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莊雅惠  改寫自《三星客家》

三星客家人口的大量移入，與日治後叭哩沙平原的樟腦製造、土地拓墾與產業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由於自清代以來數百年的開發，已使得越來越缺乏可以開發的新土地，而人口數量在卻仍不斷的增加，也因此使得謀生日漸不易。而這個社會現象，對於生活在近山地區缺缺，缺乏平闊耕地的客家人來說，感受尤為深刻。此一大環境的變動，也產生了促使客家人往花東地區尋求新生活空間的動力，而叭哩沙平原的新開發，帶來了許多新的謀生機會。

三星地區客家移民約略可分為樟腦產業型、農業型、勞動力型、天災型四種。

日治時期宜蘭重要的樟腦產地，以大湖桶山地區為主，即本鄉南界之淺山山脈一線，而山腳下的月眉與柑仔坑兩地則是最早製腦的地區。

台灣樟腦專賣局於明治36(1903)年起實施特許製腦制度，宜蘭地區是由台灣製腦合名會社負責經營。製腦產業不只需要勞動人口擔任腦丁，更需要足夠的製腦經驗與技術，因此向外地招募所需的製腦工人。因台灣製腦合名會社曾經在桃園、新竹與苗栗淺山地區經營過樟腦事業，因此他們的腦長亦有相當多的客家人。基於此緣故，當時許多許多客家腦丁因而前來到叭哩沙製腦。

日治時期三星的大地主張慶飛（張鷹）其最初亦曾經營製腦。而本地客家大姓宋氏，其最早來到叭哩沙的移民世代，多亦為製造樟腦而來。

有些製腦者是本人來到此地，先找好安頓處所後，再返家將妻兒父母接應來此。有些人則是待工作一段時間略有積蓄之後，才便將家人由「下港」接來三星共同居住。

例如住在大隱村的李連茂先生在接受訪談時便說：「我父親到三星來焗腦，祖父和祖母都是竹東人，先來焗腦然後回竹東結婚」。住在天山村的宋隆合先生亦說到：「我家原本住在桃園中壢宋屋庄，是我阿公和阿爸兩個人先來」。在火車未通之前移民者尤其辛苦，翻過草嶺古道時，如果小孩太小無法自己行走，便坐在米籮中由男性肩挑而行，為著更好的生活，不辭艱辛。

製腦業者在伐採過程當中必須隨著樟腦原料地而移動，因此在山上焗腦的許多客家腦丁是帶著眷屬一起上山工作，而客家婦女也成為製腦的幫手。

這些製腦的客家人待在三星的時間長短不一。通常工作一段時間後，便返回「下港」。因此形成一種季節性的流動勞動力。他們來到三星之後，腦長通長都會提供住宿與三餐。

早期經營製腦的阿里史宋家當時便常被稱為「大伙房」，意指吃飯、生活的人相當多。天送埤早期的移民者廖家亦曾經經營過樟腦業，廖大輝先生便表示他小時候家中經常要招待來自新竹、苗栗的客家人，每當客家腦丁來到三星山區製腦時，他們家裡便十分忙碌，要供吃供住，有時一次多達幾十人。

台灣總督府曾於明治33（1900）年、明治37（1904）年在三星地區進行兩次的土地清查工作。土地的調查代表著土地所有權的再確認與重新分配；對於資本家來說，也是一種新的投資契機。當時三星地區土地的投資者多屬於「不在地」地主，其中包括羅東的藍家與台北林本源家族；至今，天送埤有些土地依然是林家所有。有些家族早期是由藍家出資本，而移民者出工本，兩者相互合作。

對於想要移民至三星的客家人來說，三星平野的開發便代表著新的農業工作機會。除了較早來到宜蘭投資製腦者如張慶飛、溫鼎山等人尚稱成功以外，其他來到三星尋求農業機會的客家人，他們前來此地之際，台灣總督府已經完成土地調查並配合當時的預約開墾制度，重新架構了新的土地所有權結構。

三星第一代客家移民來到宜蘭之後，其工作多半是向本地地主「贌田」（綁田），也就是當佃農替地主種田。有些人來得晚甚，甚至是向地主的佃農「贌田」，形成一田二主的情況。例如居住於天福村的江永熾先生便表示，當時由苗栗三灣來到三星之後，是向一位佃農綁田，因為地主的田太多了，所以他們與地主之間還有一個二老闆。當時只要哪裡田租較便宜，便往該處移動。居住於天福村的彭石貴先生其記憶依然歷歷鮮明：

以前主要是為了「贌田」，在天送埤是替張添福家種田，在二萬五（屬於紅柴林大字）是替劉○○種田，當時地主一年要收4,500斤，田租非常的高。二萬五的田流掉後，因為柑仔坑（屬三星大字）的田租比較便宜，所以後來在柑仔坑替林○○家種田。自己也種一些蕃薯，一年繳3,500斤。當時早冬的穀約三、四千斤，差不多都是要繳出去的，僅留幾百斤自己吃。主要是賺晚冬，晚冬好的時候約可收穫五、六千斤。以前只要有一點地，就整理來種蕃薯，河床只要有一點砂地，自己便去開墾來種蕃薯。以前也有養七、八隻豬，養在房屋旁的矮屋，蕃薯葉便拿來養豬。

三星的客家人大部份是在三七五減租與公地放領之後，才真正成為土地的主人。由佃農轉為自耕農，代表著客家人移民三星地區由外來者逐漸定著化的歷史變遷的過程。若檢視三星鄉戶政事務所日治時期戶籍簿中（1907-1945年），正式落籍於三星的客家戶口，經統計其職業欄發現以農業為生者高達百分之89.8，而製腦者約佔百分之6.7左右。

由於三星地區屬於新開發之地，台灣總督府為開發此地區因而投入不少公共工程建設，因此三星地區當頗需勞動人口，這也成為吸引客家人移民至此的重要誘因。而這些公共工程的投資包含了太平山林場事業、蘭陽發電廠的興建與宜蘭濁水溪（蘭陽溪）堤防的興築。

1916年8月太平山伐木事業於焉展開。大正13年（1924）羅東到土場的森林鐵道全線通車。1926年5月，平原段的森林鐵路開始客貨兼營運，鐵路沿途設竹林等十個車站。其中大洲、二萬五、三星、天送埤、清水等5站皆位於三星地區之內，也因此太平山林業的發展興衰，與三星地區社會、經濟與人口變遷息息相關。

由於天送埤位居太平山森林鐵路進入山區域的起點，而此時宜蘭製腦產量亦呈下滑的趨勢，因此許多原本從事製腦的客家人，便轉而進入太平山工作。

除了太平山林業提供大量就業機會之外，客家人來到三星的工作機會還有水力與防洪工程兩項重要的公共投資工程。由於當時並無機械化器具，因此所有的土石的搬運、挖掘均依靠人工徒手進行，也因此水利設施與堤防工事也提供了三星客家人在此生存的好機會。

日治時期三星地區共建有兩座水力發電廠，其一位於天送埤，其二則位清水，台灣總督府在宜蘭濁水溪畔挖掘地下管道，將溪水引入天送埤的九芎湖，以該湖為沉澱池，而後再引水進入蘭陽發電廠。由於兩地落差達百餘公尺，因而得以利用此地形進行水力落差發電，大正11（1922）年3月完工，當時估計每日需用工人約兩百餘人

至昭和14（1939）年6月，台灣電力株式會社又於清水興建圓山水力發電廠，昭和16（1941）年12月完工。彭石貴先生便說道：

我和我哥哥曾挖過兩、三個月清水電廠的山洞，當時輕便車鋪到山洞裡面，都是用手工挖掘，然後再推出來。作一作就回來種田，有空時就去挖山洞，頭尾（前前後後）也作了很多年。

魏庚龍先生接受訪談時表示：

來到天送埤之後並非當佃農，因為都沒有田了，主要是打零工為生，所以我做過許多工作，例如：伐木、製樟腦、至清水電廠作工、抽藤、燒木炭等。……

日本時代清水電廠施工時，我曾在裡面工作過，我經常將白米配給在裡面工作的婦女，因為當時同工不同酬，女人的薪水比較少，有時候白米配完了，我自己便吃白麵。

當年挖掘地下水道時並無機械工具，因此是以人力挖掘之後再以輕便車將廢土運出，有如礦工般的艱辛。有時為了要挖出泥土，尚需潛入水中，口中含著一條呼吸管工作，有時亦有岩盤崩落的危險。

發電廠興建完成後，由於水源取自宜蘭濁水溪，因此每逢大雨、颱風，便有可能導致入水口的淤塞。當時為解決此一問題，日人便於取水口處設立以木樁製作而成的「三腳馬」，其功用類似於今日的消波塊。由於夏季每逢暴雨宜蘭濁水溪便即為混濁，冬季則是陰雨綿綿，木製的三腳馬經常損壞，因此製作、安置三腳馬及清除入水口的泥石，成為天送埤客家居民的一項專長。光復後台電公司早期經常派遣天送埤的工作人員，前往其他縣市設置三腳馬。天山村「廖厝底」的廖大茂先生便說，因為有了這些工程，大家的生活才比較好過。那時候很多（外地）人都搬來這裡工作。

宜蘭濁水溪每逢汛期溪水便四處漫流，日治時期為了杜絕洪災，決定展開宜蘭濁水溪治水工程，在濁水溪兩岸建造堤防，在南岸部份，則是興建了破布烏石堤、三星石堤、紅柴林土砂堤、桕腳廍土砂堤、中溪洲土砂堤、大洲土砂堤等；此外又沿著小南澳溪（今稱羅東溪）東岸築堤，向北再沿濁水溪南岸築堤至出溪口。

築堤工程全靠人力，當時從事興建堤防的工作是挑石擔數量計算，每挑完一擔可領一個紙牌，整天下來之後計算工資，因此稱之為「挑字仔」，當時一天約可賺兩斤三兩重的稻米，事實上這也僅夠男人一餐的食量而已。這項工作也是不分男女的，居住於天山村下湖的羅火妹女士亦曾參與過「挑字仔」，她說到：

當時10令等於1錢，10錢等於1角，10角等於1元。別人挑一擔石頭領3令，我挑一擔可領9令，因為我一擔是130斤（約65公斤），那時候我一天可挑5角。（按：相當於一天挑56擔，共3,640公斤）

當羅火妹雙肩挑著石頭，辛苦的賺錢維持生計時，他的先生林阿強亦遠在山中從事林業的工作。上有公公，下有四女三男，而先生又遠在山中，羅火妹憑著堅定的毅力與勇氣，一方面工作養家，一方面又要照顧長輩與小孩，生活就如同畚箕裡的石頭，總是壓著肩頭令她喘不過氣來。

在土地開墾熱潮之後，政府投資的公共工程，為當時的三星地區帶來了許許多多新的工作機會，而這些工作也讓由桃竹苗客家移民不遠千里來到宜蘭，在此地謀得一線生機。

宜蘭濁水溪堤防完成的前一年，昭和10年（1935）4月21日台灣中部發生了近代以來最大規模的地震，即日後所稱的「屯子腳大地震」，死傷15,000餘人，建築物毀損達54,000多棟，近百年來災情僅次於「九二一地震」，由於強烈地震帶來的屋毀人亡，許多人被迫轉往台灣東部遷移。

昭和11（1936）年12月，宜蘭濁水溪南岸堤防興建完成後，堤防內側便產生約三百多甲的新生荒埔地。由於這些土地都是經年累月由山上渾濁溪水所帶來的沖積土堆累而成，因此皆為砂礫卵石區，開發起來也就相對的更加困難與辛苦。也由於這片新土地產生的時間較晚，因此成為許多更晚來到三星的客家人定居及謀生之地。

由於濁水溪河堤的興建北岸是採取連貫式的圍堵，而南岸的堤防則是採取開口式分段式的興建，每一堤防銜接之處有許多的開口作為洩洪之用。如此一來，每當大水瞬間湧至，激流便沖往南岸滾滾漫流，三星地區仍不能免於水患。

三星大水以昭和17年（1942）與昭和19年（1944）兩次最令人印象深刻。1942年那一次的洪水沖垮了紅柴林堤防，導致土名八王圍的小村落的消失。當時居住於該地而逃過一劫的人，認為這麼大的大水都經歷過了，應該沒有問題可以定居下來。因此，許多在當時水災倖存者，便又回到「埔腳」（堤防下）處開墾荒地，而這也導致了1944年規模更大的天送埤堤防崩堤。

歷過兩次大水的客家耆老傅天賜先生表示，1944年陰曆6月26日（陽曆8月14日）由於颱風來襲，風強雨經大，堤防下溪水轟隆作響，大約清晨約一、兩點之際，靠近天送埤最西側上游堤防，因大水掏空基礎而潰堤，洪水一洩千里衝進了沿岸堤防旁的客家聚落。

那一夜的死亡人數，有些人說高達90餘人，也有記錄為103人者。傅家原本因屯子腳大地震免於一死而逃難搬來宜蘭，經歷過1942年那一次的大水後，原本以為日後可以安居樂業，沒想到1944年的那一場惡水奪去他們家12條人命。他當時因為擔任公差巡堤，所以免於一死。而他的弟弟傅天來則被大水沖走，所幸抓住一棵樹木而免於溺斃，至隔日才被營救上岸。

宋隆合先生則回憶到：

那時候所有的田都被流走，我們家兩甲多的稻田也被流了了，別人的也一樣。那時後住在「埔腳」（堤防下）從下港搬來的十幾戶人也都被流走。

1944年的水患傷亡慘重，許多受難者屍體沿河漂流四散，有些甚至遠達出海口，災後日人發動「公工」撿拾屍體，許多無人認領者便就地埋葬。在這些被大水噬沒的受難者中，有許多是大正末年、昭和初年土地開發熱潮時期前來宜蘭的客家人，也有許多人則是來自於屯子腳地震災區的客家人。

這批來自於地震災區，又遭逢大水災的客家移民，在災後部分遷居於天送埤憲明國小旁拳頭母山的半山腰－「九層（讚）頭」，形成另一個小小的客家聚落。不過隨著各家的發展，目前這個聚落也不再是以客家人為主，亦有福佬、阿美等不同族群的人混合居住。僅剩少數幾位客家耆老，守著老宅，望著天送埤平原，回想著多年來的蒼桑與辛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