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蘭陽博物館研究典藏組   施麗娜

       蘭陽博物館實習生（輔仁大學歷史系）  武致廷

第194期-2026年11月

「石港深深口乍開，漁歌鼓棹任徘徊。那知一夕南風急，無數春帆帶雨來。」清道光五年(1825年)，噶瑪蘭通判烏竹芳將「石港春帆」列為蘭陽八景之一，以詩句描繪烏石港帆影往來的景象。隔年(1826年)，清廷指定烏石港為「正口」，使其成為宜蘭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承載著貨物運輸、商業往來與地方社會發展的歷史記憶。

然而，隨著時間推移，烏石港舊港區因泥沙淤積等因素逐漸失去港口功能，昔日船帆林立的景象也成為歷史。港口的繁華雖然不再，曾經在此流動的人群、貨物與生活故事，卻仍保存在一件件文物之中。

為紀念烏石港正口開設二百週年，蘭陽博物館舉辦「正港宜蘭－烏石港正口200年特展」，以館藏文物結合《噶瑪蘭廳志》等歷史文獻，帶領觀眾重新認識烏石港的歷史。從守護港口的古砲、維護交易公平的石砣，到承載信仰的王爺船，以及來自不同地區的古錢幣，每件展品都是理解宜蘭過去的一扇窗口，讓我們看見一座港口如何與政治、經濟、交通及日常生活緊密相連。

嘉慶古砲：港口繁榮背後的海防危機

十九世紀初，清廷對噶瑪蘭地區的治理態度逐漸改變。蔡牽、朱濆等海盜曾在臺灣東北部沿海活動，並進犯噶瑪蘭，使清廷開始重視當地的安全與防務。嘉慶十七年（1812），清廷正式設官治理噶瑪蘭，並設立「噶瑪蘭營」負責防守。

展場中的嘉慶古砲管，砲身長達176公分，重量331公斤。砲身刻有「嘉慶二十二年冬月吉奉憲鑄造噶瑪蘭營大砲一位六百觔」[1]等銘文，清楚標示鑄造年代、用途與重量。這些文字不僅是文物本身的身分紀錄，也讓我們得以追溯清代噶瑪蘭的軍事部署。

有趣的是，現有史料雖然記載噶瑪蘭地區設有砲位，卻無法確定古砲當年實際部署的位置。館藏二門古砲管於民國68年（1979）在頭城鎮武營里分駐所興建工程的工地發掘出土後，由頭城鎮公所搬遷至當時所轄北關風景區安置，民國73年（1979）移交由東北角海岸風景特定區管理處管理維護，民國110年（2021）再由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移交蘭陽博物館進行修護及管理。二門砲管是否曾經守護烏石港，或與北關、硬枋等地的防禦有關，目前仍只能依據相關史料推測[2]。

古砲的價值不只是它的體積與年代，更在於提醒我們：港口的繁榮並非只有商船往來與貨物交易，海上安全、地方治理與軍事防禦也是支撐港口發展的重要條件。

為了彰顯嘉慶古砲管重要性，宜蘭縣政府於民國106年（2017）3月正式將其公告指定為宜蘭縣一般古物。

嚴禁胥差苛索船戶陋規碑：一塊石碑看見小船戶的處境

港口生活並不總是繁榮與便利。對清代的小船戶而言，除了必須面對海上的風浪，還可能承受來自岸上基層人員的額外索費。

當時地方官員多由外地派任，往往需要仰賴熟悉地方事務的胥吏、差役協助行政工作。為避免部分胥差便利用這樣的權力關係，在船隻出入港口時巧立名目索取錢財產生非法定規費、卻在實務中出現而被稱為「陋規」[4]的額外徵收，嘉慶二十一年（1816），福建巡撫王紹蘭為處理淡水廳小船戶遭苛索的問題，下令於新庄天后宮立碑禁止相關行為。到了道光二十一年（1841），噶瑪蘭廳通判徐廷綸也在廳署前重勒禁令碑，要求禁止胥差苛索船戶[5]。

這塊「嚴禁胥差苛索船戶陋規碑」，記錄的不是港口的繁華，而是當時船戶面對行政權力時的困境。即使官府立碑禁止，也不能因此斷定陋規已經徹底消失；後續史料仍可見地方吏治問題受到批評[7]。

從這塊石碑，我們看見港口歷史的另一面：一座港口除了是貨物進出的地方，也是官府、商人與一般百姓彼此交會的社會空間。文物讓過去的制度與生活問題有了具體的形貌，也讓我們重新思考港口治理與民生之間的關係。

番鏹與通寶：錢幣裡的國際交流

在清代，商船往返臺灣海峽，必須配合季節風安排航程。《噶瑪蘭廳志》記載，商船春夏利用南風北上江浙，從事「惟售番鏹，不裝回貨」的交易；冬季北風興起時，再載運綢疋、羊皮及雜貨等商品返回臺灣。

這裡所說的「番鏹」，主要指當時流通的外國銀元。這類銀元形制較為統一、重量與成色相對穩定，交易時比起逐次秤量碎銀更為方便，因此在大宗貿易與資金往來中具有重要地位。

當時的貨幣世界也比我們想像得更加多元。除了西班牙佛銀、墨西哥鷹洋等外國銀元，民間交易還使用來自中國、日本與越南的銅錢。對於清代噶瑪蘭地區而言，不同來源的錢幣共同流通，反映了地方經濟與跨地域貿易之間的密切關係。

一串古錢幣，串起中國、日本與越南

蘭陽博物館館藏通寶錢幣，內部編號101281，是一批由50枚古錢幣組成的文物。錢幣外圓內方，正面鑄有年號與「通寶」字樣；部分清代錢幣的背面則可見滿文，用以辨識鑄造機構等資訊。

這批錢幣涵蓋清代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及光緒等年號，也包括日本寬永通寶，以及越南景興通寶、光中通寶、景盛通寶與嘉隆通寶等不同來源的錢幣。

其中，日本寬永通寶自江戶時代起鑄造，流通時間長、使用範圍廣；越南各朝代的通寶，則讓我們看見東亞地區貨幣流通的另一條線索。這些錢幣與清代銅錢一同出現在館藏中，呈現出當時民間交易並非只依賴單一來源的貨幣。

值得注意的是，錢幣上的年號只能說明其鑄造年代，不能單憑一枚錢幣就認定它曾經由烏石港直接輸入。不過，從這批不同來源的錢幣，我們仍可認識清代臺灣貨幣流通的多樣性，並進一步理解宜蘭如何處於更廣大的海洋貿易網絡之中。

當我們仔細端詳這些看似不起眼的銅錢，看到的不只是金屬上的文字，更是不同政權、商業活動與日常交易彼此交會的歷史痕跡。

蘭郊公訂早米砣：一塊石頭如何維持交易信用？

米糧是清代臺灣重要的貿易商品之一。對商人而言，貨物的數量與重量直接關係到交易價格；然而，當時各地的度量衡標準並未完全一致，如何建立買賣雙方都能接受的標準，便成為商業往來的重要課題。

展出的「蘭郊公訂早米砣」，是一件上窄下寬、上方設有穿孔的石製器物，重達85公斤，上方有一方型內凹孔洞，一面孔洞兩側刻有「蘭郊」字落款，下方刻有「公訂早米砣」，另一面刻有「道光十年立」（即1830年）等字。它被認為是清代宜蘭米糧交易中用來確立重量標準的重要器物。

「郊」是清代商人為維持交易秩序、處理商業事務而形成的組織，常依商品或貿易地區分類。至於銘文中的「蘭郊」究竟是何種組織，目前仍缺乏足夠史料可以確定；它究竟由官府核定，還是商人團體自行訂立，也仍有待進一步研究[8]。

另一個耐人尋味的地方，是石砣為何特別標示「早米」。依據《噶瑪蘭廳志》的記載，當時宜蘭有早稻與晚稻之分，這是否意味著早米與晚米各有不同的衡量方式，或過去另有晚米砣，仍是值得持續探討的問題。

這塊沉重的石砣，讓我們看見商業活動不只有買賣與獲利，還需要共同遵循的標準與彼此信任的制度。它既是交易工具，也是理解清代宜蘭米糧經濟的重要線索。 

石秤錘：從精準衡量到稱心如意

另一件與交易有關的文物是石秤錘。它的外形近似葫蘆，上端設有穿孔，可繫繩懸掛在秤桿上。使用時，透過移動秤錘調整秤桿平衡，再依據刻度判讀物品重量。

「郊」是清代商人為維持交易秩序、處理商業事務而形成的組織，常依商品或貿易地區分類。至於銘文中的「蘭郊」究竟是何種組織，目前仍缺乏足夠史料可以確定；它究竟由官府核定，還是商人團體自行訂立，也仍有待進一步研究[8]。

另一個耐人尋味的地方，是石砣為何特別標示「早米」。依據《噶瑪蘭廳志》的記載，當時宜蘭有早稻與晚稻之分，這是否意味著早米與晚米各有不同的衡量方式，或過去另有晚米砣，仍是值得持續探討的問題。

這塊沉重的石砣，讓我們看見商業活動不只有買賣與獲利，還需要共同遵循的標準與彼此信任的制度。它既是交易工具，也是理解清代宜蘭米糧經濟的重要線索。

石秤錘：從精準衡量到稱心如意

另一件與交易有關的文物是石秤錘。它的外形近似葫蘆，上端設有穿孔，可繫繩懸掛在秤桿上。使用時，透過移動秤錘調整秤桿平衡，再依據刻度判讀物品重量。

[1] 「觔」同「斤」。

[2] 許毓良（2021），《嘉慶古礮管與清代宜蘭軍事史資料蒐集研究報告》。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3] 國家文化資料庫-頭城鎮北關大砲 https://nrch.culture.tw/nrch/zh-tw/nrchdata/967457（2026年10月20日瀏覽）。

[4] 章學誠（1985），〈再上韓城相公書〉，收入章學誠著，《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影印。

[5] 陳進傳（1989），《清代噶瑪蘭古碑之研究》。彰化：左羊出版社。

[6]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網-嚴禁胥吏苛索船戶陋規碑記https://dl.lib.ntu.edu.tw/s/rt/item/853482（2026/10/20瀏覽）。

[7] 朱壽朋（1969），《光緒朝東華續錄選輯（第一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8] 林正芳（2021），〈128期-蘭博典藏文物介紹-公秤石砣〉，《蘭博電子報》，https://www.lym.gov.tw/ch/collection/epaper/epaper-detail/Page176000071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