年2月號

西鄉菊次郎廳長的施政重點和成就是平亂,接續的廳長,如今終於可以在一般民政事務有所作為,同時對於培育新國民一事也順次推展了。殖民政府要以少數統治多數,必須以強大的現代武力作後盾,以台北都會作基地,城市裡的資產階級為羽翼,隨著軍事武力的進駐,警察衙署的建立,才得以將其政治權力對廣大的鄉村擴張。[1]
他們在宜蘭首先控制了平原中的市鎮(宜蘭城),以此為據點,藉著軍事道路之開鑿而降低地理阻障,提高軍隊調派速度肅清鄉村地區的反抗,把宜蘭—台北—台灣—日本連成一個統治層級,這個歷史過程,就是陳志梧所謂的「透過空間的建置以執行統治權力」。[2]
營建新統治中心
早在嘉慶15年(1810),清廷同意把宜蘭地區納入版圖、設官治理時,負責籌備開蘭的楊廷理認為「五圍為東、西勢適中之地,局面宏敞,山川形勢脈絡分明,通判、守備均於該地駐劄,必須建築城垣,以資捍衛。」[3]建城之後,五圍,即現今的宜蘭市一直是平原地區的統治中心,也是清政府在東台灣最重要的據點。

日治後,統治者發現清代的傳統都市擁擠雜亂、交通不便、公共設施不足,使得公共衛生受到威脅,因此進行一連串的都市計畫與改革,除了提供市民安穩舒適之都市生活外,期能建設台灣以達到「台灣日本化」之目標,進而成為殖民地的楷模。
明治37年(1904)到大正3年(1914)之間實施「市區改正」,將宜蘭城內原本彎曲的巷道拉直為格子狀,同時鋪設下水道工程,[4]總督府派遣技師來宜蘭城設計和施作台北以外少見的水溝工事,道路亦因此而拓寬。[5]
到了明治45年(1912)殖民政府終於決定拆除宜蘭城城牆,由於失去了防衛的功能,西北部份的護城河被填平成為道路,東南部份的護城河,因可以將上游的灌溉用水,輸送到下游,而被認定為公共埤圳,保留下來。這一段護城河,也就是現在的宜蘭市舊城南路和舊城東路,成為宜蘭地區第一個使用鋼筋水泥建築的公共埤圳工程。
殖民政府引進各種新式交通工具,取代傳統人力與水路運輸,除了縮短時間外,對於城市風貌及發展也產生了重大之影響,瓦解了依靠水運而形成的傳統都市空間結構。在這個改造的行動中,殖民統治者把統治中心-宜蘭廳廳署由前清時期的噶瑪蘭衙門遷移到舊城南門外。在大約6.5公頃的基地中央,配布了廳署,西側為宿舍區,基地以頁岩片砌成的圍牆環繞,東側有宜蘭監獄,北側是由前清武營改成的分屯部隊營區,在舊城之外建構了新的統治中心。

殖民統治者又把介於新舊市區間的舊城基址,改成一條寬約20米的道路,路中央是整治過後的第一公共埤圳。在通往羅東的道路上,是20世紀起形成的文教區,包括公園、小學校、公學校、街圖書館、法院出張所,形成一個以殖民者為主的新市區,殖民官員在這設備完善、優雅閑靜又安全的區域辦公、居住。[6]
如此豐富多樣化的機能,使百姓得以體驗前所未有的都市生活,感受到與傳統都市空間截然不同氛圍。更重要的是,利用公共建築的集中設置,帶動城南的發展,使城市重心由城中向南延伸。[7]
依照陳志梧的詮釋:新的廳署衙門象徵殖民國家,東側緊靠的監獄是對身體的拘禁壓迫,隔街對望的守備隊代表軍事武力,廳署的中央高塔象徵統治者的權威,凝視著舊城內的台灣人,至於警察派出所則設在舊城的中心,正對著已改建為宜蘭醫院的舊噶瑪蘭廳衙門,這樣的配置「表達了殖民統治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關係」。[8]

羅東街從一個任意發展起來的丁字形聚落,改造成一個格子狀的區域,並且沿著新道路建造下水道,試圖改善街內的交通,提高衛生條件。頭圍街也將臨河的道路拉直,並在西側臨陸軍路側,開闢新的街市。
大正3年(1914) 在宜蘭地區實施的市街改正,使得宜蘭、羅東、頭城等3個市街,不再只是前清時期一個消極的、獨立於廣大農村之外的封閉性堡壘,而是一個現代意義下積極的、充滿擴張性的統治基地。[9]

參考資料與註釋
[1] 陳志梧,《空間之歷史社會變遷以宜蘭縣為例》( 台北,台大土木研究所都市計畫室,1988),頁59-60。
[2] 陳志梧,頁19。
[3] 柯培元,頁124。
[4] 蔡之豪,〈日治時期台灣都市計畫法制歷程之研究〉( 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建研所碩士論文,2000),頁119。
[5]《台灣日日新報》,1905 年3 月21 日。
[6] 陳志梧,頁93-96。
[7] 蘇美如,《宜蘭市志.歷史建築篇》( 宜蘭,宜蘭市公所,2002)。
[8] 陳志梧,頁97。
[9] 陳志梧,頁61。
書籍資訊
書名:宜蘭的日本時代
作者:林正芳
出版單位: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出版日期: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