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陽博物館

-節錄自《人與土地的對話-頭城的地理采風》一書

第166期-2024年7月

「大里晨雞唱未休，車窗啟處豁雙眸，北關風疾潮聲壯，東海雲開曙色浮。隱約炊煙騰蟹舍，迷濛帆影閃漁舟，此行莫漫嗟岑寂，萬頃汪洋一望收。」

-黃振芳〈大里驛站曉望〉[1]

蘭陽平原三面環山，一面向海，故自成一封閉體系，對外聯繫不易，雖有淡蘭古道的陸路交通，但是山路崎嶇，險隘難行，對於民生物資和人員的運輸，仍以海路較為方便。噶瑪蘭對外的海路交通最早載於1652年沈光文的〈臺灣輿圖考〉：「雞籠城以外無路可行，亦無垵澳可泊，舟隻惟候夏月風靜，用小船沿海墘而行，一日至三朝社，三朝至蛤仔難...」。

有此可知，要到宜蘭的交通主要由水路沿海岸線前行，便能抵達，而頭城的烏石港，當時乃是西勢大溪的出海口，也是蘭陽平原最重要的港口，史載：「烏石港沙汕之外，即係大洋深水...，每遇船隻入蘭，必依島嶼而行，...又如內地商船須候南風順渡，及至雞籠，又須候北風方可入蘭抵港。」顯見當時的烏石港地區不但與島內港埠有所交流，與大陸內地亦有貿易的往來，柯培元的《噶瑪蘭志略》亦寫到：「烏石港，在頭圍汛，離城北三十里。其水從廳治東北淺澳接大溪流，北行十里至大塭口，匯小港眾流，逕頭圍而入海。口窄礁多，隨風轉徙。未設官以前，每年三月杪至八、九月，常有興化、惠安漁船遭風到口，樑頭不過四尺及三尺五、六寸，裝貨兩百餘石，前來寄椗。自設官招商後，疏通土產米穀、一面順載日用貨物，於地方各有裨益...」。

道光六年（1826年）奉文仿淡水八里坌章程開設為正口（正式港口），歸頭圍縣丞管轄，來往的船隻漸趨熱絡、商業與貿易蒸蒸日上。

根據咸豐二年（1852年）《噶瑪蘭廳志》的「噶瑪蘭廳地輿全圖」可以看出西勢大溪和東勢大溪都屬濁水大溪（蘭陽溪）的分流；西勢大溪亦是宜蘭河的前身，當時分為南北兩支流，北支流主河道沿員山、金六結、宜蘭市、下渡頭、古亭、大堀等地往北至烏石港入海，因是具舟楫之利的官渡，可將沿線貨物載運到這裡出口，而中國大陸各地的貨物也由此輸入宜蘭，故促進了頭城的繁榮。當時的頭圍（頭城）不僅是為漢人所建置的「開蘭第一城」，也因當時頭圍北方的烏石港是宜蘭對外貿易的河道漕運及海口轉運中心，而頭圍又是宜蘭至淡水廳、縣(今台北縣市、桃竹地區) 的陸路、徑道系統必經之點，故在清代是水陸交匯的港埠聚落，是蘭陽平原上最為繁榮的經濟中心，港口內泊滿往來商貿的船隻，連帆相望，車水馬龍，如同清代頭城舉人李望洋所云：「報道春帆歸石港，人人爭看弄潮旌」 ，故贏得有「石港春帆」的勝景（圖2、圖3），而烏石港南方的頭圍也因緣際會地發展成為宜蘭第一條繁榮的商業街市－「頭圍街」。

噶瑪蘭設廳後，頭圍仍是當時蘭陽平原溪北地區對外交通的咽喉，而噶瑪蘭廳城(宜蘭縣城) 通往頭圍街的交通在陸路方面，主要的津梁有：新店橋、四圍橋、公埔橋、三圍橋、二圍橋抵達頭圍北門橋。而在水路方面，主要即是沿西勢大溪航行，主要經過的擺渡（港口）有：船仔頭渡、下渡頭渡、大堀渡、豬母乳寮渡、烏石港官渡。

然而因為河港容易遭受上游泥沙淤積使河道發生變化，而影響港口的營運，史載清光緒四年（1878年）就是因發生大洪水，西勢大溪改道，河口往南移至打馬烟附近出海，而烏石港區內因淤積堵塞嚴重，形成一片沼澤，光緒九年（1883年）又遭美國大型角板船觸礁沉沒堵塞，港口功能喪失殆盡，只遺一泓潭池，而呈「野渡無人春草碧、鸕鶿沒水掠魚飛」的滄桑之景。故船隻改由南邊打馬烟的河港進出，因此烏石港便進入歷史同時亦開啟頭圍港時代，這可由光緒十四年（1888年）測繪出版的《臺灣地輿總圖》之「宜蘭縣圖」的比對分析中，發現西勢大溪（宜蘭河）改道的事實（圖4，圖5，圖6）。

因原先通達烏石港口的西勢大溪河道，改從大坑罟南方打馬煙出海，故船舶、貨物由此新的頭圍河口港出入蘭陽平原，當時帆船可抵達今日慶元宮前的碼頭進行交易，故頭圍港延續了烏石港的河港商業運輸功能，成為宜蘭境內最重要的港口，街市也逐漸恢復昔日盛況。然好景不常，光緒十八年（1892年）八月五日暴風雨所帶來的洪水再度來犯，此次異常劇烈的大洪水使河堤潰決，故將整個宜蘭平原幾乎全都淹在水中，「漲水不退持續約一旬餘之久(十餘天)；大湖庄地區淹水達二、三尺高，宜蘭市街雖然城門關起來，水還是淹進去將近三、四尺以上，而城門附近的地方，在水退了之後，仍然地盤浸濫，泥濘輕軟，人畜往往踏陷其中，其危害不可名狀。而光是宜蘭城街附近的家屋，流失大約有三百多戶，而其他各地一樣滿目瘡痍，田園被滾滾的濁水所淹沒，村村戶戶都只能利用舟船互相往來。此次損害的田園高達數千甲，人畜溺死之數，呈現幾乎無法計算之慘狀」（吳永華、陳偉智，2014）。更重要的是此次汪洋波濤的洪氾，使西勢大溪（原宜蘭河）發生大改道，不再沿原來的東北向經由古亭往頭圍大坑罟南方的頭圍港嘴出海，而是在繞過北邊的宜蘭城後，改沖向東南，在「東港」地區與濁水溪（東勢大溪、蘭陽溪）會流入海。

此次西勢大溪的大改道，因主河道循南方新流路的匯入東勢大溪出海，原北向流路漸漸淤塞，對頭圍港的營運造成重大的影響，港口因水淺船少，不見往昔榮景；四年後（1895年）日本佔領台灣，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的技師田代安定（TashiroYasusada）來宜蘭考察，他記錄9月10日從宜蘭城坐船順流到頭圍港去需要四個半小時，返回因逆流而上故需五個小時，而頭圍港地區約有543戶共2207人；但過了一年後，1896年10月著名人類學家伊能嘉矩 （Ino Kanori）也來頭圍港地區進行田野調查，他的紀錄中頭圍港地區卻只有230戶約一千多人，有此可知頭圍港的機能漸消退中，雖仍有小船進出，但數量已經減少，故居民也緩緩遷出（圖7）。

在此時溪南的蘇澳港已經興建完成並與基隆港定期通航，地位日益重要並以輸出樟腦為大宗，而西勢大溪改往南流和蘭陽溪、冬山河等三條平原上主要河川一起匯合於東港出海，這使東港成為蘭陽平原上重要的物產（尤其是稻米）集中的出口港及貨品輸入港，故頭圍港的進出口功能業已被蘭陽溪口的東港和溪南的蘇澳港後來居上並取而代之，且貨貿金額數之差距日益擴大，以大正八年（1919年）為例，從頭圍港輸出貨物的總金額是634,281日圓，相較於東港的1,716,214日圓和蘇澳港的1,539,863日圓，有將近2.5至3倍的差距，而在輸入貨品的金額方面頭圍港為521,203日圓，東港為1,716,787日圓，而蘇澳港則為2,472,815日圓，差距更達3至5倍（表1，圖8，圖9），顯見頭圍港已從眾帆雲集的港口退縮為地方性的小港，也不再是平原區主要貨物進口港，喪失了對外貿易與轉運的重要功能（圖10）。不僅如此，更因港區淤泥嚴重，須不斷抽砂以維持航道通暢，尤其是豪大雨一來，河道便會一再發生淤積，故時常需派遣大量人員來清除港口積泥，造成許多人力與財力的負擔，故甚而有提出「廢港」的呼籲和構想（圖11）。

屋漏偏逢連夜雨，大正13年（1924年）8月5日及9月5日，頭圍的福德坑等溪又兩度因暴雨氾濫成災，尤其是8月5日的大豪雨，山崩處處、堤防大潰（圖12），隨洪水滾滾而下的土石又掩埋了河道與頭圍港，再也無法行船，而西勢大溪的南北遊移的特性亦終於消泯，頭圍港走進歷史，喪失交通運輸的功能，風采褪色。

有此可知頻繁的豪雨是宜蘭氣候的特色，清代姚瑩即云:「噶瑪蘭闢十一年矣，水患之歲五，颱患之歲三...」而這些颱風豪雨帶來滾滾洪水和巨量淤泥，不僅使河道變異無長、港口淤塞傾廢，更造成田園阡陌殞滅、百姓顛沛流離，清噶瑪蘭通判廳楊廷理曾嘆：「狂飆挾雨折深林，人聚荒村計丈尋，久識浮生無定著，那堪憂患苦相侵。」一語道盡蘭地開展之滄桑，直到後來的日治時期和光復後的持續水利建設，才使此長久的洪患威脅稍歇!

[1] 作者本名黃見發，字振芳、潄六，號夢熊。1902年出生於頭城大坑里，曾任保正、里長、頭圍信用組合監事、頭城鎮民代表、鎮農會監事等職務，熱愛漢學詩文，為頭城著名的「登瀛吟社」社員。登瀛吟社在日據時代的1921年（另一說為1926年），由盧纘祥邀集葉文樞、黃振芳、簡林財發等頭圍地區之藝文人士所設立的漢詩研究組織，對振興漢學及助長頭城的地方文化助益良多，相關資料可參見：陳麗蓮（2005），頭圍登瀛吟社之經營與詩作史料整理，臺灣文學研究學報，1：23-77。

書名：人與土地的對話-頭城的地理采風

作者：張政亮、莊漢川、康芳銘、林建呈

出版單位：宜蘭縣頭城鎮公所

出版日期：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