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宜蘭縣宜蘭市中元民俗文化推展協進會 提供

宜蘭在漢人移墾的過程中，為土地交爭，戰鬥時起，所以對開蘭以來的亡者進行祭祀，有其必要，官府也為首倡導，道光元年（1821）時任噶瑪蘭通判的姚瑩會集宜蘭三籍漢民及平埔、山地原住民各社，設「厲壇」於北郊，祀開蘭以來死者。是日文武咸集，率領原、漢各族群，盛陳酒醴牲以祀，至者二千餘人。(註1) 。後來逐漸擴大規模與組織，成為宜蘭城重要的民俗活動。

宜蘭城放水燈民俗活動在道光後有比較快速的發展，規模擴及全城，且官方主導的色彩轉淡，各里社頭人負責籌辦中元相關事宜，並募集慶典所有經費，為宜蘭中元祭的發展奠下基礎。

在道光元年（1821）姚瑩於北郊祭祀開蘭以來死者，參與的層面與人數都是空前，是宜蘭中元祭發展的分水嶺，此後宜蘭中元祭就有清楚的輪廓出現，規模也日益盛大。

道光5年（1825）噶瑪蘭通判烏竹芳有詩〈蘭城中元〉對宜蘭放水燈、普度、搶孤等中元祭祀內容均有提及：

殽果層層列此筵，紙錢焚處起雲煙。
滿城香燭人依戶，一路歌聲月在天。
明滅燈光隨水轉，輝煌火炬繞街旋。
鬼餘爭食齊環向，跳躍高臺欲奪先。(註2)

烏竹芳的詩說明宜蘭城在中元時，每家排滿各式供品，燒香焚紙錢，以普度孤魂，中元夜有「繞街旋」也就是繞境，並有放水燈的情形，也描寫了搶孤攀爬高臺爭食情形。依此史料而言，宜蘭中元祭，在此時，放水燈、普度、搶孤等儀式已完備，且家家戶戶都參與祭典，夜間又鼓樂喧天，提燈遊行街市，到河邊施放水燈，應是十分熱鬧。

咸豐2年出版的《噶瑪蘭廳志》對宜蘭的放水燈及中元祭典有記載(註3)，宜蘭的普度是自7月1日至7月30日，並在前一日，也就是6月30日晚上，施放水燈。

今日宜蘭城放水燈民俗，與《噶瑪蘭廳志》所述相去不遠，表示宜蘭此一民俗活動自清道光一直延續到今，已有一百多年來的歷史，沒有多大的變動，這也顯示宜蘭人重視傳統，珍視文化資產。

宜蘭城中元放水民俗在清末日治初期快速擴張，其擴張的方向有二，一是範圍的擴張，將宜蘭城劃分成7個角頭，每個角頭以一座廟為中心，分別舉行放水燈普度。二是人員的擴張，宜蘭中元普度祭典由各里社頭人為首，傳統時代的商家都很熱中於中元祭祀，紛紛在祭祀中扮演主導者角色，宜蘭城中元普度會成為第一熱鬧，與此有一定的關係。

宜蘭城七次放水燈

道光前後宜蘭的中元普度，就有不小的規模。在道光以後宜蘭中元祭在性質上有所轉變，原由官方主導，漸由地方頭人接辦，而且有分區舉行互相競爭的情勢出現，到日治初期（1895－）發展到高峰，宜蘭城分為7個角頭，各有主祀的廟宇與領導的頭人，在7月輪番舉行中元放水燈、普度等祭祀，在7月整個宜蘭城熱鬧非凡。

《台灣日日新報》明治39年（1906）報導「宜蘭地方於7月普度一事，由來最稱其盛，蕞爾本城一堡，亦乃分街別市，樹立7區，分配7處廟宇，各自燃放水燈，各自設壇建醮，競奢鬥靡，年過一年」(註4)。以此來看宜蘭中元放水燈發展成7次，是在明治39年（1906）之前，其7次日期與角頭主廟、區域如下：

放水燈的日期(農曆) / 角頭主廟 / 區域

• 6/30，城煌廟，市場內
• 7/14，天后宮，中北街
• 7/17，五穀廟，南門街
• 7/20，慶和廟，北門口
• 7/22，新民堂，東門
• 7/25，靈惠廟，十六嵌街
• 7/30，慈雲宮，西門

一小小宜蘭城7月放7次水燈，這顯示宜蘭人的虔誠，而中元祭糜費不貲，這也反映出在日治初期宜蘭城經濟已達一定規模，足以支付如此龐大與頻繁的祭祀開支。

日本來台後表面上是採取放任的政策，但對臺灣中元放水燈民俗，還是持排斥態度，指為「逐末舍本」(註5)，到明治39年（1906）因宜蘭放水燈普度競奢鬥靡，年過一年「當局者見而憤之，爰有保正諸人，酌議改良。俾各街市合而一之，以止奢華，以省冗費」。(註6)當然宜蘭人沒有遵照日本政府的要求，每年還是依舊舉行7次中元放水燈。(註7)

七次放水燈併為三回

在大正元年（1912）的中元，該年適逢明治天皇去世，官府即以國喪為由延期或休止鼓樂彩旗及一切裝飾演戲喧嗶 (註8)，但宜蘭城依例還是舉行放水燈普度的民俗活動。昭和6年（1931），當時景氣不佳，中元放水燈的活動雖然引起批評(註9)，但仍未受影響，呈空前盛況。

到昭和7年（1932）中元節，日人態度逐漸轉向強硬，宜蘭街長小島派員「勸市場諸商人，節約舉行，勿競奢侈」。(註10)昭和9年（1934）日方態度更為明顯，認為宜蘭城中元分為7區，輪流放水燈普度，雖是舊例，而不合時宜，非加改善不可(註11)。顯見日本警方對宜蘭放水燈民俗早有成見，地方人士承受來自官府的要求，最後接受日警的條件，答應自次年，也就是昭和10年（1935）開始將中元放水燈普度，由7回合併為3回。此3回分別是6月30日市場（城隍廟）、7月14日東區（媽祖廟、五穀王廟、新民堂）、29日西門區（慈雲宮、靈惠廟、慶和廟）。

停止放水燈

日本在統治台灣後，實施種族差別待遇，對台灣的宗教民俗並沒有太大的干預，但在昭和11年（1936）確定南進政策以後，日本需要台灣的助力，於是在9月時，台灣第17任總督小林躋造到任後即開始提倡台灣皇民化，在宗教舊俗的改革方面，中元放水燈民俗，當然也在被改革之列，逐漸受到限制。

昭和12年（1937）蘆溝橋事件發生，台灣進入戰時體制，日本政府要求地方將中元放水燈民俗限縮為一次 (註12)。而後又將中元普度公積緣金，充為恤兵獻金。昭和13年（1938）因對中國戰事的擴大，台灣已進入非常時期，並實施燈火管制，中元雖仍有一次祭祀，但以節約為原則，放水燈遊行等則取消 (註13)。放水燈活動至此被迫完全停止，直到台灣光復後才又恢復舉辦。

• 註1 姚瑩《東槎紀略》（臺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年），頁87。
• 註2 陳淑鈞，《噶瑪蘭廳志》（臺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年），頁406。
• 註3 同上註，頁192－193。
• 註4 《台灣日日新報》，明治39年（1906）7月24日。
• 註5 《台灣日日新報》，明治30年（1897）8月22日。
• 註6 《台灣日日新報》，明治39年（1906）7月24日。
• 註7 《台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1908）7月22日。
• 註8 《台灣日日新報》，大正元年（1912）8月13日。
• 註9 《台灣日日新報》，昭和6年（1931）8月15日。
• 註10 《台灣日日新報》，昭和7年（1932）8月3日。
• 註11 《台灣日日新報》，昭和9年（1934）8月26日。
• 註12 《台灣日日新報》，昭和12年（1937）8月3日。
• 註13 《台灣日日新報》，昭和13年（1938）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