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胡彥

-蘭陽博物館節錄自《依山傍水四村落》第161-165頁

第191期-2026年08月

① 皇民化[1]

甲午戰敗，乙未（1895）割臺，臺灣成為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因應臺灣當時的實際狀況與情勢發展，日本殖民政府於統治過程中，擬定不同的策略與目標。最初為無方針時期，接著是內地延長，隨著昭和十二年（1937）中、日戰爭點燃戰火，也就進入戰時體制。這個時期，臺人錯亂地面對兩個祖國的處境。為了消滅臺灣人的漢族意識，同時企圖將臺民改變為皇民，因而推行多項措施，一般稱為「皇民化運動」，尤其在昭和十六年（1941）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更如火如荼地推行。除了廢除學校的漢文課程與報紙的漢文欄、禁止臺灣傳統的戲劇與音樂外，主要為「改姓名」、「普及國語（即日語）」、「臺灣人家庭正廳改善運動」與「寺廟整理運動」，意欲進一步把臺灣人改造為日本皇民，能為日本天皇及大日本帝國效忠。

日本殖民政府推動皇民化運動，動員了所有的部門，地方由郡守擔任總負責人，街、庄長實際負責推行。昭和十六年（1941）4月，臺灣總督府進一步成立「皇民奉公會」，推行皇民奉公運動（奉公意即身體力行為皇國犧牲奉獻之意），承續原來的皇民化運動。組織由上而下，州、廳設立支部，市、郡成立支會，街、庄設置分會，村落則設部落會，再到最基層的奉公班。各支、分會長官由各級行政首長兼任，下設一臺灣人書記，網羅臺人各界的菁英做為幹部，成員以教師及地方仕紳組成，結合了行政機關、學校、派出所、各保保正、部落書記等，層層推動，行政組織與奉公會渾然一體。

「改姓名」就是要求臺灣人將自己的姓名改成日本姓名，先從社會階層較高者推動起，後來又要脅家長改姓名做為子女升學的必要條件，許多臺人只得屈服，忍辱配合日本政府的政策。「正廳改善運動」乃是將臺灣人傳統的家庭正廳改為神道式的神棚，用來安置天照大神。「普及國語」於各地廣設「國語講習所」，凡60歲以下不諳日語者，一律強制學習，如遇農忙時期，則利用夜間上課。「國語家庭」為全家使用日語，且「正廳改善」完成，經審核通過後，給予認定證書，同時領取「國語家庭」的牌子懸掛在家門口，可以享受物資配給的優待與子女升學的便利。「寺廟整理運動」則是禁止臺人燃燒金銀紙、燃放鞭炮、供奉牲醴等傳統習俗。

然「正廳改善運動」與「寺廟整理運動」並非由總督府負責推動，而是由地方政府自主進行，以致尺度不齊、寬嚴不一。後來因帝國議會對於上述二項運動中，諸如燒毀臺人祖先牌位、禁止漢文等過激作為，向總督府提出質詢與關切。此外，太平洋戰爭前夕，英、美兩國也以上述過激作為向東南亞地區民眾宣傳，因此昭和十六年（1941）10月，總督府即下令停止該兩項運動。

② 軍事人力動員

昭和十二年（1937）7月，日本發動侵華戰爭，臺灣人開始被徵調到中國戰區擔任軍伕或軍屬。昭和十六年（1941）12月，太平洋戰爭引爆，隨著戰局的演變，日軍占領幅員不斷擴大，以致兵員漸感不足，日本殖民政府乃積極鼓吹臺灣人參軍。昭和十七年（1942）2月，開始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經過嚴格的訓練後，送往南洋戰場，前後共計徵召約5500人；又於昭和十八年（1943）7月，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前後共召募六期，人數達1萬1千餘人。昭和二十年（1945）元月，迫於形勢，更直接在臺啟動徵兵制度。此外，還有慰安婦、臺灣少年工、臺灣少年飛行兵、高砂義勇隊等。

軍伕是指在部隊中負責雜役的「人伕」，昭和十二年（1937）9月，首批臺灣人軍伕被調往中國戰區擔任補給運輸等雜役；隔年又徵調「臺灣農業義勇團」，到上海附近種植蔬菜，以供應軍中所需。太平洋戰爭前夕，又召募「臺灣特設勞務奉公團」，前往東南亞日軍佔領區，從事農耕、軍事工事等勞役，前後共六批，約6000 多人；昭和十八年（1943）起，復招募「臺灣特設勤勞團」至少三十回及「臺灣特設農業團」二回，前往南洋地區，從事各項繁雜的勞務。軍屬與軍伕擔任的工作不同，軍屬負責軍中的技術性工作，因此學歷要求較高，至少必須受過完整的初等教育。一般分為文官、雇員與傭員三類。臺灣人大多從事戰地翻譯、警察、宣傳撫慰、調查等工作，或擔任醫療技術人員、獸醫或家畜傳染防疫員⋯⋯等。

戰爭最後一年，對於可能不足的兵源未雨綢繆，日本軍方因而制定〈臺灣決戰非常措置實施要綱〉，並據此頒布〈學徒動員要綱〉，對於中等以上學校三年級以上的學生，施以短期的軍事訓練之後，再依其所學類別，分派至工廠、事業部門或軍事防空單位進行「勤務勞動」，此即所謂的「學徒兵」。宜蘭農林學校與宜蘭中學校的學生也在徵召之列，宜蘭地區學徒兵本部位在枕頭山，人數多達950 人，接受為期二週的軍事訓練之後，再分發至有關單位從事勤務勞動。

學徒兵之前，昭和十四年（1943），預備兵源年齡早已向下延伸，針對國民學校畢業的幾屆學生，成立「青年學校」。修業年限計5年，前2年為普通科，後3年本科，每週一、三、六上課半天，選在下午上課，每次上課4小時。根據耆老朱建榮口述，員山國民學校也成立附屬的青年學校，僅1班，人數80餘人。諷刺的是，上課的科目大部分為軍訓課程，學科時數極少，他讀沒幾個月即輟學，成為陳家城仔附近某部隊的軍屬。其他同學才讀完普通科，日本天皇已宣布無條件投降了。

根據日本厚生省1973年公布的資料，直至終戰止，志願或被徵召充當軍伕、軍屬的臺灣人為12萬6千7百50人，臺籍日本兵有8萬4百33 人，總計20萬7千1百83人，戰死或失蹤者共有5萬多人。依人口總數比例計算，推估本區當時至少約有數十名青壯子弟，被派往中國戰區或南洋各地。臺灣人受日本統治之累被捲入戰爭，有的死在海外，有的平安歸來，於今已是祖輩的往事了。

③ 物資配給

日本軍方發動侵華戰爭，原本預期三月亡華。但中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國民政府於是以空間換取時間，誘敵深入，使得戰事一時呈現膠著；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終致日本陷於戰爭的泥淖而難以自拔。由於絕大多數的青壯人口投入戰爭，加上戰事拖延，不但造成大量軍事物資的消耗，也導致糧食生產嚴重不足，各項物資也以供應戰場為優先，還要大量儲存做為戰備，日本政府因此嚴格控管多項物資的生產與流通。以食米為例，每季收穫後向農民強制徵收全部的稻穀，再按戶或按口分配給民眾，實施「配給制度」。昭和十三年（1938）起，即已針對鋼鐵、皮革、舊銅、絲及肥料等物品施行配給。然真正影響民眾日常生活的是民生物資、尤其是米糧與肉品的配給制度。

昭和十四年（1939）10月7日，總督府公佈實施〈米穀配給統制規定〉，由街、庄役所發行「家庭米穀通帳」或「米購買帳」，民眾再攜通帳或購買帳至配給所或土礱間（碾米廠）購買。然日、臺差別待遇，稻米日本人配給蓬萊米，臺灣人只能吃在來米；日本人配額每天一斤半？，臺灣人每天卻僅得一斤。昭和十五年（1940）7月，實施火柴與砂糖的配給制度，火柴最初每人每天配給10根，後期還緊縮為4根。昭和十六年（1941）4月，又將豬肉納入配給範圍，民間養的豬每頭都有「豬籍」，由街、庄役所的勸業課負責登記管理。豬肉平均每日每戶日籍配給四兩，改姓名或國語家庭三兩，臺灣人僅得二兩。

這樣的配額怎麼夠吃！在配給白米嚴重不足的情況之下，只好加入大量的番薯籤，地瓜於是成了那個年代臺灣最搶手的食物；冬春時則利用季節性盛產的高麗菜，煮成高麗菜粥。有能力及管道的都市居民，只好想方設法偷買黑市米及肉品。然本區為位在山陬的農村，向為盛產雜糧之地，因此比起都市居民，影響相對較小。這裏蔬菜瓜果四時不缺，番薯插莖即活，鄉下人家且利用屋簷及舍後隙地，豢養雞鴨，因此肉類也頗能自給自足。雖然管制極嚴，農家為了生活，收成時普遍皆設法私藏稻穀，再以自設的土礱或石磨碾米。

除了物資管制，由於戰場的擴大與戰事的拖延，軍事費用之龐大已非日本政府所能支應。苟延殘喘之計，只能發行國債並鼓勵民間儲蓄以為因應，臺灣總督府即曾發行多種債券。戰爭後期，各項物資亦消耗殆盡，瀕臨枯竭。昭和十七年（1942）9月，日本政府只得下令回收各種金屬物件，耆老的回憶錄說：「日人除了命令婦人繳交金銀飾品外，連窗台的鐵條，所有看得到的金屬都要敲下來，拿去繳交，以作為戰爭之用。」窮途末路，已無計可施，臺人只能盼望戰爭儘早結束了。

書名：依山傍水四村落

作者：陳胡彥

出版單位：財團法人鑑湖堂文化基金會

出版日期：202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