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陳進傳、楊晉平、陳美暖、游錫財、林雅玲、陳宜伶、黃有卿

-節錄自《人與神共構  頭城的寺廟信仰》一書

晚近空間概念與知識發展，使人們開始注意到不同地區不同條件下，人類活動方式的差別。而此差別相當程度導源於自然因素，時間愈早愈明顯。於是弄清各個地區之間存在的自然界限，就成為了解與詮釋那些地區的必要條件。為此，劃出地區界限，呈現具體區域實情，成為研究上的前提工作。
茲以城鎮為範圍，試加說明。城鎮是一個區域空間，由自然環境、社會經濟要素等組成的區域有機體。一個城鎮應具備三個條件：即具有一定數量的不同類型之聚落，擁有街肆作為城鎮的中心，且各聚落間必須發生的內在聯繫。
以此觀點框在頭城地區，頭城因地形完整，景觀兼備，故其地理環境可分為山區、平原、街肆、海邊四個區塊，進行相關議題的研究，藉以顯現寺廟的空間意義。換言之，個別看待寺廟，固有其建立背景與信徒狀態，但擴而大之，以寺廟分布現況，就能揭露深層宗教內涵與社會信仰。以下就從山區、平原、街道、海邊四個角度，探討頭城寺廟的地理分布。

頭城鎮面積約100.9 平方公里，等高線20 公尺以上的範圍幾近77.2%，可謂多山地區。這種地形最容易出現二類寺廟，即小廟和寺院，小廟又分土地廟和狹義型陰廟。頭城山區土地廟非常多，茲略述其原因：

其一、祭神所需：傳統漢人崇敬神明，必須奉神，就算住居山裡，無論平日或節慶都要祭拜，以保佑平安，種植豐收。其方式是在家中有神明廳，室外則為土地廟。
其二、建造困難：山路崎嶇不平，高低起伏，缺乏宮廟所需的平面，且運送不方便，不利施工，建造困難，所以早期山上少見大型寺廟。
其三、財力不足：住在山上的農民，種植為生，資源有限，缺乏其他收入，以致沒有多餘的財力支應建廟，但又須神明庇佑，簡單土地廟就是最佳選擇。
其四、信徒無多：信徒是寺廟活動的台柱，山上地廣人稀，除當地少數住民外，難得見到外來善男信女，因而無庸大廟，土地廟已然夠用。
其五、工作護持：山下住民農閒之餘，經常上山劈柴、抽籐、砍竹及其他收成，以增加其他外快。他們工作時，有廟可拜，土地公就在附近，心裡比較踏實安定。
其六、行路守護：頭城山地接壤北台地區，早為兩地間的交通要道，許多迂迴小路穿越其間。為祈行旅安全，心靈慰藉必不可免，路旁土地廟就是守護神。
如此看來，土地廟遍布頭城山區是有跡可循，當然要滿足山區各種宗教信仰的要求。另一類小廟在頭城山區也所在多有，就是陰廟。其與土地廟相較，均是小廟格局和提供祭祀，然彼此神格、屬性、由來等均不盡雷同，在信眾的觀念中，表現差異的信仰心態，甚至有些民眾碰到陰廟因而不願進入祭拜。探究其原因，山地有許多小溪流，落差很大，每逢大雨，水量暴漲，沖毀道路房宅，造成傷亡，或見流屍，須予安置，其後再蓋陰廟祭之，此其一，山上環境惡劣，不利行路，偶有體力不支，半途殤逝，如無人認屍，則由旁人代為掩埋，其後再將遺骨就近移置陰廟，此其二。盜匪常窩在山區，時有搶劫打殺，難免傷亡。另遇原住民出草，性命不保，這些沒有宗族鄉親處理，就由他人代行，陰廟是最好的歸宿。

山上宗教信仰另一殊勝，就是佛教寺院多。蓋佛教重視修行念佛，戒律嚴格，離塵脫俗，所以出家人常得剃度，長住寺院，茹素持齋，其生活物資，一者靠施主供養，再者自種自食，合乎此項條件其惟山上，故曰「天下名山僧占多」。佛教寺院大多建在山間煙雨中，頭城佛寺大多建於山區，其中吉祥寺允稱典範，山路蜿蜒而上，曲境深幽，寺前悠見龜山島浮出群山海洋之間，置身其間，恍若仙境，清心靜適，靈光塔可供清修，中台山惟覺法師曾駐修於此；且坐擁周邊土地，寺產豐裕，收成無虞，可獨立自足。開山祖師真精和尚，在福州湧泉寺皈依傳芳法師，返台後，建構吉祥寺法脈，引領蘭陽，譽稱北台。15 靈山寺、明山寺、石觀音寺、圓通寺等，亦皆座落群山繚繞間。

頭城平原自外澳以次，向南逐漸開展，以街肆為中心，向外放射直徑約5 公里的周邊範圍，面積約占全境的5 分之1。此區域是頭城重要的農耕地帶，提供頭城及外地的農產所需，甚至遠及部分基隆與台北，所以此區域民家靠天吃飯，從耕種中覓食，與土地無法割離，即使一些手藝人、小商小販，也難以迴避土地的連結。這種農村生活、聚落文化就是民眾宗教意識的基本溫床。進而言之，他們為期良好收穫，敬求上天的寬容與恩賜，減少困難與災害，於是祈雨、獻祭、禳災、廟會等各項行為，定期而虔誠的持續推動，相關的各種寺廟信仰就此建構完成。
伴隨在農墾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寺廟信仰顯現二項指標。其一農墾的神明奉祀：農業生產依賴自然界的變化，所以首先信仰的是自然屬性的神祇，藉自然神之崇拜，試圖認識自然，解釋自然，進而與自然溝通，保護自然物的成長與豐收。接著觀察出自然界的千變萬化中，實有其規律與法則，於是咸信蒼茫空間中有一大神存在，以支配其他諸神，此即玉皇天帝，俗稱的天公。 嘉慶2 年（1797），草嶺慶雲宮率先立足頭城，昭示農墾初期的信仰意義，慶雲宮還有分身，即外澳慶天宮。與此相關的就是「田頭田尾土地公」，所以頭城土地廟雖獨多於山上，但平原農地亦得見廟跡。直接屬於農業諸神也是大地所必備，如拜神農大帝就有更新里紫霄宮和拔雅里神農廟。
至於間接屬性的更不在少數，如保護墾民安全的漳泉粵三籍鄉土神，開漳聖王的威惠廟和福崇寺、廣澤尊王的鳳山廟、三山國王的三山宮、巾山宮等，其他則不列舉。

其二祈求生活安定：當墾民翻山越嶺，含辛艱困的來到頭城，覓得棲身之處，希望脫離過去苦楚，過著安定生活，只能訴諸神明保佑。於是透過不同管道，將隨身取得的香火神祇，妥善安頓，興建寺廟，雕刻神像，膜拜祭祀，就是祈求生活安定。論者即曰：
頭城的過去，苦難的歲月比安定的日子要來的多，民眾無不渴望救苦難的保護神能夠幫助他們，所以到寺廟膜拜，無非是消災祈福。多不究寺廟神明的來歷、背景以及信奉的意義，只圖「神恩」的降臨，使己或家人快活一點。也因此凡是能夠幫忙他們達到祈福消災目的的神都可以供奉在廟裡，而且各尊神明各有所司。寺廟藉此大量廣招信徒
，政府主管部門從不加以過問，多神色彩的膜拜現象於是產生。
這種為安定的情境下，有廟就拜，眾神庇護，造成平原農村的寺廟相當多元、品類甚夥。除上述農耕鄉土神外，還有其他各種宮廟，同樣可達到更良佳而保障安全的效果。

頭城開發初始，就兩路進行，陸路經山徑古道，南下頭圍街；海路則從烏石港進到慶元宮卸貨，雙相交會就在慶元宮附近。因此，頭城街道發展以慶元宮為中心，分南北軸線和東西橫向擴張，前者北到武營界，往南接近福德溪，而橫向則介於大坑與鐵道之間。如以和平街舊街為起點，往西為開蘭路，繼之纘祥路，最後才是東邊的青雲路。大致說來，寺廟的分布與此走向若合符節，即以慶元宮的基點，往周邊分散興建。
據稱建於嘉慶元年(1796) 的慶元宮，主祀天上聖母，神蹟耀眼，惠澤眾生，極得百姓崇奉，周邊店家更爭相祭拜，因而二殿式廟貌寬敞莊嚴。其後是興建於同治2年（1863）的南、北門土地廟，分立於頭城老街兩端的路中央，朝向街心，將整條街堵起來，希冀財富不會外洩，熱鬧繁華的街景得以維護，具有界定空間與鎮守財氣之意涵。

再擴而大之，日治時期北有東嶽廟，南則城隍廟，約為近似南北的軸線上，同屬掌理陰陽兩界，均為頭城的盛大廟會，對頭城商業繁盛有推波助瀾之效，這種鄉鎮城隍具深層意義。開成寺供奉觀音佛祖，雖於嘉慶初年渡台，卻於同治3 年（1864）移至現址以磚木興建，對頭城南邊頗收促進人氣、激勵店鋪，卓有貢獻。
論及橫向部分，東側為同治年間重建的大坑里協天宮，供奉關聖帝君，尚有寺廟數座，其祭祀與廟會，均仰仗老街的商貿互動。清末日初的鸞堂喚醒堂，因位處頭城街，為亦鸞亦商的文人與郊商所倡議建造，與老街關係更是密切。
頭城開發告竣後，烏石港貿易榮盛，萬商雲集，人口增加，商店紛紛開設，街區形成，經濟躍居社會的主導力量。街區的鋪戶商家與挑擔小販已非農民，沒有每年固定的稻作收入，農村的安定生活已不可得，既投身生意買賣，須以營利為基本前提。
至於如何獲益，除靠自己努力經營外，還要祈求上蒼神明的保佑，因而逢年過節固然要上香祈福，遇到千秋廟會，更贊助款項。即使小販也不落人後，熱烈參與。換言之，生意不好時，敬祈神明恩賜，獲利好轉，如營運亨通，亦須祭拜，希望長期賺錢，日進斗金。

寺廟的興築，需要經濟為之後盾，其後的擴大增建，則依賴更深。這種宗教的經濟來源，以信徒的捐贈與布施為大宗，豪農、富商、鄉紳、業主就是重要骨幹中堅，整體營運導向經濟利益，成為社會普遍風向。

再者，在信眾眼裡，神雖然了不起，但終究要靠人來扶，神是因人而存在的，其前提是靈驗聖蹟，加上雄偉壯麗的廟貌，此廟貌是錢財積疊而成，所以寺廟乃蘊含功利性格，推動經濟發展的一大助力。
這些住在街肆的百姓，上香的寺廟優先考慮是就近取便，慶元宮以其位置與格局，最獲青睞。開成寺、城隍廟、東嶽廟、南北門土地廟、喚醒堂、慶安堂等也很吸睛，廟中都有神明會組織。如非街區內的寺廟，生意人比較屬意關聖帝君，以其強調信任義氣，且為武財神所致。

頭城鎮海岸線非常長，近30 公里，沿海地區因地形關係，與海為伍，追逐海面，靠海維生，與海搏鬥，然因大海的驚濤駭浪，變幻莫測，捕魚航海者生命難料，使其在驚恐之餘，甚盼行船和順，平安歸帆，宗教信仰就顯得非常迫切，致使所祭拜的神明有其地緣性的功能。
與海洋關係最密切的是媽祖林默娘，因拯救海難而喪命，羽化成神後顯靈，維護航行安全，而有海上女神、天上聖母之敬譽，不僅福建沿海普遍供奉，甚至傳布各地華人世界。頭城地區的4 座媽祖廟，就是駐居河岸與海邊。前者即慶元宮，是郊商船舶從烏石港進來雲集卸貨之處，為海路、水路、陸路的交會點。

龜山島周邊漁產豐富，拱蘭宮坐鎮島上，護持漁民出海安全，後迫於生活不便與軍事用途，隨島民遷至大溪海邊。更新里的北天宮，雖興建較晚，且位山區，同樣保障信徒出海順利，漁產加增。
比較特別的是合興里天后宮，因民國44 年大陳島撤退，根據島民的工作與職業，從事捕魚的就將娘娘廟移置大溪忠孝新村，後村民商議，改建為奉祀媽祖的天后宮。
沿海地區的漁民們，如沒有媽祖廟，就以當地大廟神尊做為守護神，如大里簡天公廟、大溪大安廟王公、合興鳳山廟郭聖王、梗枋紫霄宮神農大帝和鎮海宮五顯大帝、外澳慶天宮天公、港口董慶寺董公真人、大坑罟帝君、竹安泰安廟李將軍和各港邊之土地公婆等。

祭祀對海邊居民更感需要，以維護生命安全，因海水無情，凶浪衝擊，翻船、觸礁、溺斃流屍等海難事故，無法避免，有些命喪於水土不服、族群械鬥、利益糾葛、土匪劫殺、天然災害等，為安頓這些意外亡者，使其入土為安，於是將之收埋，予以祭拜，稱之為有應公廟、萬善祠、萬聖公祠等。頭城沿岸，有多座陰廟與此淵源甚深。
如石城漁港有應公廟、天鷹有應公廟、過溪萬善公、外澳百姓公、外澳金斗公廟、港口里萬善祠、港澳橋萬善祠、烏石港遺址前萬善祠、大坑罟大眾廟、竹安總牌公及金斗公廟等。

頭城這麼長的海岸線，儘管每個小區段都有祭祀行為，但大規模的海洋祭典因大廟不多、空間不足、經費不夠，無法擴大舉辦，所以海祭就用大坑里協天宮的廟埕進行隆重海祭。

茲以民國90 年農曆慶典為例。早上9 時在協天宮廣場上，排滿圓桌，上面插有書寫姓名、船號的紙旗，爐主、頭家、海腳們則忙著擺置祭品、牲禮、水果、乾料、紙錢等。爐主和頭家的紙牌與祭品則另行安放，以示區隔，且各獻祭一隻豬公。
各色人等與經唱鞭炮呼聲交織相續，場面熱鬧。豬公先用來敬奉廟內海神水仙尊王，接著移到廟外和原已擺好的貢品，一起祭拜老大公，另有多位信眾的「小三牲」及素料、水果等祭品，鋪滿桌面，十分豐盛。約下午一時許，法師開始行儀施法，法會莊
嚴，信徒虔誠，儀式完成後，船主要宴請「海腳」（船員），以完成來年的主雇關係，期限一年，相互信守，行之多年，相安無事，因而建構另類的村落祭祀圈與職業信仰圈。20 這是每年農曆10 月10 日水仙王千秋日的漁村祭祀活動，俗稱「拜海尾」，龜山里亦有類似之風俗。

頭城海岸北段，從外澳到石城間，仍有多座土地廟，如大澳福德廟、石城漁港福德廟、桶盤堀漁港福德廟、大里福德廟、蕃薯寮福德廟、天鷹福德廟、北關福德廟、罟寮福德廟、合興橋枋湖福德廟、梗枋福德廟、外澳福德廟、小澳福德廟、港口福德宮、港口福德廟、水尾福德廟。何以有此現象？約有四個理由：

因福德正神神格雖低，卻兼備各種法力，同樣發揮保護漁民的功能。

再者，沿海地區仍有聚落與小規模農作，需要土地公之照顧。復次，這些區域缺乏利基產業，財力不足，簡單的土地廟最稱適
合。

另外，此一地帶山海連接交錯，為早期頭城與北台間唯一的交通要道，基於行路安全與避免遭受侵害，需要土地公的保護。所以，頭城海邊出現土地廟，實不足為奇。

地形環境影響寺廟位置的選擇，自是無庸置疑。但寺廟是神明的殿堂，具有神性與靈性，其廟址的確立，有時超乎常理，而是主神經由託夢、附身、顯靈、諭意等方式昭示相關人員，指定其要在某一地點駐留，就此大興土木，構築寺廟。這種神諭寺廟寶地，看似不受自然環境的約束，但事實上，也都能適應環境，配合景觀，才能彰顯神明的聖裁與奧妙。
道光23 年（1843），金頂接天廟建於外澳石空，後因山上居民紛紛外徙，信徒擲筊請示，需要遷建，適時善信林錫虎夜夢玄天上帝指點，廟應移至外澳現址，乃不可思議之巧合。

民國61 年，新建接天宮，如今廟殿輝煌，香火鼎盛。據當地居民表示，更新里五顯大帝於嘉慶年間，隨移民到頭城，初居尖山湖康家
莊。

民國70 年，有次祭祀活動，大帝發輦至現廟址，指示要在此立基，於是籌組建廟委員會。募建之初，略有進展，直到民國75 年正月動土，兩年餘竣工，神尊晉殿安座，即為鎮海宮。

另有風水寶地也值得一說。漢人社會的居處，向來講究風水，這種神秘力量至今仍影響生活上的凶吉禍福。如就寺廟而言，所謂風水，就是為了使人和神靈，可以在良好的自然環境情境下，得以安寧，並教導人們如何營造寺廟的實踐體系。

再者，風水包括「風」和「水」，其意涵除土地外，還有氣候及其所帶來的雨勢。因此，風水可謂在地理上大氣與環境的總稱，對人們命運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寺廟的興建也是人為製作，亦不能脫離風水的羈絆。關於頭城寺廟的風水問題，盧胡彬有很好的闡述，外澳里理安廟得螃蟹地、金斗公廟的金獅地，武營里大修宮為鐘鼓地、烏石港遺址前萬善祠是白鵝地，城東里慶元宮則坐鎮蟾蜍等的地理風水傳說，令人嘖嘖驚奇。民間傳說慶元宮立基蟾蜍地，鎮上蚊蠅甚少，即與此相關；而且蟾蜍招寶，更激發早期的商業繁榮。萬善祠的白鵝，原為活鵝，每日清理烏石港的浮沙，航運藉此開通，後因民眾汲取飲用水，意外殺死白鵝，從此烏石港便淤積。當地民眾還盛傳，白鵝雖死，靈氣還在，因此種在白鵝身上的果蔬，公認是最甜美的。金斗公廟後方有兩座山，活像獅形，北邊的像雄獅，南邊像母獅，風水術語稱為「落水金獅」。廟地在兩山獅間正前方小崖四周，原先金斗放在小山崖下，恰是靈氣集結的龍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