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啟政  2003年10月

自有歷史記載以來，每當漢民族與其他民族相遇時，都能以強大的文化力量，融合其他民族的文化、藝術、風俗、習慣等，從而創造出世界上最重要的文明之一。這種文化的融合，同樣發生在蘭陽平原。當漢民族進入了噶瑪蘭族生活的蘭陽平原時，噶瑪蘭族或者與漢民族同化，或者雖然保留了他們的文化，卻不得不避居到偏遠或貧瘠的區域。

西元1768年，漢人林漢生試圖進入蘭陽平原拓墾，受到噶瑪蘭族的抵抗，無功而返。西元1796年，吳沙帶領漢人首次進入蘭陽平原的邊緣，現今的石城、大里簡一帶開發，並於1797年取得清朝的拓墾執照，開始了漢人在蘭陽平原開發的濫觴，時當嘉慶2年。

西元1810年，即嘉慶15年，清朝將蘭陽平原納入版圖後，才開始有關噶瑪蘭人的紀錄。當時的蘭陽平原可能是噶瑪蘭族主要的分布區域，早期對於他們的了解，主要來自於漢民族的觀察及紀錄，但有關此民族科學化的調查及分析，則是到西元1896年，伊能嘉矩到蘭陽平原之後才開始。

由於噶瑪蘭族與漢民族同化，研究此民族的史料不易取得，因此對於此民族的文化，一直都覆蓋著模糊的面紗。過去對於噶瑪蘭的了解，多是由當地耆老口說言傳及文獻記載而來。基礎資料的欠缺確實是研究噶瑪蘭族所面臨的問題。

文獻及考古是認識及研究歷史不可或缺的材料，史料欠缺與文化隔閡都加深了研究噶瑪蘭族工作的困難。考古遺址的發掘，則有助於這些觀察及紀錄的不足。淇武蘭遺址的出土，讓我們有機會深入了解噶瑪蘭族與漢民族接觸之前的生活、風俗、信仰、藝術等文化，並可以藉此推測噶瑪蘭人的興衰更替，及與其他民族的文化融合。探索噶瑪蘭族群的文化，是淇武蘭遺址發掘的一個重要功能。

淇武蘭遺址的挖掘，是許多田野工作者辛勤付出的成果，對於了解噶瑪蘭民族的文化生活而言，是值得期待的。但是在挖掘的初始，由於關係到當地人民的生活，而有一段陣痛期。難能可貴的是，從遺址中文物的挖掘到規劃成遺址公園，當地居民由反對到諒解，都對文物的出土、保存及後續的研究，有相當大的幫助。

柯靈烏（R. G. Collinwood）說：「歷史並不是指認知什麼事件跟隨什麼事件而發生，而是指深入別人的腦袋，穿透他們的雙眼，注視他們所處的情境……。」透過淇武蘭遺址的出土文物，我們希望學者能帶領著我們，穿透噶瑪蘭族人的雙眼，注視著這塊曾經滋養過他們，而今則與我們一起航向未來的—蘭陽平原。