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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博電子報

120期-地方營造、市民知的生產與新公共空間的形成

黃貞燕  /  台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助理教授

取自蔡明志,《2013博物館與地方文化發展》,蘭陽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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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博物館與地方文化發展》封面

編按

為了擘劃宜蘭縣博物館事業的新願景與發展策略,宜蘭縣政府文化局與蘭陽博物館共同策劃「2013博物館與地方文化發展論壇」,在10月18日與19日舉行,來自全國各地關心博物館事業發展的人士交流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的策進與合作關係,會後將發表的演說及論文結集成書,蘭博電子報逐期全文刊登。

前言

自1970年代以降,強調以地方為主體的內發性發展論(endogenous development),一方面做為對抗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思維,或者做為地方政策與文化政策的新論述,在全球各地逐漸萌芽、發展至今未歇。內發性發展論主張應重視地方的歷史、自然、文化、產業的內涵,並由地方居民自主動員,從地方各個面向的傳統與資源中,衍生出促進地方整體發展的能量。在臺灣自1990年代以降,相關公部門政策與社會實踐都陸續登場,我們的確看到「民間力量」在地方事務、特別是文化領域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今日,「地方自主」、「從下而上」等用語,已經成為地方營造的政策論述或現象描述的關鍵字,然而,這個仍然奮力前進的趨勢仍然有許多有待探究的問題,例如,「地方」指的是什麼?「地方」究竟是如何自主?自主了什麼?「從下而上」的民間運動,又造就了什麼樣的文化與社會?

 

做為思考上述問題的切入點之一,本文將介紹日本1980年代以降主張透過「市民知」的生產來回應地方課題的實踐之哲學,以及兩個環境問題的相關案例。在此所謂的「市民知」,乃是指相對於專家知識與生活者知識的另一種知識型態。專家知識指受有專業訓練、特別是學院訓練的專家,透過科學的理論與方法所生產的知識;生活者知識指的是地方居民在日常生活中自覺或不自覺、主要透過身體實踐所累積的有關生活課題的種種經驗或認識;而市民知,指的是為了重新認識或回應與自身相關的生活課題,以地方居民為主體透過有計畫的學習或探求所獲得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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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貞燕教授參與論壇

市民活動與市民知的生產

著重市民知的生產,可以說是日本1980年代以降地方居民活動中相當突出的現象。在日本由地方居民自主動員回應社會問題始於1960年代,當時主要針對環境公害問題,當時地方居民採取與公部門或企業對抗的立場,經常以「市民運動」稱之。1980年代以降,地方居民逐漸與公部門建立夥伴關係回應地方公共課題,為了與市民運動有所區別,將地方居民這種新的活動型態稱為「市民活動」,其特徵是基於共同的社會關懷,例如教育、藝術文化、地方營造、環境保全等,集合有志的地方居民自發而持續的活動,活動的目的超越個人或少數人的利益。


市民活動的類型主要有二:一是肯定現狀而發起,與行政建立互補的關係,例如社區活動;一是以自己生活模式的變革為出發點,擴及以社會或相關制度的改變為目的,例如環保運動、地方營造運動。(荻原なつ子,2009:21)日本的市民活動興起至今不衰至少可以舉出三個原因,一是戰後生活者養成型社會教育觀的奠定;二是地方公共政策的議論或決議納入市民參加的機制,做為地方社會公共課題、磨合社會共識或社會決議的途徑;三是1990年NPO法的成立,降低了市民活動的門檻,也提供了多樣的支援,因此又被稱為市民活動促進法。為了追求有所改變的市民活動,經常以市民自主的研究學習活動為基礎,這些研究學習活動的特色是,針對生活周遭的課題,不強調客觀性,反過來強調從主觀觀感、即做為生活者的感受指出生活周遭問題所在,為了解決問題,透過共同學習以獲得足以回應問題的知識、能力與共識。

市民研究與市民參加型調查計畫

豐田財團於1979年至1997年間舉辦的競爭型補助事業「市民研究競賽:來關心身周遭的環境吧!」,目的在於補助市民就生活周遭環境進行的研究活動。該計畫的企劃者山岡義典認為,讓地方居民擁有認識、理解身周遭環境問題的能力甚為重要,這種能力也是自主參與環境問題的基礎。山岡主張,「研究」並非專家的特權,促成市民就身周遭環境問題進行研究的意義在於:

 

行動需要理論,也就是說,進行研究、認識課題這件事有其必要,為了要冷靜地觀察、持續觀察是重要的,這才能成為長期行動的力量。仔細觀察的重要性,是我最想強調的,作為行動的後盾,仔細觀察這個工作有其意義。沒有這個基礎,也不會有深度。因此,我才會希望確實地支持市民進行研究觀察活動。還有,專業的研究者的想法,和市民從生活現場孕生的想法,在兩者的差別之中正是產生在性質上有別於學院研究、全新研究活動的機會。我想讓這個計畫成為促使社群得以重新面對自己生活環境的契機。之所以堅持要鼓勵市民研究活動的原因,市民運動多半起於因應特定議題,有強烈的目標指向,也因此帶有一但目標達成活動就終止的傾向,只是暫時的。市民的活動,應該更具有創造性。此外,採取研究活動的定位也能吸引更多不同的人來參加,這也是一個好處。(萩原,30-31)

 

這個競爭型補助活動隔年舉行一次,共計七回,申請件數共計713件。申請的條件包括研究課題必須與生活相關的課題,申請者不得是專家,也不接受個人進行的研究計畫。補助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稱為「預備研究」,補助為期一年,審查的基準為研究課題的觀點與問題意識、研究方法、研究團隊的組成方式等。依據預備研究成果進行第二階段審查,主要衡量研究計畫實施的可能性、團隊研究的發展性、對其他領域或地方的影響、與地方社會的關聯,以及研究的未來性等等。「預備研究」通過第二階段審查者最多再補助兩年的研究活動,稱為「本研究」。七回補助的「預備研究」共125件,進階為「本研究」的共計63件,研究課題包括自然環境、生活環境、社會福祉、歷史文化等領域。(荻原なつ子,2009:19-99)

 

另一種有關環境問題、市民知生產的代表活動,就是市民參加型環境調查,由專家設計調查的課題、方法,帶領一般市民進行田野調查工作,並共同整理、分析調查結果。市民參加型調查,並不是專業者調查的簡易版,而是在目標、方法論與執行方式都截然不同的活動。如果說,專業者的調查研究之目標,是透過客觀的調查對學科有所貢獻,則相對地市民調查的目的在於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了解自身狀況。如果目標在於解決社會公共問題,比起著重科學的調查,可能市民╱問題關係人參與的調查更具有影響。在回應社會公共問題上,市民調查的優點包括可以藉此反應地方居民的觀點,比起追求學問嚴密性的專業調查,更加重視有利於實踐的說服力,以及最重要的,解決問題的主體和調查的主體如果是同一、或者相近的一群,對於後續的社會實踐當然有所助益。

 

1989年起由滋賀縣琵琶湖研究所發起,由地方社團「水與文化研究會」(附註一)以及琵琶湖博物館結成團隊共同執行的「大家的螢火蟲調查計畫」,是市民參加型調查中相當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多次獲得環境保全、生活文化創造或地域振興等領域的獎賞(附註二)。該計畫的調查內容結合人文與自然兩方,具有總合環境教育意義,也喚起居民的環境行動,該計畫持續推動十年、共計3500人參加(水と文化研究会,2000:10-11)。

 

「大家的螢火蟲調查計畫」的目的集結地方居民長期、有計畫地觀察、紀錄生活周遭水環境的變化,除了螢火蟲的出沒狀況之外,還包括觀察地、日期、時間、天候等,特別是有關觀察地點之水量、垃圾分布、護岸方式以及週遭建物與照明狀況等,透過輔助表格將觀察結果紀錄或繪圖下來。持續進行十年後,從歷年來螢火蟲的生息變化,觀察環境的變化等,解讀出螢火蟲生息與地方氣候、環境與社會變化的影響。(水と文化研究会,2000:10-27)

 

計畫執行第十年,以回顧的方式整理了十年來螢火蟲與環境的變化,還新增一項問卷調查,以了解這項連續調查對地方生活帶來的影響(附註三)。從問卷調查結果得知,由於參加這項計畫,地方居民與環境連帶感提高了,家庭的共同話題、近鄰的交流也增多了,已經被淡忘的往昔生活景象,又重新回到人們的交談中。此外,為了護衛螢火蟲的生活環境,也出現居民團體的環境保全行動。例如水環境的維護行動,或者如大津市的居民,由於參加這項計畫的契機,發起守護、認識地方自然的活動。當市內的千丈川進行護岸工程時,地方居民聯合起來將岸邊的螢火蟲幼蟲與蟲卵遷移到其他安全的地方,並要求護岸工程採取未來螢火蟲依然可以生存的方式進行;市內一所幼稚園舉辦一個連續四年的螢火蟲說故事活動;地方上甚至自行組成「螢火蟲守護會」,一起觀察地方螢火蟲的活動,每年舉辦「千丈川螢火蟲研究發表會」,從小學生到大人,或是發表觀察日記,或是發表吟詠螢火蟲的短詩(水と文化研究会,2000:45-133)。這次回顧式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了這項計畫的意義。本調查成果也成為琵琶湖博物館常設展「湖的環境與人類的生活」展示內容之一。

 

計畫的發起人、嘉田由紀子(2000)提到這個計畫的背景。地方環境現狀的資訊,乃是地方社會思考地方問題的重要資料。但是實際上,行政為了便利政策決議所需要的資訊是做為客觀性、正確性擔保的科學數據,而不是能有助於進一步「發現」問題、或「引發」議論的資訊。在此背景下,嘉田與琵琶湖研究所擬定的策略是,製作提供地方環境資訊的地圖帳,藉此刺激地方居民發現並重視具體的、個別的、實證性資料的意義。承此目標,地圖帳製作有幾個關鍵原則:比起平均值,特定的、具體的資訊更為重要;比起結果,執行過程與思考過程的市民參加更為重要;調查的內容,比起水質這種抽象的主題,居民能有所共感、與生活有所關聯的對象更為重要。

 

選擇「螢火蟲」做為調查對象,因為螢火蟲不但是人類抱有好感、存在於身周邊的昆蟲,也具有神秘性,能夠引起一般人的興趣。加上向來認為螢火蟲是環境乾淨的象徵,但實際上其實不然,這種印象與事實的差異,正好做為環境認識之社會文化脈絡調查的主題。調查過程著重「即時性」、「對話性」與「累積性」。透過數位資料庫的管理,電腦網站的溝通以及紙本通訊的發行,建立參加者之間的夥伴意識,即刻看到與人分享調查的結果。觀察螢火蟲與其生息環境,成功地引發了居民對自己周邊環境的注意,也自然地對鄰近地區的狀況感到好奇,也就是說,引起居民對具體的、特定的資訊的興趣。研究者也透過參加型調查有了新的發現:比起自然的變遷,人類的環境意識的變化更大,以及,還有許多事是目前的研究方法不擅長掌握的。

 

螢火蟲的調查計畫之所以喚起居民的環境行動,這是因為參加者除了藉由調查了解生態環境,透過螢火蟲也彷彿看到於自己於生態中的處境,因此對自我與環境的關係有了更深刻的體會。關於環境問題,專家進行的專業調查與研究當然非常重要,但是地域居民環境意識的喚醒,為保護活動奠定社會基礎,同樣重要。市民參加型調查,希望透過參加者的實際體驗,強化環境與生態學習,也是一種為地方上不同背景的居民建立相互交流與溝通管道的設計。(嘉田由紀子,2000)。

環境問題、市民知的生產與新公共空間的形成

市民知的生產活動在對應環境問題的意義,根本的原因來自於環境問題性質本身。1960年代由企業造成的大規模汙染問題,此時環境問題的模式,是受害者(市民)與加害者(企業)的對抗。這種模式在1980年代以降有了很大的變化,對於環境問題的關心,從過去的自然物種或自然地域轉向抽象的人與環境的關係問題上,過去關注的自然保育課題,也逐漸轉向人與環境永續共存的問題。在新的問題意識之下,問題的利害關係人不但變多也變得多樣化,也意味著有關環境的價值觀或對環境問題的認識隨之多樣化。環境問題的本身,以及回應環境問題的方法也都隨之複雜化。為了對應環境問題,比起提供科學的解答,如何整合多樣的利害關係人以及多樣的價值觀,變成更為重要的課題。

 

很長一段時間,社會公共問題的決策仰賴專業科學知識的判斷,也建立了一套相應的、支持專業主義的政策運作體系,行使公權力的行政系統與生產科學知識的權威性機構建立緊密關係,使得科學領域的合理性長期來等同於社會領域的合理性。然而,由於近年發生許多涉及科學知識運用或判斷的社會問題,使得科學知識與社會之公共性議題重新受到重視。例如,遺傳因子轉換食品對人體的影響如何評估,狂牛病如何管制,地球暖化如何對應等等,這些問題一方面具有許多不確定因素,使得今日科學難以提出明確的解答,一方面涉及複雜的社會網絡運作,也難以提出簡明有效的解決之道。在科學知識做為公共政策決策正統的依據的時代,相對於具有科學知識的專家,市民則被定位為不具科學知識的一群,在公共政策上無置啄之地。但是,當社會的公共問題單靠科學知識無法完全解答,科學知識就不再具有絕對的優勢,此時需要新的公共空間,形成社會合意,做為社會問題決策合理性的依據,也是引導科學知識與社會連結的手段。(藤垣裕子,2003:5-10)

 

藤垣(2003:78-84)引述Edwards A.關於公共空間的定義:(一)是一種民主過程;(二)具有公共性目標;(三)具有調整利害關係的作用;(四)是一種社會學習的場所。代表的類型如具有論壇性質的媒體、社會運動、科學技術評量以及協商會議等。上述的公共空間概念具有如下的意義:首先,反省科學統治慣用之放任或規制的二元對立模式,開始聆聽不同利害關係者的聲音,考慮不同的立場再做成決議;其次,反省向來以行政與專家為中心的公共政策決策模式,科學一方面應該擔負起政策決定的責任,一方面也應該具有批判政策的能力,科學與政策之間相輔佐的模式,可藉由公共空間的形成來加以調整,由行政與專家形成決策,由市民被動地接受與承擔的模式也應該有所改變。行政、專家、民眾之間共有的公共空間,是形成社會合意的場域,但是,做為決議依據之知識如何產生,形成決議的方式,行政、專家與民眾三者之間合理的責任境界線又如何決定等,都是重要的課題。

 

在新的環境問題認識下,環境治理首要著重的是多樣主體參與的重要性,因此,環境問題的市民研究或是市民參加型調查,在環境治理上的意義有三:這既是科學知與生活知對話、生產新知識的媒介,也具有相關社會資源聯合的作用,同時,也是不同意見交流與整合的公共空間。

結語

在日本環境問題與市民知的生產的實踐中,不論是市民自主的研究活動,或是市民參加型調查活動,一方面研究或調查的目的在於回應地方課題,並著重如何透過多樣主體的參與、共同生產的知識,以成為不同群體之間對話的基礎;另一方面,做為問題關係人的地方居民,也透過學習獲得思考與參與問題的能力。也就是說,市民研究或市民參加型調查執行的過程本身,可視為公共課題、專業者與關係人之間共同建構的新公共空間,而研究或調查活動所得的新知識,即是思考公共課題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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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貞燕教授於2013年博物館與地方文化發展論壇上演講

參考書目

  • 丸山康司,2007。〈市民参加型調査からの問いかけ〉,《環境社会学研究》13:7-19。
  • 水と文化研究会,2000。《みんなでホタルダス》。東京:新曜社。
  • 荻原なつ子,2009。《市民力による知の創造と発展》。東京:東信堂。
  • 藤垣裕子,2003。《専門知と公共性-科学技術社会論の構築へ向けて》。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 嘉田由紀子,2000。《身近な環境の自分化-生活知と科学知の対話を目指すホタルダス》。水と文化研究会╱みんなでホタルダス(編)。東京:新曜社。192-220。
  • 黃貞燕,2011。〈博物館、知識生產與市民參加-日本地域博物館論與市民參加型調查〉,《博物館與文化研究》1:5-33。

附註

  • 附註一:水與文化研究會於1989年由滋賀縣內有志者結成的地方社團,第一任代表為滋賀縣立大學教授高谷好一,其後由嘉田由紀子續任。嘉田由紀子1982年到1996年任職琵琶湖研究所,1997年起擔任琵琶湖博物館學藝員,也是這兩個機構與民間社團緊密合作的關鍵人物之一。參見水與文化研究會官網(詳見相關連結,瀏覽日期:2011年2月5日)。
  • 附註二:如1992年獲「東京創造大賞」、1996年獲「Han-Roku文化財團地域振興賞」、1999年獲「環境廳水環境賞」、2001年獲「環境水俣賞」。參見「水與文化研究會」官網(詳見相關連結,瀏覽日期:2011年2月20日)。
  • 附註三:該問卷調查針對學校以外的個人參加者共300人,回收問卷共129人。參見水と文化研究会,20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