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陽博物館

-節錄自《宜蘭的日本時代》一書

第170期-2024年11月

日治初期為了穩定統治，殖民政府頗為禮遇本地仕紳，另一方面，全力推展新式教育，以培育懂日語的在地精英，隨著統治日久，這些人在殖民政府有計畫的培育下，到了 1920 年代，先後出任街長、區長，成為地方領袖。

日治時期建構的體制，不但培養了統治台灣的基層精英，也培植了自己的反對者。和所有的殖民地一樣，無論統治者宣稱多麼仁慈，施行了多少的德政，總會有有識之士，發現自身因為種族差異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起而投身於反對運動。

宜蘭因為地處偏遠，原來在台灣政治版圖上無足輕重，但自 1920 年代，蔣渭水投身反對運動後，帶來台灣的政治啟蒙運動，很多他的宜蘭支持者，因而加入，進而創立團體，使得 1930年代的宜蘭社會運動，呈現繽紛而耀眼的色彩。

宜蘭的漢人社會大約在清代嘉慶 2 年（1797）以後才陸續建立，清治時期仍保留開拓時期的草莽精神，地方領袖的產生多為自然產生，或與血統身分有關。到了 19世紀末，沈葆楨甚至以「淡蘭文風冠全台」來肯定宜蘭地區的文治教化，科舉制度的長期執行，讓本地人有社會流動的機會，在宜蘭形成了一小群的知識分子集團。

改朝換代之後，產生了一個尷尬的情形，原來十年寒窗的書生，指望一朝金榜題名的晉身之階不見了。雖然日治初期以後藤新平製定的「漸進主義」、「舊慣溫存」的策略作為主軸，但日本人對於明治維新時期引進的西學和資本主義，因此而打敗了清國，稱雄於亞洲，深具信心，因而並不打算延續在台灣實施有年的科舉取士的制度。

漢人傳統社會「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下，使讀書人能享受社會中較高的待遇，但還是要通過科舉，取得政府的身分認證，才能成為宜蘭人中的「上層階級」。他們在各種官方或民間的儀典事務上，有法定的地位和榮典，藉由上行下效的模式，作為一般民眾的表率。

日治初期亂象頻生，為了籠絡台籍仕紳以穩定殖民統治，依循清代慣例舉辦揚文會、饗老典等以示尊崇。明治 29 年（1896）10 月頒布「台灣紳章條規」，頒授紳仕章給具有科舉功名、有學問、資產或名望之台人，明治 30 年（1897）4 月依此法首度頒授 336 人紳仕章。¹

我們可以從大正 5 年 (1916) 出版的《台灣列紳傳》中獲得紳仕章的宜蘭人名單中，去解析新政權如何收攏人心。

明治 30 年（1897）宜蘭地區的佩綬紳仕章人物共 55 位，因為施行成效良好，此後又陸續頒授紳仕章，增加了 24 位紳仕，合計 79 人。從區域的分布來看，當時宜蘭地區的各街庄中，除了蘇澳之外都有當地人獲得紳仕章，溪北部份有 42 名，占70％，超過三分之二，其中宜蘭街就占了 21 名，排名第一，羅東 8 名第二。頒授紳仕章的區域分配，基本上呼應了清代宜蘭各街庄的份量，以名位鞏固漢人仕紳對新政權支持的意圖十分明顯。

沒有功名而獲頒紳仕章者中，都是在改朝換代中有穩定地方或重要功勞的人士。如陳謙遜是清代的羅東堡總理、張江池是清水溝總理，為地方實力人物；吳永川為歪仔歪地方名望家，「乙未改隸後，出仕救民局，誠忠奉公」，² 林延祚「素擁厚產，每臘救窮恤貧，以給錢穀為例。」³ 是壯二庄受景仰的人物。

另 3 人都在乙未割台之際有著重要的功勞，林含靈「乙未割讓時，蘭境不靖，嚴緝人心，維持地方，所以免得玉石俱焚之患者，君亦與有力也。」⁴ 羅東堡月眉庄的林冠英在清代就負責該地的聯庄保甲事務，平定西皮福祿二黨分類械鬥，「乙未變革後，匪賊蠭起，君嚴緝人心，鎮撫有功，翌年賜金賞功。」⁵頭城人盧廷翰因為與日人親善，因而抗日分子以盧宅為攻擊目標，放火燒毀，《台灣列紳傳》上說：「明治 28 年帝國收籍後，匪賊蜂起，闔境鼎沸，君即嚴緝人心，誠忠竭力，屢建勳功。」⁶

大正 2 年（1913）有一波人數比較多頒授紳仕章行為，獲頒的 19 人中，有功名者只有武科舉人江錦華、員山堡生員陳以德、礁溪庄武生員林祖陳、監生黃仕北、二結堡三結庄林錦成等 5 人，約占 26.3％。

接受殖民教育畢業自宜蘭國語傳習所者有 4 人，分別是明治 39年（1906）拜命為溪洲區庄長的陳拔英、明治 43 年（1910） 任
清水溝區長郭奠邦、明治 41 年（1908）任羅東區長的陳純精、任宜蘭區長的林澤蔡，占 21％。

其餘 10 人都是富商或豪農，約占 74％，如在宜蘭街開設珍香號，「以米榖雜貨廣販于市」⁷ 的陳貴仁、頭城下埔林振立、羅東首富藍新等，他們絕大多數都被殖民政府委以區長或保正之職，藍新擔任宜蘭廳參事。

顯示殖民政府有意在清代「紳仕」一詞的傳統認知下，漸漸擴大為意指對社會領導人物的泛稱，一方面解構掉科舉功名的封閉條件，一方面又將地方領袖盡可能地納入，這些沒有取得科舉功名的人物，在清代大多只能擔任地方角頭，如今靠著接受日本教育或產業
經濟上的實力，躋身於「紳仕」之列，擔任起地方領袖的職務，「紳仕章」只是個虛名，對殖民政府而言，所費不多，但足可讓地方領袖感恩戴德。

[1] 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 台北，正中書店，1992)，頁 62-63。　

[2] 鷹取田一郎，《台灣列紳傳》( 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16)，頁 81。　

[3] 鷹取田一郎，1916，頁 88。

[4] 鷹取田一郎，1916，頁 87。

[5] 鷹取田一郎，1916，頁 76。

[6] 鷹取田一郎，1916，頁 85。

[7] 鷹取田一郎，1916，頁 75。

[8] 從日治早期公學校的教師履歷書，可以得到較詳實的傳統仕紳的履歷，例如本表的陳拔英，生於 1858 年 ( 戊午 )，1866 年 (丙寅 )9歲入學，研習了 12 年之後，在 1877 年 ( 丁丑 ) 到台南府城考縣試，不售，2 年 ( 乙卯 ) 後再考，但這次考試因為行政區域調整，新設了台北府，原噶瑪蘭廳改為宜蘭縣，所以陳拔英就不用千里拔涉到台南，就近在台北考試，看起來還是沒有考上，直到 1881 年 ( 辛已 ) 才金榜提名，考上生員，也就是俗稱的秀才。

書名：宜蘭的日本時代

作者：林正芳

出版單位：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出版日期：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