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台湾‧宜蘭‧淇武蘭遺跡～海路の交わるところ～』2019年度国際交流展図録

日本宮崎縣立西都原考古博物館編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助理研究員游貞華譯

日本列島的中世(附註一)是一個貿易興隆的時代，不僅有國與國之間的官方貿易，民間的商人也很活躍，大量的香料、生絲、砂糖、銅錢、陶瓷器被裝上船舶，經過海路運輸到這裡。博多擁有靠近東亞各國、位於九州北部的地理優勢，在整個中世都是國際貿易港，九州各式各樣的貨品尤其以博多進口佔大多數，只是在不同的時期，主要的貿易推手與航道路線也各不相同。

1. 明朝的海禁政策與琉球的朝貢貿易

14世紀中葉，中國大陸的元朝政權動盪不安，各地反抗軍蜂起。同一時期的日本也處於南北朝的混亂期，於是以九州北部沿岸的漁民為中心形成了武裝團體，搶掠朝鮮半島以及中國大陸的沿岸地區（前期倭寇）。在元朝的反抗軍當中，朱元璋異軍突起於1368年建國，國號為明，將蒙古勢力往北方逼退。明朝為了恢復以漢民族為主體的傳統國際秩序，國家間的貿易只容許冊封體制形式的貿易形態。明朝在1371年發佈禁海令，除了朝貢以外嚴禁私自貿易與出海，導致中國商人的活動大受影響。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沖繩本島出現了三山（山北國、中山國、山南國）時代，而且中山國王在1372年接受中國冊封，也因此開啟三山時代的朝貢貿易。

從14世紀後期到15世紀前期流入沖繩本島與久米島的陶瓷器數量逐漸增多，推估這應該與三山時代的貿易活動有關。此時的陶瓷器整體有幾個共同特徵，例如青瓷碗與白瓷碗的口緣部皆朝外翻，碗體內外沒有圖案只有在碗底內面有印章圖案（印花文）。這些青瓷碗來自於龍泉窯（浙江省），白瓷碗來自閩清窯、南平茶洋窯（福建省）。從目前出土的分布傾向來看，白瓷碗在博多較為少見，主要多分布在九州東岸，因此可能是透過從琉球經九州東岸連接到瀨戶內海的航線運送而來（柴田2017）。

2. 明日（明朝－日本間）貿易與南海路的興隆

1392年室町幕府的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成功地統一了南北朝，同時他也在明朝的要求下開始鎮壓倭寇。1401年派遣遣明使的契機下受冊封為「日本國王」，並從1404年起展開朝貢貿易，一直到1410年為止，幕府為唯一可從事航運活動的船東，其所裝載的貨品可能在運抵京都之後繼續流通。

後來的第四代將軍足利義持禁止貿易，直到1433年才重啟。從此以後貿易活動除了幕府將軍外，寺廟神社、守護大名（武士）也加入貿易的行列，流通的路線變得更為多元，這種由遣明使船進行貿易的方式在當時是日本與明朝之間唯一合法的貿易管道，但是在1454年，明朝限制船隻只能3艘、人員300名，而且每十年才能前往中國一次。

日本所派遣的遣明使船被限制只能停靠寧波（浙江省），航線基本上從瀨戶內海出發，經博多、五島列島前往寧波。但在1467年發生應仁之亂以後瀨戶內海變得難以通行，從大阪的商港堺經過四國南方、南九州的南海路(附註二)因此顯得更為重要。受到戰亂影響來自琉球的船隻中斷之後，堺地區的商人們也利用這條渡航到琉球。

在此之前，中國產的瓷器以青瓷為主，後來逐漸減少，轉為以白瓷與青花瓷（染付）為主體。尤其是景德鎮窯（江西省）所生產的青花瓷碗盤，進口量在十十六世紀迎向高峰，在日本列島各地被大量使用。在都城盆地西北部、霧島山麓附近的切畑第三遺址所出土的一對青花瓷梅瓶為十五世紀後半時期景德鎮窯燒製出來的珍品（栗山 2017）。

1523年因為明日貿易主導權的爭議，日本大名細川氏和大內氏的貿易船引發的紛爭（寧波之亂）成為日本與明朝之間的外交問題，也暫時中斷了兩國貿易，到了1536年貿易重啟，明日貿易的主導權被大內氏掌控，直至1551年大內氏滅亡，明日貿易宣告終了。

3. 貿易的多樣化以及華南三彩、東南亞產的陶器

寧波之亂導致海禁更趨嚴格，在此契機下中國商人在中國大陸南部沿海地區的地下貿易以及海盜活動日益猖獗（後期倭寇），繞行非洲大陸來到印度洋的葡萄牙人在向東方拓展商業活動範圍的同時，亦與倭寇合作。

在近世(附註三)的編纂書籍《日向記》中描述了1543年日向國各地有十七艘異國船隻到來，由此可見中國（倭寇）與葡萄牙船隻的往來頻繁。到了十六世紀後半，明朝政府越來越難繼續維持海禁政策，於是在1567年開放了漳州月港（福建省）通商，讓中國商人可以合法從事貿易活動，儘管如此，卻依然禁止中國商船航行到日本。

西班牙開發了繞行了美洲大陸的太平洋航線後，1571年佔據了呂宋島（菲律賓）的馬尼拉，跨足加入了東亞的貿易活動，這類由葡萄牙、西班牙船隻所進行的商業活動被稱為南蠻貿易。另一方面，從1510～20年代，琉球的朝貢貿易規模逐漸萎縮，與東南亞各國的國家貿易也在1570年劃下句點。

這個時期除了中國產的青花瓷、白瓷外，日本也出現了泰國、越南產的陶瓷器以及推斷屬中國大陸南方出產的華南三彩、黑釉陶瓷、褐釉陶瓷，此外，也出現很多模仿景德鎮窯產品、由漳州窯（福建省）燒製的粗製青花瓷。

在日本列島的出土文物中罕見華南三彩的鶴形水注，除了在琉球與大友氏的據點豐後府內出土一定數量之外，日向國內有兩例（中之城遺址與本城原遺址、木村2012），這些陶瓷製品透過中國、葡萄牙、西班牙的船隻，以及博多港、堺港與琉球交易的商船等各種橋樑被帶到日本來。

4. 朱印船貿易與越南的陶器

十六世紀末，統一日本建立政權的豐臣秀吉一方面為了禁絕海盜行為，一方面要掌握個別的貿易活動，對前往海外的船隻以發給朱印狀（出國許可證）進行管制，這套管理系統後來也被江戶幕府傳承下來。

1635年日本政府在開始禁止日本人出國、回國以前，貿易的活動一直由朱印船負責，由於明朝政府放寬海禁政策後依然維持與日本之間的貿易禁令，因此朱印船的航行目的地以東南亞各地為主。

在朱印船的母港長崎以及派遣朱印船的商人據點堺港一帶，出土了許多越南中部所生產的燒締陶器長身壺，推測這應與朱印船貿易有關，但是同類的壺在延岡城內的遺址中也有出土。

如前所示，日本在1635年禁止百姓出國，1639年禁止葡萄牙人靠港，在這之後只有荷蘭人、中國商人獲得允許在長崎從事貿易活動。

5.薩摩藩的琉球口貿易及清朝的瓷器

十六世紀末，明朝國內發生政爭再加上女真族於1616年建國之後金國（1636年改稱清國）的威脅日益加大，中國各地反叛軍四起，反叛軍也迫使明朝政府在1644走上滅亡之路。

儘管明朝滅亡，但是明朝遺臣在華南地區(之後更以台灣為據點)反抗清朝，因此清國在1656年發佈了海禁令，1661年下達遷界令（強迫沿海居民遷移到內陸），封鎖了抵抗勢力的經濟來源。受到清政府命令的影響，當時全球的瓷器產地權威－景德鎮窯以及漳州窯的瓷器很可能也暫時無法出口。

琉球在清朝時期持續接受冊封，繼續朝貢貿易的活動，但是1609年薩摩藩進攻琉球，將琉球納入其統治版圖。在長崎、江戶、大阪等地出現許多18～19世紀景德鎮窯與德化窯（福建省）所生產的清朝瓷器，推估這與在長崎從事貿易的中國商人有關。

在薩摩藩的版圖內經常可見南九州出土的清朝瓷器，其中也有許多1682年琉球啟用之壺屋燒生產的荒燒（燒締陶器）與上燒（上釉陶器），兩者分布趨勢相同，推測被運送到南九州的清朝瓷器當中，可能也包含了薩摩藩在琉球口貿易中的產品。

附註一。medieval Japan，一般定義為1192～1573年之間。

附註二。以商港堺為中心的日明貿易、琉球貿易的航道，連結首都－四國南方－南九州的航道。

附註三。一般指安土桃山時代與江戸時代期間，也就是1568年到1867年之間的時期。

• 木村幾多郎　2012　「大分県旧（大友）府内城下町出土の華南三彩陶」『貿易陶磁研究』No.32、日本貿易陶磁研究会
• 栗山葉子　2017　「切畑第３遺跡の青花磁器瓶について」『貿易陶磁研究』No.37、日 本貿易陶磁研究会
• 佐々木綱洋　2009『都城唐人町　海に開く南九州‐16〜17世紀日中交流の一断面』 みやざき文庫60、鉱脈社
• 柴田圭子　2017　「消費地遺跡からみた元末明初中国陶瓷の受容と流通」『貿易陶磁 研究』No.37、日本貿易陶磁研究会
• 米澤英昭　2009　「16世紀南九州の港津役人と島津氏」『宮崎県地域史研究』第23号、 宮崎県地域史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