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陽博物館

-節錄自《人與土地的對話-頭城的地理采風》一書

第164期-2024年5月

三貂託足暫須時，開闢蘭陽兆始基。秘計每同天送定，高才早受夢麟知，斧刊山木供門客，藥療天花感裔夷。我向頭圍尋舊跡，盧家牆畔剔殘碑。[1] 

-葉文樞 《詩報》第14號 詩題〈吳沙〉

「初入，與番日鬥，彼此殺傷日眾...沙使人給番曰：我奉官令，以海賊將據蛤仔灘盡滅諸番，特來堵賊；且護番墾田...番性愚，...疑信者半；斗又屢敗，以為漢人有神助，稍置之。二年，...漸開地至二圍、湯圍，亦時有爭鬥。四年，乃與番和。沙與化皆能約束其眾。番既聽墾，亦不複侵擾。番喜，益進墾至四圍。」

-《噶瑪蘭廳志》〈卷七，雜識上〉

在清朝剛治理臺灣初期，位處「後山」的噶瑪蘭（又稱蛤仔難、卡伐南、葛雅蘭、蛤仔蘭、甲子蘭，Kavalan）[2] ，因山勢險阻、地形封閉，加上烟嵐瘴霧、多雨瘴疫、榛莽荒穢，草木蒙茸，所以入墾較遲。

然而，當時本區除山地有泰雅族人外，溪川縱橫的平疇曠野，其實亦早已有平埔族的噶瑪蘭人居住其中，故所謂噶瑪蘭一詞的原意即是「住在平原上的人」。

清康熙24年（1685年）蔣毓英纂《臺灣府志》記載：「至若文峰直插，上與天齊，則有山朝山，在基隆鼻頭山東南，有土番山朝社，其南即蛤仔灘三十六社...」；1852年刊行的《噶瑪蘭廳志》也有紀載：「蘭本三十六社平埔番散居之地...。西勢社番者，在獨水大溪之北，自溪北至烏石港凡二十社。東勢社番者，在濁水大溪(東勢大溪、蘭陽溪)以南，自溪南至蘇澳凡十六社...」。

由此可知當時的平原區已有為數眾多的噶瑪蘭人，他們在這裡「依山茅蓋屋，近水竹為窩…，往來皆佩劍，出入總操戈，酒醉欣搖舞，情歡樂笑歌。尊卑還可愛，男女實南訛…」。此說明噶瑪蘭族群展示生存的智慧，他們在高地築屋以避水患、傍水為取水及捕魚之便利，也有和一般島內原住民相似有著防禦領域、歡慶歌唱和隨遇而安等本性。

人類生活深受周遭環境左右，如何適應環境特性並回應環境變遷，才能使其社會結構穩定與文化持續發展。根據考古發掘、地層探勘和孢粉分析等資料，學者發現早在新石器時代蘭陽平原已經有原住民的聚落，其發展過程與相鄰的北海岸地區及台北盆地十分類似，與花蓮的史前文化亦有密切的關係；而在蘭陽平原北部的頭城一帶，距今約4200-3700年前的大竹圍、份尾等地已有原住民定居與生活的事跡，這些聚落位在平原區上較高的地區或古老沙丘上，且離丘陵不遠，這裡出土了以淡褐灰色夾砂陶、黃褐色夾沙陶罐為主的文化層；考古學者將其歸屬於新石器時代中期的「繩紋紅陶文化」，即今所謂的訊塘埔文化（劉益昌，1995；劉益昌、郭素秋，2000；劉益昌，2004）[3]。

而在這些文化層中還發現紡織用的陶紡輪、捕魚用的石網墜、開墾農地的石鋤、收割作物的石刀與及打獵用的石箭頭等器物，由此推之，當時的原住民可能是以農耕與漁獵並重，並能充分利用周遭的各項環境資源，依山傍水、悠閒於山林水澤之間，樵采、漁獵和墾種於這片水湄翠疇之中（圖3-1、圖3-2）。

距今1300至800年前鐵器時代的較早期階段，在蘭陽平原的北部也發現有中崙、下埔和淇武蘭等屬於十三行時期的文化遺址分布，這些位置漸靠近現在的海岸地區，但仍均是選擇較高的沙丘地為聚落地點，出土考古遺物中除了幾何印紋陶罐、陶缽、夾砂素面或方格紋紅陶與及磨石、石錘等石器外，也有鐵塊、玻璃環、珠飾、錢幣、漢人的陪葬瓷器等遺物，與及矗立木柱（高架的欄杆屋）、灰坑、墓葬等遺構現象[4]，這些先民被視為是噶瑪蘭人的祖先。而600年至近期的文化遺址則被廣泛發現在平原的各河岸旁，甚至是鄰近海岸及河口處，例如中崙、二城、福德坑橋、埔頂、打馬煙、奇立丹、大竹圍、淇武蘭、瑪璘、辛仔罕、武暖、哆囉美遠等處十餘處，顯示當時人群與聚落規模應達到相當程度的發展，並與北海岸各平埔社及漢人多所往來交流（圖5），根據1647年荷蘭人的調查紀錄平原上已約有47個噶瑪蘭人的聚落，人口約有10870人左右（中村孝志，2001）；而這些地點與後來清朝時發現的噶瑪蘭人聚落實多所重疊，有些地方亦還是先前的史前遺址所在（如大竹圍、淇武蘭），故具有多重文化層的現象。

值得一提的是：蘭陽平原的史前文化發展似欠缺連貫與完整，亦即在距今大約2400年至1300年前之間，宜蘭地區尚未發現任何屬於這段時間的考古遺留，除了文化層序上的中斷，劉益昌（1995，2004）更指出在此空白時期的前後期文化也呈現出兩種完全不相關的遺物內涵與文化面貌，有此推知在這段空白時期內，蘭陽平原似乎沒有人類活動跡象，而此文化斷缺現象亦普遍出現在台灣的東北部地區究。

其原因有研究者就地理因素加以分析，如前文提及宜蘭平原在冰河期後的海進時期，在8000年前海水逐漸淹沒整個平原區，隨後蘭陽溪供應的沉積物開始大量堆積，使海岸線才又開始向東推移，約5000至6000年前左右海岸線已推進至宜蘭平原的中部，3000年前的海岸線則位在今日海岸西方約2至3公里處（陳文山等，2004），而根據淇武蘭附近的孢粉資料顯示平原區上由原生長著紅樹林的潮間帶環境，漸過渡為長滿禾本科（Gramineae）及莎草科（Cyperaceae）等草類的沼澤濕地環境，故在距今2770至2480年前蘭陽平原北部的頭城地帶還是受到海水影響的河口灣澳環境，約2170年前才開始逐漸陸化成為典型的沼澤濕地環境，當時平原區多為水澤浸漫，故新石器時代的居民多選擇靠近山緣附近或離海岸較遠的古沙丘高地定居，以避洪澇之患。

然而距今2000至1400年前的東亞地區可能處於一段較寒冷時期（竺可楨，1972），這會使得此時期的冬季季風較為強盛；而東北部的宜蘭地區由於地理位置與地形之故，冬季季風的增強將使得此地面臨較為嚴苛的環境條件，因為冬季季風增強將使宜蘭冬季持續的時間拉長且天變得更加寒冷，而秋冬亦是宜蘭主要的降雨季節，長期且大量的降雨易使山洪爆發，不僅造成山區的崩塌、土石流等災害頻繁發生，平地也亦會飽受洪水侵襲，家毀田無，酷冷豪雨而多災的極端惡劣之氣候與環境條件，很可能是迫使當時的人類群族捨棄家園故土，選擇離開宜蘭的原因（林淑芬，2008）。

清朝於康熙23年（1685 年）在蔣毓英的《台灣府志》開始指出哈仔蘭內有三十六社，1788年乾隆時期出版的台灣輿圖中也已經標註三十六社的所有社名並載：「哈仔蘭內有三十六社，漢人貿易由社船。南風入，北風起則回」，顯見當時哈仔蘭（噶瑪蘭）族群的聚落頗眾，且已經與漢人透過海上交通而有常所往來和貿易（圖6）。圖附文亦載：「由雞籠城住宿，次早仍過八尺門(和平島與本島間的水道)...沿海跳石頭至雞籠峰，過嶺50里至三貂角海邊，50里至大腳山，30里至蛤仔蘭，俱是石頭路...」。

由此可知，除了水路之外，也有陸路的方式可進哈仔蘭，只是較為險峻坎坷；而此三十六社的名稱與1852年《噶瑪蘭廳志》所書寫的此三十六社的名稱因口譯而略有所別。然而，事實上「哈仔難」聚落數目經常變動，曾經出現的聚落村社名超過四十多個[5]，此顯示噶瑪蘭人雖屬群居生活，但並無明確社界，隨環境的更迭而經常遷移。

在西勢（蘭陽溪以北）地區常出現的社名有：哆囉里遠（哆囉美遠，壯圍鄉大福新社村）、棋立丹（奇立丹，礁溪鄉德陽村）、抵百葉（抵把葉，礁溪鄉德陽村）、打馬煙（頭城鎮竹安里）、抵美簡（都美幹，礁溪鄉白雲村）、流流（撈撈，宜蘭市東村里）、奇立板（棋立丹，壯圍鄉東港村）、麻里目罕（貓里霧罕，壯圍鄉東港村）、抵美福（都美鶴，壯圍鄉美城村）、新仔羅罕（辛仔羅罕社，壯圍鄉功勞村）、擺離、珍仔滿力、麻支鎮路（麻里礁轆，三者均在宜蘭市進士里）、新仔罕（新那罕，宜蘭市新生里）、奇武暖（武暖，礁溪鄉光武村）、抵美抵美（抵美，壯圍鄉美間村）、踏踏（礁溪鄉玉田村）、哆囉岸（打那岸，礁溪鄉玉光、玉田村）、馬麟（瑪璘，礁溪鄉玉光村）、奇蘭武蘭（淇武蘭，礁溪鄉二龍村）[6]。

從地理位置觀察，當時這些噶瑪蘭人的原居村落，其共同的地理特徵為：

1. 海岸沙丘內側邊緣  2. 濱溪傍水之處  3. 平原中的高突部份（詹素娟，1998）。

以平原北部的抵美簡社為例，抵美簡社位於今礁溪鄉白雲村，清朝時稱為大竹圍，日據時期屬頭圍堡白石腳庄，然而現今的居民已不知此為抵美簡，只知此地舊稱為「番社」。而大竹圍四週是屬於沼澤地，唯獨大竹圍聚落地層堅硬且高於地表，形成類似一處孤島座落在地平線上。相傳從古至今不知經過多少次的洪水災害，當整個大竹圍週遭都淹水成一片汪洋時，唯獨大竹圍此處不見水淹，猶如一艘浮在海中的船隻，因此大竹圍被當地稱為「船仔地」。

推測此區為中崙往南延伸的古沙丘地，因沙丘層中貝類的鈣化膠結，而形成較為堅硬的高地，較不易受洪水淹沒，形成當時住民極佳的聚落選址之處，故3700年前的新石器中期時代人類會定居於此而形成了大竹圍遺址，後來的噶瑪蘭人和漢人亦選定這個絕佳的地點先後建立了抵美簡社和大竹圍聚落，因此該地包含了現代、清代、噶瑪蘭及史前文化四個層次，是一個難得一見的多文化層堆疊的遺址。 根據1650年荷蘭人的統計，此地噶瑪蘭人的戶數有80戶，人口有309人；而1898年伊能嘉矩來宜蘭進行原住民的調查時也指出大竹圍聚落地處海拔高約2.75公尺的沙丘上，四周的水稻田曾經是坔仔地、沼澤濕地，而「抵美簡」即是浮在水中的沙洲（浮洲）的意思（劉益昌，1995）。

另外，位在今礁溪鄉二龍村的淇武蘭社，噶瑪蘭語的意思亦是沙洲之地，其位置是在淇武蘭河和武暖河兩河交匯的沙洲高灘地上，因具舟楫、漁撈及灌溉之利而發展起來的聚落。淇武蘭也是文化遺址的發現地，一樣具多層的史前文化層，早期文化層（1300年至800年）與晚期文化層（600年至近期）間有80公分的生土層具未留有任何文化遺跡，顯示這段期間無人居住，原因可能是氣候或環境變化不適宜人居與農耕，導致遷徙離開（何傳坤、閻玲達，2006）。晚期的文化層發現有漢人墓葬陪葬瓷器、煙斗、珠飾及錢幣等外來物，顯見和漢人交流頻繁，並有一定的漢化程度。後來的噶瑪蘭人也憑藉此絕佳的地理位置建立了聚落，此沙洲高灘地不僅提供免於洪水侵犯的屏障，臨河的肥沃沖積土也適合引水耕作，而河道交匯的港汊不僅具漁業之利更有助於水上交通與貿易之拓展，1650年淇武蘭的總戶數有160戶，人口達840人，已發展成為了當時最大的噶瑪蘭部落。

噶瑪蘭人約在1千年前，移居於這片水鄉澤國之地並開展了生活，主事農耕，輔以漁獵，男耕女織、安樂富庶（圖7-1、圖7-2）。根據史載1642年荷蘭人驅逐了台灣北部的西班牙人後，欲圖勢力之擴大，故於1644年荷蘭人派遣遠征隊伍到達蘭陽平原北部，要求當地居民臣服並以鹿皮來納貢，有12個村落答應納貢，但是請求用米（每戶12袋）代替鹿皮，後在荷蘭人的威逼利誘下，又有其他村落陸續歸順，最後共有44村甘願臣服於荷蘭人的管轄，並每年都到基隆去繳納貢米；顯見當時噶瑪蘭族的米產豐饒，自給有餘，故能取代鹿皮而成貢品（清水純，1993）。綜而言之，噶瑪蘭人善用平原形勢、擇地而居，徜徉其間並開闢成為魚米之鄉的琅嬛福地。

[1] 吳沙在三貂時，為人豪爽、仗義助人，對來投靠的貧士流民，吳沙送大米一斗，斧頭一柄，以利他們進山伐木抽籐來過活，而對" 土番" 買賣也誠實守信用不欺騙，故聲譽遠播，深得官民番之信賴。乾隆53年（1788年）的林爽文之變，臺灣海防同知兼知府楊廷理檄飭淡水廳同知徐夢麟赴三貂嶺圍堵和拘捕餘黨，而徐夢麟覆文中即提及：「漳人吳沙，久居三貂，民番信服，可保無疏縱之弊…」，可見對其十分信任，而吳沙也不負所托，有效防範餘黨潛入騷擾。本文刊登於1931.6.15，作者葉文樞（1876~1944），名際唐，號文樞，新竹人，清末秀才，北台灣著名文儒。曾受盧纘祥之邀至頭城教授漢學詩文，留有《葉文樞先生殘稿》。

[2] 噶瑪蘭是1632年西班牙傳教士艾斯奇維（Jacinto Esquivel）在台灣東部地名記下Kipanuranu 一詞，郁永河《裨海紀遊》記為「葛雅蘭」，嘉慶年間的賽沖阿將軍奏疏寫為「蛤仔蘭」。

[3] 大竹圍和份尾兩處史前文化遺址在清朝及日據初期是屬頭圍堡白石腳庄，後劃歸宜蘭郡礁溪庄。該處在今礁溪鄉白雲村一帶，具有多重文化層之疊置，原址即為噶瑪蘭原住民抵美簡（Tubikan）社之聚落所在，1991年考古學者劉益昌在此大竹圍聚落發現宜蘭地區少見的繩紋紅陶遺址，而繩紋紅陶文化是台灣北海岸和台北盆地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期的代表文化，發現地區頗多，原稱繩紋紅陶文化訊塘埔類型，後來改稱之為「訊塘埔文化」。另外，新石器時代晚期在宜蘭北部的頭城附近雖沒發現遺址，但在往南的山麓與平原交接之邊緣地帶，如內員山、枕頭山、牛鬥、丸山、武荖坑等地都有文化層的出土，距今約3600至2400年，並認為其與北部的圓山文化及東部的花岡山文化、卑南文化有密切的關係，後來經考古學者劉益昌教授調查，進一步提出應將本遺址所代表的文化視為一單獨的文化單位，成為「丸山文化系統」，並以丸山遺址為代表，同時因其文化層堆積達千年之久，出土遺物豐富多樣，故2018年宜蘭丸山考古遺址獲指定為第九處國定考古遺址。

[4] 高架的欄杆屋，是用木頭架高屋體，可防地面濕熱和蚊蠅襲擾，同時也避免水淹之害，馬偕牧師在來訪後也讚賞噶瑪蘭人的智慧與巧思認為這樣的家屋能適應高濕氣、多瘴氣的地理環境，他寫到：「平埔番…房屋形式與目前漢人之戶屋，甚有異處，且勝於漢人的房屋。平埔之房屋，地板加高餘地上，比漢人的泥地板，對於人的健康有益的多」。而淇武蘭遺址所發掘出的錢幣除明朝的洪武通寶和清朝乾隆通寶外，還有越南的景興、光中通寶，日本的寬永通寶和韓國的朝鮮通寶，除證明其當時海上交通貿易發達外，也說明淇武蘭先民視錢幣為貨物交易的工具。另外，較特別的是墓葬編號M11的陪葬品中，也出土了「金鯉魚」飾物，印證了《噶瑪蘭廳志》所載的：「蘭番常以低金絲線作一弓一弦之勢，長約尺許，高約二寸，以金線豎纏於弓弦之際，狀似扁梳，懸於眉額，名金鯉魚。諸番割用銅線鍍金，仿傚其製，以贋易真，致滋轇轕。實則老番誇為祖製，雖貧不肯鬻於人。」《馬偕日記的台灣遙寄》的照片也有一張噶瑪蘭平埔族的全副武裝合照，許多人胸前也都有金鯉魚配飾，顯見金鯉魚是噶瑪蘭人較特別而貴重的飾物。

[5] 1647 年荷蘭人的調查紀錄平原上已有47個噶瑪蘭人的聚落，但1650年則減為39個；而清康熙23年（1685）蔣毓英的《台灣府志》開始有「蛤仔難三十六社」的說法，然而乾隆元年（1736 年﹞黃叔璥的《台海使槎錄》卻記錄有40個社名，且地名書寫常有差異，1852年的《噶瑪蘭廳志》所列出的社名實有37個；到了嘉慶17年（1812）清朝正式設官治理，翌年台灣鎮總兵武隆阿逐一譯正三十六社正式名稱後，社名的更動甚少，寫法漸趨統一（李信成，2004）。而本文僅舉西勢20社的名稱和其位置，全部36社可參見：參考教材範例--宜蘭的平埔族，湯譜生撰，2013.10.30。網址：http://blog.ilc.edu.tw/blog/index.php?op=printView&articleId=436498&blogId=1664

[6] 噶瑪蘭36社的許多地名都是與環境有關，如武暖是河流的意思、辛仔罕是河邊之意，抵百葉是燒地（溫泉地）、奇立丹是溫泉或鯉魚之意。

書名：人與土地的對話-頭城的地理采風

作者：張政亮、莊漢川、康芳銘、林建呈

出版單位：宜蘭縣頭城鎮公所

出版日期：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