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簡浴沂

北宜高通車後，原本就遊客如織的南方澳漁村，更是百業興盛，喧囂繁華。很難想像80多年前未開港時，原本只有少數幾戶平埔族人居住，狂濤直奔內、外埤，海邊長滿林投樹的景象。

南方澳的積極開發始於日人領台，日本人於1921年開闢第一漁港，隨後招募高知、愛媛、長崎等縣漁民移民，定居落戶，帶來漁撈新技術，南方澳迅速發展成台灣東部最大的漁港。

台灣光復後，南方澳造船業者，以日本人留下的造船工業基礎，打造機動漁船，漁船快速增長，泊地不足，1955年5月，動工開闢內埤第二漁港。1984年，遠洋鐵殼漁船興起，船席告急，交通部同意撥交小型商港，供大型漁船停靠裝卸，稱為第三漁港。

台灣東北部海域潮流交會，湧升流帶來豐富的漁業資源，洄游魚群聚集，是舉世難得的黃金漁場。以此為作業基地的南方澳漁民，針對各種魚類特性、作業水域深淺，發展出許多不同的漁法，是全台漁船種類、作業方式最為多元的漁港。

南方澳，清朝時稱為南風澳，位於蘇澳鎮東南約1公里，西南高山環繞，北、東二面向海，天然地形隱蔽，自成一個地理區。在地理上，是一處陸連島，山與島之間，原是低窪的草澤，有一大一小兩個淡水瀉湖。

清朝時期的南風澳可停泊小船，人煙荒疏，漁船來往情形也不熱絡。陳淑均於《噶瑪蘭廳志．卷二規志．海防》對南方澳的地理環境有如下的描述：「蘇澳：離城南五十里，為蘭界東勢之盡頭，澳口即深水外洋，該澳內寬外窄，中有石礁鎖束，左為北風澳、右為南風澳，皆可避風湧。當春夏間，內地漁舟、小商艇，亦有收泊於此者，相其口道，似較便於烏石港，然人煙未能稠密，諸船亦不甚往來也。」（陳淑均，1968：126）。

在漢人遷移南方澳以前，本地即有平埔族猴猴族人於此定居。根據日人田中直溫調查，1909年（明治42年）南方澳築港前12年，有猴猴族人37戶，男性59人、女性 65人，共124人（田中直溫，1909：p76）。

根據日人安倍明義於調查記錄，猴猴族人原住花蓮新港，約在1838年移居南方澳西北4公里的猴猴高地，後來遷居武荖坑溪下游北岸（安倍明義，1987）。約在1851〜1861年間，又遷回南方澳。 日本學者伊能嘉矩於1897年（明治30年）10月18日實查南方澳的平埔蕃，發現猴猴社人在港灣內坐船前行，但船小行駛不便，多走海岸近路，記錄中提到，社番的漢化程度不高，在濕地中種稻，能以簡單的方法捕魚（伊能嘉矩，1993：126－127）。

南方澳在築港以前因地理封閉、交通阻隔，居民外出需翻越蘇澳山脈，山路崎嶇，山區有泰雅族人出沒，行走危險，居民進出另有一條險路，即山腳下沿海岸行走，但礁石林立，在風浪平靜時，沿海灘步行至白米溪口，可達施八坑（今蘇澳市區）。

最早的南方澳原住民是何種人，因史料缺乏，查考不易，但最早搬到南方澳的漢人，咸信是黃碰毛一家人（註1）。根據日治時期戶籍資料記載，黃碰毛，父親黃番皮、母親黃陳氏杏，生於1872年（明治5年，清同治11年）11月28日。黃碰毛家族，祖籍福建，原本住在宜蘭廳利澤簡堡猴猴庄土名猴猴三十二番地，即今之蘇澳鎮龍德里，昔日為猴猴族聚落，故地名習稱猴猴，與猴猴族人住在一起。1879年（明治12年，清光緒5年）12月15日分戶，寄留在宜蘭廳利澤簡堡蘇澳庄土名南方澳六十番地，也就是從龍德里搬到南方澳居住，直到1889年（明治22年，清光緒15年）12月15日分戶，自立門戶。

據黃碰毛的嫡孫黃春生（註2）口述，他的祖父搬到南方澳，算起來距今已124年，初到南方澳時還是個8歲的小孩。當時，平埔族有20來戶，漢族只有他們黃家一戶，住在內埤（今昭安宮的正前面），開墾一甲多地種水稻，農閒時捕魚撈貝，生活沒有問題。

黃春生說，祖母黃陳阿招經常提起，當年的南方澳，分為外埤、內埤二個湖，湖水直逼山下，所以猴猴族人的房屋，多半建在靠山邊的坡地上。而遷居較晚的黃碰毛一家，就住在現今昭安宮左前方的山麓。

內、外埤都是淡水湖泊；當時，外埤與海之間有一道林投樹林，內埤與海之間有一道土崙，都沒有堤防保護，每次大風浪來襲，浪花灌進內、外埤，直逼山腳，颱風天，一片汪洋，更覺可怕。外埤的北邊是大海，如今的南興里一帶，過去是湖海之間的高灘地，長滿茂盛的林投樹，人走不過去，林投樹林的南側，是南方澳平埔族人的墓地。

稻田是圍水填埤而成，外埤有農田6、7甲地，內埤也有1、2甲地；地勢低窪，田裡有湧泉，泉水清涼，灌溉沒有問題，一年兩季的收成還不錯。

搬到南方澳的黃家，帶來傳統的漁撈技術，能下湖捕魚，在內埤近海牽罟，潛水捕龍蝦、採笠貝。黃春生說，內埤魚群聚集，苦魺季節，經常泛紅潮，漁獲相當豐富，南方澳最早有罟槽就是黃家，可惜交通不便，很少挑出去賣。

住新馬的黃家族親，看到黃碰毛一家人遷到南方澳後吃住無憂，生活過得不錯，先後搬來。莊萬福、蘇四川、黃其旺等幾戶來自龍德，不久，與黃家結為姻親的蕭阿美、蕭阿順，隨後也從冬山鄉埔城地遷來，算是第二批漢族移民。

根據日治早期資料記載，南方澳庄有猴猴社37戶、漢人5戶；日人描述南方澳時也說「南風澳是猴猴社聚落」（佐佐木武治，1897：蘇澳漁業移民的現狀）；印證了黃春生的說法，那時的5戶漢人，都是他的親戚（註4）。

1895年6月21日，日本天皇任命海軍大將樺山資紀為台灣總督兼軍務司令官，率艦隊從蘇澳登陸，佔領宜蘭。總督府發現，宜蘭外海有黑潮經過，湧升流帶來豐富的浮游生物，魚蝦聚集，是非常好的漁場，決定以南方澳為漁業基地，開發龜山島一帶海域（蘇澳區漁會，1956：36–37）。

第一漁港工程與規模

1921年（大正10年），日本政府派員實地調查南方澳的地理環境，並選定港址；次年，日政府提撥巨額國費，著手徵收一萬多坪的私有土地，召募工人，啟動開港作業（吳麗玲，1994：23）。

《台灣全誌．蘇澳漁港工事》記載，南方澳漁港預算66萬2千日圓，漁港改築設計，大正10年動工，1923年竣工，為北台灣漁業發展一大使命（藤崎濟之助，1927：149）。

港址的所在，當時稱為外埤，本來就是一個大水泊，面積很大，從現在的南天宮前，直到海邊的山丘腳下，南側連接內埤，於是挖成丁字形水域、分為2個船渠。 新建成的漁港，港域面積共7.6公頃，連同外泊地計算，水域面積合計12.1公頃，可泊靠中、小型漁船5百艘（蘇澳水產株式會社，1935）。船渠建成，稱為「蘇澳漁港」，也稱「南方澳漁港」，在第二漁港開闢後，為方便區分，南方澳漁港通稱為「南方澳第一漁港」。

住民參與開港作業

建港之初，漢族最早搬來的黃碰毛一家住在內埤，有一甲多地。1921年夏天，黃家人正忙著收割，一位日本工程師手中拿著一根細藤條，輕敲黃椪毛的手臂，示意他不必割稻了，有更好賺的工作，由於言語不通，比手劃腳一番，才知道政府要挖港，需要很多工人。

根據黃春生口述，日人透過黃椪毛，到處招募工人，他的父親、9歲的黃來成也加入行列，協助測量工作。小孩學習能力強，與日本工程師朝夕相處，不久，黃來成即聽得懂日語，成為日本人的得力助手，升格當小管事，專事掌理工人挑土，核給工資。

外埤有許多湧泉，地下水旺盛，工人一邊排水，一邊挖土，工作環境艱難。每天開挖、挑土、排水的有5、6百人上工。工人多就近住工寮，工寮沿山麓而建，有的乾脆舉家搬來，人多了，外地前來做生意、賣小吃的也不少，南方澳一下子成了近千人居住的熱鬧漁村。

開港後情形

第一漁港開港之後，總督府原寄望發展台灣北部漁業，但漁港完成啟用初期，僅基隆地區及日本漁民冬季捕鮪魚、旗魚時停泊，2、3月漁期過了，隨即離去，無法在南方澳生根，夏季漁港則閒置（胡興華，2000：138）。

為了加快東部、東北部漁場的開發，總督府於1926年擬定漁業移民計畫，總督府補助台北州3萬日圓，從日本太平洋沿岸的高知、宮崎、鹿兒島等縣，招募漁民到南方澳港自由經營漁業。同時，清除水道和港口暗礁，在航道出海口設置燈台，港內設有浮標燈柱，並輔導民間供水，在原五洲造船廠建一加油設施供應燃料油，造船所的設備及其他日用品的供需，漸趨完善（胡興華，2002：138）。

港內的浮標燈柱，亮度不足，漁船航行十分危險，1927年（昭和2年）4月，在北方澳的東南山上設蘇澳燈台，瓦斯式1千燭光，光距20浬，高潮面184呎，大幅提高遠航漁船安全（胡興華，2002：138）。

到了1928年（昭和3年），南方澳成為典型的地方港與漁港，有機動漁船60餘艘、戎克漁船38艘。1934年，有延繩漁船117艘、鏢旗魚船93艘、小型漁船59艘（台灣總督府交通局，1928：41）。到了1942年，日本先進機動漁船已有130餘艘，加上本地大小漁船，計3、4百艘（蘇澳區漁會，1956：36–37），可見南方澳漁業發展之快速。

日本漁民帶來先進的捕撈技術，漁業興起，魚市場、曳船場、鰹魚加工場等公共設施逐漸完善，小琉球、澎湖籍寄泊漁船，多數定居下來。漁業從業人口亦隨之激增，1934年（昭和9年），南方澳已是居民342戶，人口1,296人的大漁村（胡興華，2002：137）。

光復後，政府推動漁船放領，放寬漁業貸款，使戰爭中受創的南方澳漁業再度起飛。到1952年，南方澳大小漁船已增加為7百多艘。原有港渠嚴重不足，船擠船、船撞船，糾紛迭起，台灣省農林廳、漁管處、農復會、宜蘭縣政府、基隆港務局共商，決定再開闢一座漁港。

經多次踏勘，選定內埤為新港址，總工程費用預估需650萬元，其中，受益漁民分攤300萬元、農復會補助70萬元，餘由漁管處負擔，省漁業處、農復會、省交通處、基隆港務局和宜蘭縣政府，共組「築港委員會」負責推動（宜蘭縣政府，1961：64–74）。

第二漁港工程分二期施工，第一期於1955年4月15日發包，5月動工，預定次年12月15日完工。之後，縣府以礁石開炸、增加機械為由，申請追加469,950元8角1分。漁民分攤部份，從每日漁獲交易中扣除百分之4，從1954年4月起實施，不到一年即已徵足3百萬元。

1958年2月28日，內埤漁港擴建工程傳出弊案，台北地方法院展開調查（註6），拘押林振成營造負責人林才與縣府大小監工，建設局長林朝鳳、築港主持人宜蘭縣長甘阿炎，同遭傳訊、起訴。1958年5月30日，初審判甘阿炎有期徒刑2年，其餘12人分別判刑，案情轟動一時（宜蘭縣政府，1958：1–7）

甘阿炎縣長因案遭省府停職處分，職務由民政廳主任秘書汪岳喬代理，立即著手組成「監理小組」加緊趕工，下令每天至少300名工人在工地工作，每工最少挖泥9立方公尺。（宜蘭縣政府，1961：64–74） 監理小組原定1958年9月3日為完工日，不料，溫妮颱風來襲，狂風巨浪，沖毀新舊港之間的土堤75公尺，好不容易抽乾湧水的新港，一片汪洋。

一波三折的內埤漁港，經日夜趕工，終於在1959年3月完工，水域面積28,800平方公尺，碼頭長857公尺，水深1.8到2.7公尺，距1955年5月動工，前後歷時近4年，總共花費8百多萬元（宜蘭縣政府，1961：64–74）。

第三漁港的歷史，要先從蘇澳港的興建說起。

1964年，南方澳大小動力漁船有778艘，進出十分頻繁，航道過度擁擠，貨輪裝卸空間受到擠壓，等待船席時間過長。為適應地方發展需求，交通部選定第一漁港北邊的海灘修築小型商港。

小型商港的水域面積6萬平方公尺（第一漁港4萬平方公尺、第二漁港2萬5千平方公尺），港寬158公尺，修築3千噸級碼頭１座，長220公尺，1千噸級碼頭2座，長300公尺，港池水深5.5公尺，航道水深6公尺（基隆港務局蘇澳工程處，1983：97）。

總工程於1973年6月完成，然而，早在完工前兩年，小型商港即已開始使用；1972年，裝卸量達38,355噸；1973年，即迅速增加到129,665噸。（基隆港務局蘇澳工程處，1983：113）裝卸量增加，貨輪噸位加大，基隆港務局發現，即使再浚深港池，最多也只能容納3千5百噸級貨輪，5千噸級以上貨輪根本進不了蘇澳的小型商港。

1973年5月26日，行政院長蔣經國與省主席謝東閔視察蘇澳，聽取簡報後，指示從速規劃蘇澳港。1947年7月1日正式動工，納入國家十大建設，第一期工程施工時程5年（基隆港務局蘇澳港分局，2001：12）。

蘇澳商港工程浩大，移砲台山上土石填海。小型商港作為工作船的泊地，在其南邊增建施工碼頭，漁民習稱之「三角碼頭」，並建橋跨越漁港航道，專供運送工程材料之用，這座橋就是後來聞名的「駝背橋」。

1983年6月，港域面積4百萬平方公尺的蘇澳港興建完成，工作船移泊第一港渠，貨輪也陸續靠泊商港，小型商港空出，不少漁船前往泊靠。眼見地方漁業發展飛快，泊地嚴重不足，1984年，基隆港務局同意小型商港船渠，連同倉庫，撥交宜蘭縣政府，供漁業使用，成為南方澳「第三漁港」。

其實，說到第三漁港，應該從日治時期，或者更早說起。

日本領台之前，第三漁港的所在地，是一片美麗的沙灘，灘長約120公尺，海水直逼山腳下，是戲水的好去處，風浪大時，直奔如今的南安里一帶，灌入外埤。

在沙灘與外埤之間，有一道長得十分藏密的林投樹林，從砲台山下直到坡仔腳下，縱寬約三、四十公尺，林投長得比大腿還粗，猴猴族人用來當柱子，搭建房屋，不易腐朽。林投樹長得茂盛，早期移民黃春萬說，人根本走過不去，林投樹間有小路，彎彎曲曲，是進入沙灘的捷徑，不熟悉地形的外地人，很難越過這道屏障。林投樹內側，現在的南安路沿線，以前是南方澳人的墳場，早期移居南方澳的猴猴族人，以及闢港之後大舉遷來的漢人，因對外交通不便，過世之後，就近埋葬於此。

闢建第三漁港時，挖除了整片林投樹林，遷移所有墳墓，部分無主的先人遺骸，安厝在如今內碑路的城隍廟供奉。（簡浴沂編纂，2001：92）

小型商港移作第三漁港後，遠洋漁業興起，單拖鐵殼船、深海延繩釣、大型圍網船組接連進駐，開創南方澳漁業輝煌的一頁，政府大力興建國宅，南方澳房屋櫛比，呈現一片繁華景象。

田中直溫
1909 《平埔蕃調查書》，手抄本

台灣總督府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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