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陳淑華，2006，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2006年出版的《噶瑪蘭族》一書，由陳淑華老師撰文，從「尋找」噶瑪蘭族的根、一探「消失」的噶瑪蘭族文化至「重現」噶瑪蘭族的名，一百多頁的篇章圖文並茂，磅礡如泉湧、細膩如織雨，歷史不再囚於文字之間，像幻燈片一幕一幕映入讀者眼簾。《噶瑪蘭族》一書目前已售罄，本館評估沒有再版之必要，因上傳為電子檔，刊載於《蘭博電子報》，美編方式有所更動，敬請見諒。

90年代以前，他們的父母輩有許多人不知道自己是噶瑪蘭族，社會大眾也不知道有噶瑪蘭的存在。在過去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噶瑪蘭族只活在文獻裡，活在學者的學術鑽研裡。到底噶瑪蘭族是一個怎樣的族群？透過語言學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或人類學家的找尋，人們將一步步貼近真實的噶瑪蘭族。

Naqai, ilainata punaririn imu,baki,bai kakazui. Qamenimau punu-wanak-ake nuvayp-aku,palalamau cilakcaki.

來！祖父，祖母，咱獻酒供食給你們，希望我兒子孫子們平安！

1936年底，一個來自蘭陽平原的七十五歲老婦在生命的最後二個月用母語留下的這段話後，一直以羅馬拼音的方式，藏在日本學者淺井惠倫的田野筆記裏， 一九九五年語言學家李壬癸才讓它以文字的方式重現，這穿透半個多世紀幽暗歷史，重新發音的沉默之聲，讓過去居住蘭陽平原的人又活了過來。在語言學家的心中，說著「哆囉美遠話」的她，不同於說「噶瑪蘭話」的噶瑪蘭人，但因為過去共同居住在蘭陽平原的一段歷史遭遇，她的部分族人或者後代，已成為今日「噶瑪蘭族」的一員。

1936年，漢人入墾蘭陽平原一百四十年週年。當時領台的日本政府配合蘭陽平原上的漢人，沸沸揚揚的將他們心中的開墾先驅吳沙，合祀在日人在頭城為戰死台灣的日本兵建造的「忠魂碑」旁。置身在這樣的氛圍裏，平原上那些祖先比漢人早到數百甚至千年的人儘量不提自己是誰，而環顧周遭將近二十萬的漢人，僅餘千名的他們也刻意不說祖先傳下的話，不知不覺中日常交談的語言成了漢人的閩南語。

那年，日本語言學家淺井惠倫悄悄進入平原，走過打馬煙、湯圍、武暖、掃笏、武淵、里腦、阿里史(三星)、珍珠里簡、奇母荖、流流、美福、南方澳等十二個地方，把這些原本母語不是漢語的人找出來，打開這些人的記憶，讓他們講了祖先傳下的語言。年底，淺井惠倫更將一位在宜蘭社頭（即今壯圍鄉新社村）海邊，好不容易找到的老婦人，從那個舊稱為哆囉美遠的小村落請到台北帝國大學，讓老婦人在停留的一個半月裏盡情的用母語，說著自小聽來的傳說故事。

老婦人的祖先雖然也是早在漢人入墾前，就在蘭陽平原生根立足。不過她說的話明顯不同於淺井惠倫在其他十二個地方聽到、記錄下來的話。那十二個地方的人所講的話雖有些許的差異，但彼此之間的溝通完全沒有問題。在語言學家的眼中他們與老婦人顯然是兩群不同的人。

不過在日本統治台灣以前，這兩群人總是被當成同樣的族群，先後以「蛤仔難」和「噶瑪蘭」三十六社的「社番」出現在清朝的文獻中，或者以「噶瑪蘭地區的人」出現在更早的西班牙或荷蘭人的記錄裏。清朝時，來此的漢人隨著當地人稱蘭陽平原為「蛤仔難」。1810年(嘉慶十五年)，清朝將此地納入版圖，官員認為「蛤仔難」不雅，將它改成「噶瑪蘭」。有關「蛤仔難」一字在當地人的語言裏代表什麼意思，漢人似乎不在意。而「噶瑪蘭三十六社」雖有各社社名的記錄，但居住於其中的人為何種族群，漢人也不關心。就像對其他各地那些早他們一步居住於台灣的住民一樣，漢人總以非我族類的「番」字，稱呼「噶瑪蘭三十六社」的社民，頂多再他們以接受清朝政令程度的多少，將他們區分為「生番」或「熟番」。

189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時，日本民族學者陸續踏上蘭陽平原，才開始透過現代化的科學調查與分析等，重新認識當時己成為漢人眼中「熟番」的「噶瑪蘭三十六社」社民。

1896年，日本學者伊能嘉矩走訪平原，遇到抵美社的一個頭目，他提到他們的祖先自海外來到蘭陽平原，當時有一群人早住在這裡，頭目的祖先只能佔住在海岸，不久祖先打敗那群先住民，讓他們退居山地，從此便以平地人自稱，他們的母語發音為kuvarawan。

1899年，伊能便以這個聲似「蛤仔難」閩南語發音的自稱為「噶瑪蘭三十六社」「社民」命名。之後，在台北帝國大學教授小川尚義和馬淵東一等學者更仔細的傾聽下，「kuvarawan」的自稱，修正為「kavalan」，而淺井惠倫走過的那十二個地方的人的自稱便大多是「kavalan」。台灣光復以後，學者便據此將它譯寫為「卡瓦蘭」，最後又採用了宜蘭的舊稱「噶瑪蘭」。在當時馬淵東一的採訪中，也清楚的聽到有些人自稱為哆囉美遠。那就是被淺井惠倫請到台北的那位老婦人所居住的地方的人。從此自稱哆囉美遠人講的話被學者稱為哆囉美遠語，而自稱噶瑪蘭人的話則稱為噶瑪蘭語。

除了大多數的噶瑪蘭人、以及少數哆囉美遠人外，「噶瑪蘭三十六社」當中，還有一小群講不一樣話的人，他們就是1741年(乾隆6年)開始出現在清朝「蛤仔難三十六社」中的猴猴社人。漢人也有發現到「猴猴社」不管語言或風俗都不同於周遭各社，這都記載於1852年，咸豐年間出刊的《噶瑪蘭廳志》。不過到了1897年，伊能嘉矩遇到的猴猴社人，雖仍保有不少固有的風俗，但說的卻是流利的閩南語。在伊能之後一、二年，日人波越重之藉著任職於宜蘭廳之便，走訪平原，記錄「噶瑪蘭三十六社」各地的語彙時，才勉強記錄了猴猴社人一至十的十個數字語彙，這是世上僅存的「猴猴語」記錄。

在伊能與波越來臨時，平原上的「噶瑪蘭三十六社」裏雖還不乏母語流利者，但在閩南語的大洪流，那幾乎註定是世紀的餘音。餘音在平原苟延殘喘了三十多年，到了淺井惠倫來時，猴猴語早已消失，而那些噶瑪蘭人所說的語言只能成為淺井惠倫八頁田野筆記裏的一百五十七個單字、三十四個例句、傳說三則、故事七篇、咒文一則、歌謠三首。

而那個用母語留下一首祝禱詞、三首傳統歌謠和故事三則的七十五歲哆囉美遠老婦，幾乎是平原上最後一個會說哆囉美遠語的人，她在結束一個半月的受訪日子後，便因病辭世，自此，平原再也沒有留下任何哆囉美遠語的紀錄。

1969年，淺井惠倫離開人世，在世時，他沒有公開發表過這批得來不易田野語料。在他死後十多年後，才有日本學者土田滋、山田幸宏、森口恒一、以及台灣學者李壬癸等陸續取得這份資料。他們比對淺井惠倫與波越重之的資料，發現波越重之在冬山附近里腦社收集到的三十七個詞彚卻與哆囉美遠地方的語言沒有什麼差在別，但三十多年後，淺井來到里腦一地聽到記錄下來的卻是噶瑪蘭語。沒有人知道波越是從什麼樣的人的口中收集到那三十七個詞彚。對於淺井筆記裏那位在里腦社遇到的約七十歲老婦，究竟是一個從外地移入的噶瑪蘭人；還是一個受到週遭講噶瑪蘭人影響，不知不覺學會噶瑪蘭語的當地人，也沒有人知道。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做為平原上的少數者，哆囉美遠社與里腦兩社以哆囉美遠語為母語的人，面對三十多個講噶瑪蘭語的村落，多少總要學習多數者的語言。1936年，被淺井惠倫請到台北帝國大學的哆囉美遠老婦就是一例，除了母語與閩南話，她也會噶瑪蘭話。在學者李壬癸的解讀下，老婦人留在淺井惠倫筆記裏的母語紀錄，總會夾雜著一、二個噶瑪蘭語。

在漫長的歲月裏，噶瑪蘭語雖曾凌駕於猴猴語與哆囉美遠語之上，但終究不敵更強勢的閩南語，最後不得不也在平原上消音。但過去講這些語言的人的子孫是否也消失了。1840年(道光二十年)以後，一些操噶瑪蘭語的人，不願留在到處是閩南語的平原，他們開始南下到花蓮美崙溪畔建立新家園，之後又幾度波折，才在花東海岸找一處可以繼續以母語交談過日子的新天地，至今他們的子孫都還說著祖父母傳下的話。

在這波人群的移動中，也有一些會說哆囉美遠話的人置身其中，不過，做為少數者，他們就像過去平原上的祖先一樣，不得不說起噶瑪蘭語，久而久之就忘了母語。七○年代起，在蘭陽平原找不到會噶瑪蘭話的人，學者紛紛將研究陣地轉移到花蓮新社一帶，李壬癸在此記錄的噶瑪蘭語，有些就是從哆囉美遠社後裔的口中說出的。

至於講猴猴語的人呢？二十世紀初，他們當時家園所在的土地被日本政府征收，建造內埤漁港，迫得他們再度遷移，有的南遷至東澳、南澳一帶，甚至可能回到了最早居住地的花蓮立霧溪口一帶。二十世紀末，有田野工作者在蘇澳一帶找到自稱猴猴社人的後裔，其中有人說他記得母語，不過在語言學者李壬癸聽來那是噶瑪蘭語。也許今日居住在花東海岸邊講噶瑪蘭語的人當中，也有昔日猴猴社人的後代。

當學者從語言學和民族學的觀點，將昔日蘭陽平原上，活在「噶瑪蘭三十六社」裏的人，區分成噶瑪蘭、哆囉美遠和猴猴等三種不同的人群時，他們的子孫卻因為一段共同的歷史遭遇，在穿過一百多年遷移旅程後，重新在花東海岸聚合，並形塑成今日台灣社會的「噶瑪蘭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