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正芳  /  蘭陽技術學院講師

民國83年，碧霞宮傳出有意要拆舊廟蓋新殿，宜蘭縣府決定設法保存舊廟。由於碧霞宮為楊士芳等人所倡建，因而縣政府希望透過規劃，把這個區塊，轉變為一個以突顯楊士芳精神為主要內涵的林園，進而為己呈衰退的西門地區，注入新的活力，帶動區域振興。

往後的10年間，縣政府與廟方就舊廟保存與林園的規劃，展開無數次的協商，過程並不順利。但在工作人員鍥而不捨的努力下，楊士芳紀念林園終於在民國92年完工，93年3月15日在行政院長游錫＊的主持下啟用。

清治時期，宜蘭城西門一帶是宜蘭河區域的經濟中心，外來貨物運入宜蘭，都是經由西門出入。這些貿易的主角就是西門的行郊，他們控制進口貿易，集中在「陴仔埕」和西門街。

因為經濟繁榮，經商有成的富紳，自然樂於參與地方的各項活動，以突顯自己的身份地位，尤其以宗教活動最為熱中，因而寺廟雲集，如奉祀開漳聖王的靈惠廟、有夜間縣政府之稱的城隍廟，以及鷥堂系統的碧霞宮最有特色。

西門也是當時最重要的文教區，與科舉考試有關的文昌宮、仰山書院和考棚都位在今天的文昌路上。文人多雅興，本地讀書人除了研究科舉的學業外，也在這裡組織了仰山詩社，定期聚會酬唱提振文風。

清朝統治宜蘭的84年間，在這裡受文昌帝君庇佑、仰山書院的教導，通過縣級考試，使得無數的俊秀之士晋身為仕紳階級。終於在同治7年（1868），楊士芳高中當年會試三甲第118名進士，是宜蘭在科舉史上最高成就。有此身份之後，他自然成為清治末期的領袖人物了。

西門是宜蘭城，乃至於全縣的文化核心，而這文化積累到一定程度後，終於培育出楊士芳這樣的領袖人物。20世紀末縣政府選擇在碧霞宮之畔，興建楊士芳紀念林園，用意自然是藉由歷史的溯源，恢復在地居民的自信，形成共識，最後以此帶動區域的振興。

因而，我們有必要對楊士芳的生平、事跡及貢獻作一番交代。

楊士芳家族祖籍福建詔安的龍興樓，現在的行政區屬福建省漳州市詔安縣南詔鎮梅峰村委員會，龍興樓位於南詔鎮政府西北，直線距離僅2公里，為楊姓開發建村。聚落位於東溪古橋頭，為地方官紳迎送過往官員之所，故稱為「官橋頭」，方言諧音叫「官羊頭」，村後為「虎庵村」（今普庵村）。清代有一位楊姓官員任詔安知縣，認為「虎」必傷「羊」，要以「龍」制「虎」，親自揮毫書寫村樓匾曰「龍興樓」，沿用至今。

民國91年8月筆者與陳進傳教授拜訪龍興樓，這裡雖然距離城不遠，但仍然保留傳統聚落的型態，而且頗為破敗。據當地耆老說，龍興樓在清康熙年間，曾遭鄰村的沈姓大族攻擊，強行拆去官橋的材料，另建於他處，自此以後，龍興樓就一厥不振，或許這是導致楊士芳家族移民台灣的遠因。

楊士芳參加鄉試時，至少到福建兩次﹔中進士後，據說曾數度出任福建鄉試的同考官，但龍興樓的族人不知道他高中進士。我們一行人又到漳浦縣佛曇的楊氏大宗祠拜訪，宗祠內掛滿歷代族人的進士匾，但是無人耳聞楊士芳的事跡。可見，楊士芳家族自遷台後，就與原鄉斷絕了音訊。

楊氏11世祖釤公於乾隆24年（1759），攜妻及雁、麟、鳳、雀等4個兒子自詔安移居台灣府北路中港街香山（今新竹縣竹南鎮），後又移居後龍底南勢坑（在今苗栗縣後龍鎮龍坑里）。釤公卒於乾隆53年（1788）9月28日，葬於南勢坑。

楊士芳中進士後，於同治13年（1873）重修祖墳，並在祖墳前立石旗杆，楊士芳並出資龍銀300元，委託住在當地的表親，即二房夫人長揙的娘家，用這筆錢的利息作為平日的維護，以及每年代為準備祭祖牲禮的費用。在宜蘭的楊家後代，則從民國72年（1983）起，每年組團租遊覽車，一早出發，中午到達祖墳祭拜。

嘉慶7年（1802），12世祖雀公同其妻張娘勤及長敏、長垣、長育3個兒子，移居宜蘭，先住湯仔圍（礁溪鄉德陽村）及三結仔街（宜蘭市），後移浮洲（員山鄉七賢村），再到清水溝柯仔林（今三星鄉尾塹村與冬山鄉柯林村交界處）。

楊士芳，出生於道光6年（1826）12月8日，譜名文梓，官章士芳，字蘭如，號芸堂，自幼隨父親長有公在羅東柯仔林耕種。15歲那年見開蘭舉人黃纘緒下鄉會客，心中十分羨慕，回家後向父兄表明讀書的意願，但父親以家計忙碌，如果楊就學，不但多出一筆開銷，而且少一份收入，而不允許。

但楊士芳還是在17歲（1842）時，利用農餘之暇進私塾念書。道光24年（1844）楊家遭到原住民襲擊，住屋被燒毀，母親死亡、父親受傷，楊家遭此橫禍後，為避免悲劇重演，因而兄弟商議決定分居。

於是，大房越過羅東溪到歪仔歪（今羅東鎮仁愛里）開墾；二房先移至羅東十八埒（今羅東鎮東安里），後來遇到颱風，吹毀住家，於是再移居壯五（今壯圍鄉吉祥村）定居。

楊士芳所屬的三房移居宜蘭城南3里的擺厘庄（宜蘭市進士里），他輟學照顧父親，20歲時由於在田中匍匐耕作，致使兩腳損壞，行動不便。其兄認為楊已殘疾不能務農，也許就學數年之後可以經商維生。沒想到力學3年後，已經可以為文成篇，而且足傷亦漸癒。

楊士芳早年家貧，無錢購書，只好去書店抄書。店東林仰山問他為何每天辛苦來抄，不買回去呢？他只好老實表示他沒錢買書。當時的主人為禮遇讀書人，就將史記13本送給他，並寫了「物得其主」四個字給他。

後來楊士芳成了舉人，尚未求得進士時，林氏請楊為他題對聯，楊士芳於是感慨萬千的寫下：「對酒當如年少日，愛書不減布衣時」。意思說，雖然他現在已有功名，但仍是當初那個苦學的愛書人。

科舉制度形成於隋唐以後，成為國家晋用人才的最主要途徑﹔明代確立以四書為考試範圍，以八股制藝取士，直到清朝末年才廢除。

在清代任何人必須先通過縣級的考試，才有資格參加省級的鄉試，進而到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北京，參加會試、殿試成為進士。

縣級考試稱為童試，須經過縣試、府試（台南）、院試（台南）3場。三試成績優良者，就可成為府州縣學之生員，也就是所謂的秀才。宜蘭設治之初，沒有獨立的考場，縣試的考試地點在淡水廳（今新竹市），來回要13天左右，到台南考試來回要26天，因而有能力參加者不多。經地方官員及仕紳爭取後，才在道光19年（1839），將縣試、府試併歸於噶瑪廳辦理開考事宜，主考官為地方首長，也就是噶瑪廳通判或宜蘭縣知縣，就近錄取直接送院試，考棚就設在今宜蘭市文昌宮西側。

道光29年（1849）11月，雲南太和人董正官擔任噶瑪蘭通判，進士出身的他注重人才培育，親自兼任仰山書院的山長（校長），每月兩次課試進度，並期勉學生敦品勵學。據說董通判十分欣賞楊士芳的文采，在縣試時錄取為第一名。依照慣例，地方首長取進的第一名就是保障名額，所以楊士芳在咸豐3年（1853）28歲時考中秀才。

咸豐3年8月14日，董正官為了緝捕以梅洲圍（宜蘭市梅洲里）為根據地的吳磋等匪徒，不幸中伏身亡，成為設治以來第一個為公務犧牲的行政首長。楊士芳家中有供奉董正官的牌位，以示不忘提拔之恩。

楊士芳中秀才後，為懷念母親，畫了一個母親在織布、旁邊有一個小孩在讀書的畫像，請他的老師陳瑞林題詩，陳瑞林是當時很有名的私塾老師，他的許多門生故舊都求得了功名，偏偏就他自己不得意。陳瑞林題詩：「孤燈課讀苦寒心，望兒修身為萬民，勤儉堂中慈母訓，他年富貴莫忘貧」。

鄉試是省級的考試，每三年舉行一次，清代台灣人要遠渡重洋，到福州參加考試。楊士芳在咸豐5年（1855）第一次參加鄉試，沒考上。同治元年（1862）楊士芳第二次參加鄉試，高中第168名舉人。鄉試沒有保障名額，一旦中舉，可說是鯉躍龍門，身價百倍。清制舉人的待遇準照八品官員，約當宜蘭縣衙門的一級主管，如縣儒學訓導（約當現在的縣政府教育局長）。

會試是中央級的考試，每三年一次，在鄉試的隔年舉行，集各省舉人會考於京師貢院。同治7年（1868）楊士芳赴北京參加會試，高中三甲第118名進士，是宜蘭第一位，也是唯一的進士。進士的待遇準照七品官員，約當為宜蘭縣知縣。

清代有功名才能成為仕紳，享受高於一般人的榮典和待遇，雖然也可以經由貢舉或納捐取得功名，但是經由科舉考試才是受人尊敬的「正途」。

科舉是傳統教育中最受重視的部份，甚而以此來代表一地一時的文化成就。沈葆禎曾說「淡蘭文風冠全台」，指的是楊士芳這類宜蘭子弟在科舉上的傑出表現。

清代任官的「避籍制度」，使得宜蘭的政治精英無緣貢獻鄉梓；但是一旦退官回歸故里，則因身分顯要，動見觀瞻，扮演地方事務的主倡者。

「土紳」加上「劣豪」成為形容地方惡勢力的成語，事出有因，地區性的事務，事實上是官治所不及或不願及，官方希望地方儘可能的「自治」，地方領袖由官方所任命，有功名的「鄉紳」自然是最佳人選，所以開蘭舉人黃纘緖、開蘭進士楊士芳、曾任最高階（甘肅河州知州）李望洋舉人，都居住在宜蘭城，成為本地最活耀的仕紳。

楊氏中仕之後，雖蒙欽點為即用知縣，分發浙江，未幾因父喪在家守制，從此未曾出仕任官，長居宜蘭，貢獻鄉土。同治8年（1869）倡建孔子廟，同治13年（1874）請建延平郡王鄭成功專祠於台南，由巡台欽差大臣沈葆楨轉奏，奉敕照准。光緒元年（1875）應聘為仰山書院院長，作育英才。乙未割台之後，由於身為宜蘭首席仕紳，受聘為宜蘭廳參事，明治32年（1899）與李望洋等倡募款興建碧霞宮，奉祀岳武穆王，一生行誼值得效法。

倡建碧霞宮、宣講勸善

降乩扶鸞是清朝末年傳入台灣，盛行於各地，據說本縣為台灣鸞堂重要的發源地，日治時期最早傳入以入鸞扶乩來戒煙的也是宜蘭，然後傳布全台。

頭城的喚醒堂、宜蘭的新民堂和碧霞宮，在台灣鸞堂歷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碧霞宮是宜蘭唯一一座自日治至民國時期，始終保持文乩的鸞堂，有完善的鸞生組織，以及多項古禮規範。

碧霞宮於明治32年（1899）由楊士芳、李望洋等倡建鸞堂，並取名為碧霞宮，奉祀岳武穆王，是當時唯一奉祀岳飛的寺廟。

光緒乙末年（1895），台灣割讓給日本，地方不寧靖，因而楊士芳等地方仕紳共同組織「勸善局」，設在碧霞宮內，以維護宜蘭境內安寧。「勸善局」在地方平靖後轉型為「宣講部」，由望重一時的地方仕紳，專司宣講聖諭，教化人心。

倡建孔廟

宜蘭孔廟創建於同治8年（1868）11月，光緒元年明倫堂竣工。光緒2年（1876）進士楊士芳、舉人李望洋、仕紳黃鏘等人捐修大成殿、東西二廡、崇聖祠，至光緒4年（1878）落成。

宜蘭舊孔廟，座北朝南、格局完整，其中以「全台最美大成殿」聞名。整體而言，高聳秀麗的大成殿，不僅為孔廟建築群中的標的，亦成為當時噶瑪蘭城的重要地標。

倡建台南延平郡王祠

同治13年（1874），楊士芳領銜向欽差沈葆楨建議建立台南延平郡王祠，以奉祀鄭成功，因為當時不少的台灣人，仍對鄭氏心存感念。對清廷而言，明鄭是前朝餘孽，關於鄭氏的言論，稍有不甚，可能招來殺身之禍。但楊士芳認為清廷若要鞏固台灣，必須對鄭氏有所表揚，藉以收攏台灣人心。

因而楊士芳趁欽差大臣沈葆禎來台巡閱的機會，聯名請沈代為上奏，沈葆禛不僅同意代奏，清廷也准如所請。沈葆禛並親撰一聯：「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來表彰鄭成功的氣節和開闢台灣的功德。

楊士芳的文章造詣，時稱「八閩第一好手」，八股制藝的起承轉合4段，他有獨到的見解，認為「作文如畫虎」，首段如畫虎頭，凶猛出眾；二、三段要如老虎的身體，文字力求斑斕，遣詞覓句、抑揚頓挫均須格外著力；末段則須像虎尾，充滿力道，這才能寫出一篇好作文。

傳統文人，尤其是得到功名之後，即使不當官，靠著賣字畫的潤筆費，就夠他們過優遊林泉了。

楊士芳人很瘦，但字很胖，有一點顏魯公的味道，他寫字從不草率，規規矩矩，幾乎不寫草書。羅大春曾作一對聯送陳輝煌：「將軍多德行，虎帳重儒風」，就是請楊士芳寫的。冬瓜山趙公明廟，有一個董正官送的匾：「英風遐播」，聽說那就是楊士芳代筆的。羅東環鎮公路旁的勸世堂，有楊士芳所題「帝幸在茲」匾額。

楊士芳56歲時第五個女兒名楊紅棗，人稱五姑娘，楊士芳74歲時她嫁給富商李及西的兒子李啟綸，楊士芳十分鍾愛這個五姑娘，每日寫字並落款，準備將來送給她當嫁粧，並對她說，將來丈夫能不能靠都沒關係，能靠多久是多久，但給她的無論是一首詩或一對聯，可以讓她養老、救急的，將來一定要賣一錢黃金，其中有一對：「不做官也行，免去候門折腰禮(本寫「苦」後改為「禮」)，未發財更好，省得子弟敗家名」，真是發人深省！

楊士芳的習慣是一早起來還未漱口就先提起毛筆，趁頭腦清醒，沒有牽掛，寫出來的字才會好，否則「書如其人」，讓壞情緒影響了便不好。他曾留下如此的名句：「詩成擲筆仰天笑，酒酣拔劍斫地歌」，豪情可見一般！而另一對送給一名戲子的聯子：「詩成天改容，舞罷海變色」，這都是宜蘭縣少見的佳作。

楊士芳中進士後，在同治13年（1874）重修擺厘宅邸，正身及護龍形成由二個「ㄇ」字套疊而成的三合院，明間凹壽前設有拜亭，外埕豎立旗杆座一對，埕前有半月池，整座宅地並為刺竹所環繞以資防禦。屋項高低錯落，變化有序，在配置上具有獨特性，格局寬闊，在宜蘭地區實屬少見而難得。

光緒11年（1885），楊進士因年老體弱、不堪路途，而於宜蘭城內今聖後街另築住宅，即今稱「進士第」所在。在格局上，位於城內之進士第雖不若擺厘鄉間故宅之寬闊，但在雕刻及裝飾上卻較故宅繁複而多樣。

一個農夫之子，因緣造化，從28歲考中秀才起，一路過關斬將，在43歲高中進士，正是「名登兩榜開蘭僅見」，直到78歲去世的35年之間，他是宜蘭的首席仕紳。在世人眼中，楊士芳集富貴壽考於一身，但他晚年的詩作卻說「只願融融過此生」，這是因為他的晚年，無論家事或國事都讓他煩心不已。

家庭生活上，楊士芳的配偶都早他而逝。元配戴氏同治4年（1865）即去世。次年娶吳氏，於同治11年（1872）去世，復娶曾氏，於光緒17年（1891）過世。他曾賦詩，留下「人皆一婦樂團圓，我娶三妻復失歡」的感嘆。

楊士芳有承耀、承漢、承汝3個兒子，不算少嗣。但是次子承漢、三子承汝都比楊士芳早逝，他曾經感嘆：「千金易得，一子難求」。

最嚴重的是山河易色，光緒20年（1894）中日甲午一役，清朝戰敗，割讓台灣，楊士芳時年已70。日本領台之初，依照國際法規定，給予台灣人2年時間的國籍選擇，很多台灣的上層階級紛紛內渡到中國。楊士芳對於去留十分徬徨，乃扶鸞而得到「宣揚忠孝，感化人心，勸人向善為要，不必回鄉」的諭示，因而留在宜蘭，是當時台灣唯一沒有內渡大陸的進士。

聖後街進士第門前原有「橫行木」，是兩隻木製的拒馬，官員要來，或楊士芳要出門時，就把橫行木放在聖后街管制交通，大家就只能在一旁看熱鬧，甚至要迴避。日治後，他就撤除拒馬，以求韜光養晦，但他身為宜蘭的頭號仕紳，在改朝換代之際，實在難有迴避的空間。日人來到宜蘭後，為了安撫民心，立即聘楊士芳為顧問性質的宜蘭廳參事。

明治36年（1903）一整年聖後街進士第充滿了哀戚之氣，5月長媳蔡氏守過世，8月三子承汝過世，12月12日楊士芳也因為哀傷過度而壽終於進士第，享年78歲，葬於宜蘭四圍堡大坡山後烘爐地。

在眾多宜蘭父老口中，楊士芳是個有傳奇色彩的準神話人物。他生長於農民之家，論財力與背景，本來只可能承繼父業，默默以終，因為參與科舉考試，經歷「十年寒窗」而榜上有名，已經算快了，資質稍差者，可能終生不第。在這長期準備科考的過程中，需要的不僅是應考者的努力，其家族也必須有足夠的財力作為後援，但楊士芳因緣造化，加上自身的努力，28歲考上秀才後，在14年之間連過鄉試、會試兩關，成為宜蘭第一個，也是唯一的進士，雖然己經42歲了，以清代的進士而言，仍然算是「少年」得志，這一點是很特殊的。

同治7年（1868）起，楊士芳作為宜蘭的首席仕紳，動見觀瞻，他也認真地參與各項地方事務，而且身為進士，他所要參與的公共事務，不只是宜蘭而已，當時全台的進士也不過二十餘人，這是他之所以有資格倡建台南延平郡王祠的背景。特別的是，他請求表彰清朝的敵人鄭成功，堪稱瞻識和眼光都過人一等。而清朝也因為內外情勢使然，必須改變過去消極的治台政策，因而准如所請。從這個角度來看，楊士芳並非只會鑽研古書的腐儒，他世事洞明，選擇最恰當的時機，提出了對朝廷和台灣人都有利的建言，成就了這一段佳話。

楊士芳在改隸時去留之間，曾經十分猶豫，但最後決定留在故土。因為當時他已經70歲了，來日無多，回到大陸又無可依恃。但是留下來，意謂著認同、接受異族統治，平民百姓也許仍然可以過著「帝力與我何哉」的日子，但他身為首席仕紳，卻無迴避空間。更何況新統治者對他也算是執禮甚恭，立刻委以「參事」之銜，名義上是「以備諮詢」，實際上，不無就近看管的意味。他也的確曾寫下：「盛事居然勝古朝，正是太平新氣象」這類稱讚日本殖民政府的詩句。問題是，他可以不當參事嗎？他可以不寫這些吹捧的詩嗎？

除了新統治者的壓力外，留在台灣的楊士芳還要面對遺老的非議。改朝換代之際，最易看到世態的炎涼，當時一班倡建台灣民主國、誓言與台土共存亡的仕紳，在日人來了之後，紛紛逃回大陸，其中邱逢甲寫下：「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的名言，讀來雖然有錐心瀝血的感慨，不過，隔海賦詩，用白紙黑字來證明自己的耿耿孤忠，比留在台灣當「貳臣」要輕巧多了！

楊士芳的晚年，無論國事家事，都有著比常人更加難堪的處境，他於是把全副的心力投注在社會教化上。先是日治後，在改隸兵荒馬亂之際，出任救民局局長，擔任官方與民間的溝通管道；碧霞宮的倡建，勸善局的創設，更是他心血的寄託，尤其是到各地的宣講活動，他幾乎無役不與，場場親臨主講。

雖然最近有研究者從若干史料中發現，碧霞宮曾經接受日本統治者的捐贈，以此推論，宜蘭仕紳對於新統治者「欲拒還迎」的曖昧狀況，但筆者認為這還是同樣問題，除非楊士芳不想在宜蘭安居，除非碧霞宮不蓋，否則以當時的狀況，新統治者的「善意」，有那個廟宇敢拒絕？

去除掉關於楊士芳的傳說、神話所形成的光環，還原他在歷史上的真實面貌，縱觀楊士芳一生的行誼，仍不失為宜蘭人的表率！

楊士芳年表（如檔案下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