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正芳

-蘭陽博物館節錄自《宜蘭的日本時代》一書 第190~202頁

第175期-2025年04月

相對於 1920 年代的開放自由，1930 年代起台灣社會氣氛轉為嚴肅。九一八事變後，中日關係日漸緊張，衝突不斷升高，昭和 11 年（1936）上任的台灣總督小林躋造喊出「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的口號，作為統治台灣的原則，積極展開皇民化運動。¹ 昭和 13 年 (1938) 日本發布「國家總動員法」，台灣亦進入「戰時體制」。

殖民政府如火如荼的展開一波波社會教化運動，急速地推動改姓名、國語運動、神社參拜、寺廟整理等皇民化事業，隨著日本戰局的由盛轉衰，日本準備把台灣當作本土防衛的第一線，1940 年代初期的台灣充滿戰爭氛圍。²

日本統治台灣後，就開始營建不同等級的神社，最初的目的是提供在台日人一個心靈寄託之所。明治 34 年（1901），宜蘭廳長為祈求地方安寧、穩定移住宜蘭日本人的民心，乃於宜蘭公園興建台灣第一個地方神社—宜蘭神社。³ 其後十年，宜蘭地區沒有新建神社，等到殖民政府控制了原住民後，在各社派駐警察鎮壓，為了「安慰在荒寥寂寞之地服務之員警職員及其家族」，⁴ 因而在各原住民部落建立神社，大正 9 年（1920）8 月建立東澳祠、大正 12 年（1923）建立四季祠等。

以日資為主的大型會社進駐宜蘭後，通常會在適當地點興築神社，以保佑企業興盛。如營林所在大正 7 年（1918）10 月於太平山建立加羅山社。⁵ 台南製糖會社於大正 10年（1921）5 月設立二結稻荷神社。

也有地方設置產業的保護神，昭和 2 年（1927）4 月設立的蘇澳金刀比羅神社，主祀崇德天皇，為保佑海上平安的海神。金刀比羅神社位在砲臺山上，居高臨下，可以俯視蘇澳市街、港區和太平洋，所以每年的例祭日，都有動員漁船隊在南方澳港內舉行巡行的儀式。

由於治台初期的漸進主義策略，殖民政府對台灣傳統民間信仰採取放任態度，一般百姓以外來宗教看待神社，因而，宜蘭神社雖未阻止本地人民前往參拜，但參拜神社以日本人為主、本地人很少。

原位於宜蘭公園的宜蘭神社，南側是供日本人就讀的宜蘭尋常高等小學校，自神社建成後就實行神社參拜；而宜蘭神社東側，則是供台灣人就讀的宜蘭公學校，直到大正 7 年（1918）6 月 11 日才開始實施神社參拜。⁶

明治 34 年（1901）10 月 4 日，宜蘭廳長西鄉菊次郎鑑於台灣神社祭典，「實乃千載難逢之大典，對於鼓吹崇敬我國國體定當裨益不少，故盼上流人士之列席。此外，現亦正勸誘轄內重要人士自費參拜。」因而「請准許讀書人列席，自費參拜台灣神社祭典」，這是有意將「神社參拜」的榮典，讓本仕紳參與，不料西鄉這番美意竟遭總督府回復：「貴廳讀書人等擬參拜事宜敬悉，本件歉難許可。」⁷ 予以拒絕。日本統治初期，在懷柔政策下，尚且不許在地上層人士參拜神社，遑論其它百姓，神社的優越地位，台灣人的差別待遇，可見一斑。

昭和 12 年（1937）起，因為戰爭的逐漸擴大，日本積極利用國家神道，當作掌握民心的工具，隨著皇民化運動的熱烈展開，各級政府加緊興建神社。台灣總督府要求各地以神社為中心，指導部落大眾，讓台灣人能體認、瞭解日本皇國精神的本質，作為社會教化之中心。

但因神社建造費與維護費過於龐大，無法一時之間落實，台灣總督府要求至少在郡役所所在地須建神社，⁸ 也就是從「一街庄一神社」妥協為至少一郡有一神社。宜蘭郡的宜蘭神社於大正 7 年（1918）遷建員山。昭和 12 年（1937）11 月，羅東郡以「為涵養敬神觀念及國民精神」為由，由郡守發起，在浮崙建立羅東神社；而蘇澳神社亦於昭和 15 年（1940）2 月舉行鎮座式，蘭陽三郡各自建立神社，這也代表臺北州下「一郡一神社」的目標初步完成。⁹

根據史料及現存遺址的調查，日治時期宜蘭地區的神社可歸納為地方神社、行業神社、學校神社及原住民神社 4 種類型：地方神社作為蘭陽三郡的「總鎮守」；行業神社主要的信徒是服務於該企業或該行業的日本人，與台灣人的關係甚為淺薄，附近的居民大多不知其始末，也少有前往參拜的經驗；學校神社除了羅東小學校外，其餘的6 所皆是所謂的「台灣人學校」—公學校，在台灣社會，咸認接受公學校教育是「皇民化」程度較高的一群，如果再以地理分布來看，這幾所學校神社，除茅仔寮公學校外，皆在當地最精華的街區；原住民神社都是以「祠」為名，位階甚低的「無格社」，神社通常就位在當地最高學府—教育所內或附近，也是該部落最「日本化」的區域，因為該處通常也是警察駐在所等殖民機構最密集的區域。¹⁰

日本在台灣創建神社，通常是由官方主導，集結地方仕紳，組織神社創建委員會，估計營造費用、討論籌措方法，再向總督府提出籌款申請，接著向各界募捐。此因政府經費不勝負荷，需仰賴社會人士獻納，¹¹ 宜蘭地區神社的興建與運作，也是如此。農民雖然經濟能力不佳，但也必須有所表示。如昭和 12 年（1937），羅東郡教化聯合會為尊崇神社、作興國民精神，發動郡下 4 千 5 百戶農家，捐出第一期收穫米穀，每戶 3 斤。¹²

為了改造台灣人，殖民政府一反初期的排拒，大量動員台灣人到神社義務勞動，稱為奉仕，或發動台灣仕紳捐獻，稱為獻納，以轉嫁龐大的經常維護費用到台灣人身上，同時藉此迫使台灣人頻繁地接觸日本神道，進而產生敬神思想，體會皇國的偉大。

學校因學生人數多，勞力充足，而且集體行動，是最理想的勞力隊伍。宜蘭神社移築員山，正在興建時，宜蘭小學校認為是涵養敬神思想的好機會，由校長及各教員引率男女學生百名整地。¹³

1. 寺廟整理

皇民化運動的推展，台灣民間信仰的基地—傳統寺廟無法倖免於難，因為殖民官員認為台灣寺廟裡的神祇幾乎都來自中國，時時提醒台灣人和中國的關聯，妨礙皇民化的推展，必須加以處理與轉化。

昭和 13 年（1938）羅東郡冬山庄打那美部落在庄長及日本淨土宗布教師的指導下，將境內 4 個寺廟的神祇，集中於該部落的中覺善堂，寺裡還設置神宮大麻及升旗台，每月初一、十五日集合部落居民舉行升旗典禮和神棚禮拜，一躍而成為「模範部落」。¹⁴ 寺廟的另一種處理方式是轉化，將傳統的民間信仰轉為日本的佛教，如昭和13 年（1938）11 月冬山庄九份的昭靈宮改成日本佛教淨土宗的聯絡寺。¹⁵

與寺廟唇齒相依的金銀紙業者亦不能倖免，昭和 12 年（1937）5 月，宜蘭郡保甲協會決議禁止燒金銀紙。¹⁶ 同年 12 月，羅東郡保甲協會也作了同樣的決議，這應該是上級政府要求一體適用的指令，羅東郡內 2 百餘家的業者和製造者將庫存品，賣到台灣興業會社工廠，作為製紙原料，所得現金捐作出征軍人家族慰問金和國防獻金。¹⁷

道士則被迫轉業，昭和 13 年（1938）1 月，羅東郡集合郡內 50 名道士，在該郡員警課和本願寺羅東布教師的指導下，組成羅東佛教護國團，以期將「迷信、喧鬧」的本島埋葬方式，改為「莊嚴」的日本葬式。¹⁸

2. 正廳改善運動

為了將「敬神崇祖」的信仰，深植於台灣人的心靈，台灣總督府進一步推動「正廳改善運動」，要求：每家應設神棚，安置神宮大麻，作為祭祀皇祖之聖壇。¹⁹ 亦即將奉祀日皇祖神天照大神的神棚，作為家庭的精神生活中心。藉此，使原本與國家無任何關聯的台灣人祖靈觀，轉變成「敬神崇祖」的國家神道式觀念，將屬於「家」層次的祖先崇拜，轉移為「國家」層級的對天皇或皇室之忠誠。²⁰ 更嚴重的是，政府除要求百姓家中安放神宮大麻或天皇照片外，還不准民家敬拜神明和「公媽」，如經發現則予沒收。

耆老回憶，當時經常看到日本警察沿街騎著自行車，車上的把手吊著一串串沒收的神像和神主牌位，²¹ 有的集中存放於某一寺廟，有的帶到海邊丟棄，有的捆綁成串拿去燒掉，²² 嚴重傷害台灣人的自尊。

在這樣的高壓政策，很多人表面上供奉天照大神，私底下想方設法地將神像供奉在床下、農具間、屋外樹上等隱蔽處，宜蘭市耆老吳協昌當時將其供奉的玄天上帝，用木箱裝著放在天花板上，到晚上才偷偷祭拜，金紙燒在臉盆內，燒完馬上拿到圳溝清洗，以免留下痕跡，²³ 顯示台灣人民間信仰的根深蒂固。

「正廳改善運動」造成台灣人生活與信仰的困擾，對於負責執行的地方官員和警察也是如此，正當日本舉國一致為戰爭作準備的時機，第一線的執行者奉行高層的命令，拉攏台人的認同感，同時，卻又派人到民家把神像、祖先牌位拆掉，造成官民之間的緊張關係，無論如何，都是件左右為難的事情。從資料或田野調查所得來看，這個政策的執行是有選擇性的，前述宗教整理的事例，以羅東郡居多，宜蘭郡與蘇澳郡較少，有些員警默許民家繼續保持神明與牌位。

3. 神前結婚式

日本治台早期還維持著「舊慣溫存」的作風，中期以後，對於傳統的習俗，制定了許多辦法企圖移風易俗，到皇民化運動時期情況轉趨熱烈，變成直接的干預。

以婚禮為例，清代宜蘭的婚禮乃「兩姓之好」，是兩個家族間的事情，日治後，當局要求宜蘭人士的婚禮加入日式、公共化元素，以求「文明結婚式」普遍風行，使「婚嫁刪除一切繁文陋習」，但是「蘭俗婚娶，素極繁華，男女家之禮物妝奩強求豐盛，藉為誇耀鄉里，習俗沿循已久，牢不可破。」²⁴ 所以成效不彰。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台灣實施戒嚴，在非常時局下，宜蘭人的婚禮有了不同的樣貌。以愛國之名，婚禮儀式中必須加入「神社參拜」一項，甚至簡省到只在神社前由社司主持就完成婚禮了，昭和 15 年（1940）10 月蘇澳郡大濁水駐在所巡查在蘇澳神社前
舉行「新體制的婚禮」，新娘身著和服披著「愛國婦人會」的彩帶。²⁵

事後來看，台灣人婚嫁講究繁華的風俗依然，但是愈到終戰，大戶人家、領袖人物家庭的婚禮，不免受到官方的關注，而必須作些示範動作。昭和 16 年（1941）3 月，羅東青年團長周振和和游阿妹的婚禮，不但廢除了傳統聘金，改在神社境內舉行披露茶會，新人還同時改用了日式的姓名以茲紀念。²⁶ 昭和 17 年（1942）1 月 7 日，羅東街長陳純精外孫林一生的婚禮，除了在神社前辦理外，原定宴客的一千圓費用也轉捐贈為帝國海陸軍撫恤金與其他公益。²⁷ 從同時期的《台灣日日新報》來看，這不是單一個案，隨著戰雲密布，原本喜悅、大張旗鼓的婚禮，都必須要為「時局」而自我收斂。

[1]黃昭堂著、黃英哲譯，《台灣總督府》( 台北，前衛，1995)，頁 170–171。

[2]陳五福，《回首來時路：陳五福醫師回憶錄》( 台北，吳三連基金會，1996)，頁 87。

[3]宜蘭神社社務所著、李英茂譯，《宜蘭神社簡介》( 宜蘭，光明活版所，未刊稿 )。

[4]近藤正己，〈霧社事件後的「理蕃」政策〉，《當代》第 30 期，( 台北，該社，1988)，頁 48。

[5]林清池，《太平山開發史》( 羅東，浮崙小築，1996)，頁 203。　

[6]《台灣日日新報》，1918 年 6 月 14 日。

[7]溫國良譯，《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宗教史料彙編》( 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200)，頁 166–167。　

[8]蔡錦堂，〈日本據台末期神社的建造─以「一街庄一社」政策為中心〉，《淡江史學》第 4 期 ( 台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系，1992)，頁 213–215。

[9]《台灣日日新報》，1940 年 2 月 2 日。

[10]林正芳，〈宜蘭地區神社調查報告〉，《宜蘭文獻雜誌》第 50 期，2001，頁 80-113。

[11]蔡錦堂，1992，頁 214。

[12]《台灣日日新報》，1937 年 8 月 31 日。　

[13]《台灣日日新報》，1918 年 7 月 14 日。

[14]《台灣日日新報》，1938 年 12 月 2 日。

[15]《台灣日日新報》，1938 年 11 月 15 日。

[16]《台灣日日新報》，1937 年 5 月 9 日。

[17]《台灣日日新報》，1937 年 12 月 3 日。

[18]《台灣日日新報》，1938 年 1 月 14 日。　

[19]蔡錦堂，〈日據時期的台灣宗教政策研究─奉祀「神宮大麻」及發行〈神宮曆〉〉，收錄於《第二屆中國政教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淡江大學歷史系，1991)，頁 314-318 頁。　

[20]蔡錦堂，〈日據末期台灣人宗教信仰之變遷─以「家庭正廳改善運動」為中心〉，《思與言》第 29 卷第 4 期，1991，頁 68-78。

[21] 吉祥巷工作室，《十個舊地名的故事》( 宜蘭，宜蘭縣政府，1998)，頁 85-86。

[22] 林惠玉編，《宜蘭耆老談日治下的軍事與教育》( 宜蘭，宜蘭縣立文化中心，1996)，頁 82-87。

[23]宜蘭市志編纂小組輯，《宜蘭市耆老座談會實錄》( 宜蘭，宜蘭市公所，2001)，頁 145。

[24]《台灣日日新報》，1918 年 1 月 18 日。

[25]《台灣日日新報》，1940 年 10 月 18 日。

[26]《台灣日日新報》，1941 年 3 月 30 日。

[27]《台灣日日新報》，1942 年 1 月 7 日。

書名：宜蘭的日本時代

作者：林正芳

出版單位：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出版日期：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