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陽博物館

-節錄自《宜蘭的日本時代》一書

第167期-2024年8月

1920年代是宜蘭脫胎換骨的轉捩點，在交通上，宜蘭線鐵路全線通車，解決宜蘭長期以來形勢封閉的困境；在產業上，太平山的木材、南方澳漁港、二結紙廠都已建置完成；最重要的是，行政上的改革，將行政區域作永久性的劃分，對宜蘭地區的社會結構造成衝擊，促成新的政治集團的出現，也就是每逢選舉時，都會談論的溪南、溪北問題。

日治後，殖民政府一再改正地方制度，試圖尋找最佳的地方治理模式，把統治力量往下延伸，控制台灣的基層組織。從明治28年（1895）起日本統治台灣50年間，台灣地方官制經歷置縣、置廳、置州3個時期，計有9次之變革。[1]

直到大正9年（1920）地方自治的實施，讓地方行政區域和組織法人化，有法定的預算、員額、區域，也依法設置了代議機構。這顯示，在殖民政府的設計中，宜蘭作為一級行政單位，應無疑義，但是其下轉承機構的轄區到底要多大，則莫衷一是，所以透過歷次的修正，來尋求一個合理的基層統治規模。

大正8年（1919）日本鑑於內外的情勢，決定派田健治郎擔任首位文官總督，田總督以同化政策為治台方針，將文武各官分立，區分普通行政與警察行政，致力推動地方自治。

大正9年（1920）公布一系列法令，改正地方制度，州之下置郡、市，廳之下仍設支廳，郡之下設街、庄。[2]原為一級地方行政單位的宜蘭廳被廢，分設宜蘭、羅東及蘇澳3郡，隸屬台北州。宜蘭郡下轄宜蘭街、頭圍庄、員山庄、礁溪庄、壯圍庄；羅東郡轄羅東街、五結庄、三星庄、冬山庄；蘇澳郡的轄區只有蘇澳街一地。

街庄正式成為一個有預算、有固定編制公務人員的組織。先前街庄區長是名譽職，只支領少量事務費及配署數名書記協助辦公；如今街長成為支薪的官員，有法定的預算、明文規範權利義務、機關員額，其下有警察機關及其輔佐的保甲制度，官方第一次可以如臂使指地，將法令從中央貫徹到每一個人。

大正9年（1920）同時設立各街庄協議會作為諮問機關。[3]街庄的協議會，雖然沒什麼權利，但是形式上是街庄的監督單位，而且名額眾多，成為台人精英競逐的目標。在昭和10年（1935）以前，街庄設協議員，都是官派的，除非與殖民當局有良好的關係，否則，不可能在濟濟多士中脫穎而出。

以宜蘭街為例，大正9年至昭和10年（1920-1935）共任命8次官選協議員，每次15-16名，其中半數是日本人，其餘才任命台灣人。昭和10年（1935）實施半數民選後，協議員總額增為20名，其中10名為官選，10名民選協議員中，兩屆的協議員選舉，民選台人協議員都只有4人。總體而言，歷屆協議員台人都少於半數，或僅只半數，茲將台籍協議員的任命情形和簡要背景整理如附表2。

在從大正9年至昭和14年（1920-1939）之間，總共有10屆25人、65人次的官選協議員中，以學歷而言，陳老番、張添旺、石鏗遠、林榮吉等4人，合計7人次，占10.7％，因為資料不足，因而缺而不論，暫以不詳表示，但可以推論並非漢學出身。漢學出身，即是清代舊仕紳，有林拱辰、林青雲、李克聯、連碧榕、莊贊勳、黃北等5人，共16人次，占24.6％，除連碧榕外，都有紳仕章。其中連碧榕一人連任6屆，莊贊勳連任3屆，其餘都在1-2屆之間，扣除連碧榕的任期，只占15.4％，而且他們的任期都在昭和5年（1930）之前的5屆，可見當局提名漢學出身的仕紳出任協議員，象徵意義居多，代表對舊仕紳的尊重。

連碧榕擔任6屆12年的協議員，可見是殖民政府心目中的中堅人物。連氏出生雙溪，為連日春舉人之子，明治34年（1901）與黃纘緒舉人之女結婚，因而徙居宜蘭，[4]經營果樹園、興辦改良糖廍，後來遷居花蓮，與兒子共同經營花蓮港開墾450餘甲土地事宜。[5]連氏的久任可視為黃纘緒舉人家族在宜蘭地位的延續，從他參加昭和10年（1935）民選議員選舉並獲當選，可以發現黃舉人雖然去世數十年，其家族在宜蘭仍有相當的影響力。

國語傳習所出身者有林澤蔡、林彪年、吳阿耀、林元弼4人，合計12人次，占18.5％，林澤蔡可能因為健康因素，而於大正9年（1920） 卸下宜蘭街長之職，當局可能是基於酬庸，所以安排他擔任街協議員，但他不幸在大正11年（1922）去世，因而當局又任命他的侄子林彪年擔任4屆的協議員，所以林澤蔡家族總共擔任5屆；林元弼、吳阿耀各擔任4、3屆，可見這批最早接受日本教育者都深受統治者的信賴。

國語學校出身者共有陳阿呆、張振茂、黃再壽、李火寶、甘阿炎等5 人，廖燦堂學歷雖僅止於宜蘭公學校，但曾任公學校教師，因此一併討論，合計21人次，占32.3％，除了黃再壽之外，他們的共同點是，由教職而從事產業活動，累積足夠的經濟實力之後，爭取到政治地位，並且將政治生命延續到戰後。黃再壽的產業實力已如前述，他雖然只任2屆協議員，但他後來出任台北州協議員，影響力並不侷限於宜蘭地區。

甘阿炎是後起之秀，在宜蘭街時期最後一屆（1939）獲聘為官選協議員，可甘氏在宜蘭昇格為市之後，又連任2屆官選協議員，甘氏是宜蘭教育界的大前輩，也是日治時期少數曾擔任公學校校長的台灣人，他於昭和13年（1938）離開教職，投身於實業界和政壇，戰後他延續政治工作，當選縣議員，進而膺任宜蘭縣第二、三任縣長。

張振茂國語學校師範科畢業，大正4-7年（1915-1918）擔任公學校教師，大正7年（1918）辭職經營實業，大正9年（1920）獲選為宜蘭街官選協議員，大正13年（1924）任壯圍庄長，14年（1925）任壯圍信用組合長，昭和5年（1930）組織宜蘭建築信用購買利用組合理事。他在大正13年至昭和5年（1924-1930）沒有擔任官選協議員，應該與他出任壯圍庄長有關，昭和10年（1935）張氏參與當選民選街協議員，可見有一定的基層實力。[6]

醫學校出身者有陳金波、林人和、陳土金3人，合計7人次，占10.8％，除了陳金波之外，其它2人的任期短暫而分散。醫師活人濟世普受社會各界敬重，日治時期，宜蘭街的醫師較少獲選為官選協議員，或許跟蔣渭水、陳金波等醫學校校友熱烈地參與台灣各種社會改造運動有關。

蔣渭水的活動主要在台灣各地，他在宜蘭最重要的盟友是陳金波，出身於內員山地主家庭的陳金波，大正2年（1913）年4月自醫學校畢業，分發到總督府宜蘭醫院任職，大正8年（1919）在宜蘭街開設「太平醫院」，是第三位在宜蘭街開業的臺籍西醫。從種種條件看來，是殖民政府培育出來的台籍精英，因而大正9年（1920）被任命為首屆的官選宜蘭街協議會員，此後連任了4屆8年。大正15年（1926），又受命為宜蘭街助役（副街長）。[7]

作為一位獨立、自由，又收入豐厚的開業醫生，陳金波得以從容的參與社會政治活動。陳金波從大正11年（1922）起擔任「台灣文化協會」理事，大正12-14年（1923-1925）間，多次追隨蔣渭水巡迴各地演講活動，昭和2年（1927）台灣民眾黨設立宜蘭支部，陳金波是重要的推手，他並積極促成各種社會團體的成立，可能因為他熱中於社會運動，常常與執政者的意見相左，昭和3年（1928）以後，他就不再獲聘為官選協議員。

石進源留學熊本縣立高等農學校，大正6年（1917）任利澤簡區長，大正9年（1920）任宜蘭製酒株式會社常務取締役，[8]同年獲選擔任街協議員，雖只一任，但6年之後其弟石鏗遠又連任兩屆，到了昭和10年（1935）又膺任官選協議員，石家合計4任8年，同時，石鏗遠又是昭和9-15年（1934-1940）間頭圍地區的酒類賣捌人，可見石家與執政者關係十分友善。

從宜蘭街官選協議員的名單可以發現，漢學出身的舊仕紳逐漸淡出宜蘭地方領袖的舞台，因為日治後沒有了科舉制度，這無疑是必然的趨勢。日治後新生的世代，想要在社會中出人頭地，接受日人的新式教育是必備的條件，在1920年代起，日益增多新秀出現在官選協議員名單中，這其中出身國語傳習所畢業生依然深受倚重，出身醫學校、國語學校者占一半，細而言之，國語學校校友獲選的人次幾近三分之一，顯示台灣在1920年代社會穩定、經濟發達之後，對於知識精英的仍有較高的期許；相對而言，醫學校出身者較少，恐怕是受蔣渭水、陳金波熱衷參與反對運動的影響。

1. 模擬選舉

大正9年（1920）實施的地方自治，並不能滿足台灣人的期待，引起要求改善自治制度的社會運動。
台灣民眾黨為改革台灣地方自治制度，在全島各地舉辦政談演說，普及民眾的政治思想，以期得到真正的地方自治。《台灣民報》進而主辦五州七市議員模擬選舉投票，該報在昭和5 年（1930）11 月間發布模擬選舉辦法後，引起熱烈的迴響。

選舉方法是以市或郡為選舉區，依人口比例算出應選名額。凡20歲以上之住民，不分男女皆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投票需要記明被選舉人姓名及自己之住所姓名，一人限投一票，最高票者當選；投票期限，定於昭和5年（1930）12月25日下午6時截止。[9]

即使是模擬的選舉，也可以測試民眾對候選人的支持程度，因而候選人及其支持者，皆盡力策畫以期獲得優勝，作為將來真正自治選舉實施時的準備。於是民眾紛紛要求多給時間和機會，以便自治訓練能夠普及，喚起同胞覺醒，藉以促進台灣地方自治的完成。因而台灣民報社把投票期間延長至昭和6年（1931）1月5日截止。[10]

為了炒熱選舉話題，社會團體包括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台灣民眾黨，及台灣人系統的商工團體，莫不向黨員及會員，要求參與投票，作為自治的訓練。《台灣民報》每隔一段時間就公布投票的統計，昭和5年（1930）12月底，《台灣民報》統計，得票者中佔優勢的團體，第一為民眾黨、第二為自治聯盟、第三為商工團體、第四為文化協會、第五為官僚派。個人得票中，蔣渭水高居台北市區第一名。[11]

由於民眾的熱烈參與，以致連政府當局也跟著重視，就在官民各自動員的情況下，投票截止時，根據台灣民報的統計，台北市區第一名是板橋林家的林柏壽，842票，蔣渭水第五名，423票。宜蘭郡部分，盧纘祥第一名，247票，蔣渭水的盟友陳金波、李珪璋分居二、三名。[12]投票結果，顯示傳統大家族，仍占有相當的優勢，但是民眾黨等社會團體已經可以分庭抗禮了。

只不過是場模擬選舉，台灣人卻激烈競爭，背後的意涵十分值得玩味，這顯示台灣人對於「真正的」地方自治的期待，或許由於昭和5年（1930）的模擬選舉，加快了「真正的」地方自治選舉的到來。

2. 昭和6年的轉變

蔣渭水病逝於昭和6年（1931）8月5日，臨終殷切叮嚀同志：「台灣社會運動既進入第三期，無產階級勝利迫在眉睫，凡我青年同志務須極力奮鬥，舊同志亦應倍加團結，積極的援助青年同志，切望為同胞解放而努力。」[13]蔣氏病逝後，日軍在中國東北發動九一八事變，台灣實施戒嚴，台灣共產黨、新文協在殖民當局的大檢束下土崩瓦解。昭和11年（1936）5月發生林獻堂的「祖國事件」、同年8 月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的解散、昭和12年（1937）6月《台灣新民報》的被迫廢止漢文版，蔣渭水生前極力奮鬥的反殖民運動到此似乎畫下休止符。可是，希望的種籽總是在最艱難的境地萌芽。

反對陣營過去一直想在大型企業中發動罷工，總是不成功，昭和6年（1931）6月二結製紙工場台籍男女職工30餘人上午6時派代表向幹部要求，工作時間由18小時改為12小時、給予員工退職給與金及支付受傷治療費等福利，10時幹部回答僅可修改工作時間，其它無法同意，於是30餘人集體罷工，次日警察要求解散，他們則提出辭呈。[14]

這則在《台灣日日新報》版面一隅披露的新聞，顯示它是一件大事，文中也看不出任何社會團體暗中策動的痕跡，如果是紙廠員工自行串連而進行的罷工行動，人數又多達數十人，可見文協、民眾黨對於勞工運動的紮根工作，是開花結果了。

昭和6年（1931），由於日本正要開始它的軍國主義之路，隨之而來，台灣當局對社會運動團體的管控也愈來愈嚴格，也全面性地取締了台灣幾個重要的團體，看起來使反對運動元氣大傷。

或許實際的情況是，在台北的中央指揮機關被取締了，靈魂人物如蔣渭水過世了，但他們近二十年來努力培育的社會工作者，轉而到各地繼續耕耘民主的園地，至少在宜蘭是如此，但因為時代氛圍轉變了，他們也得跟著轉型，以迎接新的挑戰，那就是昭和10年（1935）舉行的地方自治選舉。

[1] 王世慶編纂，《重修台灣省通志．卷七政治志．建置沿革篇》( 南投，該會，1990)，頁155。

[2] 王世慶編纂，1990，頁284-285。

[3] 宜蘭街役場編，《宜蘭街勢一覽》( 宜蘭，宜蘭街役場，1922、1927)，頁3、46。　

[4] 遠藤克己，《人文薈萃》( 台北，遠藤寫真館，1921)。

[5] 東台灣新報社，《始政三十年紀念出版－東台灣便覽》( 花蓮，該社，1925)，頁196。

[6] 台灣新民報社，《台灣人士鑑》日刊一週年紀念版( 台北，該社，1937)，頁112。　

[7] 范燕秋，〈日治時期宜蘭地區政治運動領導者─陳金波醫師〉，《宜蘭文獻雜誌》第16期，1995，頁72-87。　

[8] 遠藤克己，《人文薈萃》( 台北，遠藤寫真館，1921)。

[9]《台灣民報》第343期，1930年12月13日。

[10]《台灣民報》第344期，1930年12月20日。　

[11]《台灣民報》第345期，1931年1月1日。

[12]《台灣民報》第347期，1931年1月17日。

[13] 林柏維，《台灣文化協會滄桑》( 台北，台原出版社，1998)，頁75–76。

[14]《台灣日日新報》，1931年6月20日。　

書名：宜蘭的日本時代

作者：林正芳

出版單位：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出版日期：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